平均實際工資水平也隨之普遍提高。在英國，保留至今的數據顯示手工藝者的日工資在1820年前後開始持續提高，就在人均產出起飛後不久。在美國，工資水平在19世紀30年代後期開始起飛。生產率提升的其他國家也都出現了實際工資水平的提高，本書第二章還將對此進行量化分析。工資水平的起飛是在20世紀30年代由出生於波蘭的德國經濟史學家於爾根·庫欽斯基（Jürgen Kuczynski）發現的，他是位馬克思主義者，在經濟轉型中看到的隻有“勞動條件的惡化”與“日益加重的苦難”。然而他所找到的數據即使經過他本人的修正，也表明他所研究的所有國家（美國、英國、法國和德意誌）的實際工資水平到19世紀中期都進入了起飛階段。
這些國家逐一產生帶動作用。隨著四個領頭國家的人均產出和工資水平加速提升，發展群體中的其他國家僅僅通過保持與領先國家的貿易、加速利用差距帶來的機會，就能提高自身的增長速度，簡單地說，就像尾隨巨鯨的魚群一樣，借助領航者的水流前進。
現代經濟學曆史上這兩位伽利略式的人物（庫欽斯基和羅斯托）首先發現的起飛現象準確無誤地指出西方國家的超常發展始於19世紀。曆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當然會追問，出現這一前所未有的現象的根源何在？經濟學家通常是首先求助於傳統的經濟學理論。
許多傳統派別的學者認為，原因是在19世紀的農場和工廠中資本存量（廠房設備）急劇增加。但是，資本形成難以解釋（哪怕是部分解釋）美國的人均產出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的增加。事實上，隻有1/7的產出增長歸功於資本和土地投入的增加。18世紀的資本增加可能足以解釋生產率在當時斷斷續續的、有限的提高，但19世紀的資本積累雖然加快，卻不足以推動生產率和工資的巨大增長。由於收益遞減，僅靠資本的持續增加根本不能支持人均產出和實際工資水平的持續提高。
由於這一困難，其他一些傳統派經濟學家認為答案在於規模經濟：隨著勞動力分工的多樣化和資本的積累，人均產出（和資本平均產出）將提高。可是，美國和英國在1820~1913年的生產率的增幅接近之前的3倍，很難歸結為勞動力和資本擴張所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而且假如這種擴張能在當時創造奇跡，那麼17世紀40年代到18世紀90年代為什麼沒出現類似的增長？為什麼實際上沒產生任何效果？此外，如果規模經濟能如此顯著地提升生產率和工資水平，為何沒能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產生類似的影響，反而是這些國家的過剩人口移民到南北美洲去尋求更好的經濟發展機遇？進入20世紀後，這些已經起飛的經濟體要獲得新的規模經濟效應必然更困難，支持新的規模經濟的勞動力增長和相應的資本增長減速了，但人均產出和工資水平卻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段依然保持增長，直到20世紀70年代早期。（盡管經曆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但生產率在1925~1950年增長極快，在1950~1975年又再次增長。）
其他傳統派經濟學家認為，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段，各國內部和國家之間的貿易持續擴張，人們擺脫了自給自足的狀態，新的運河與鐵路把各個市場聯係起來，這才是增長的源泉。市場的擴大當然增加了經濟知識（生產什麼與如何生產），對起飛國家和其他國家都是如此。但我們已討論過，既然從中世紀的威尼斯和布魯基到18世紀的格拉斯哥和倫敦，所有的商業文明和貿易都未能促進人均產出和工資水平的顯著提升，那就很難相信19世紀的國內外貿易擴張能那樣迅猛地提升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而且，即使國內外貿易對某些起飛國家的確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它們卻很難支撐產出和工資的看似無限的持續增長。全球化進程一旦全部完成，對外貿易作為增長的發動機就會失效。
雖然在人類社會似乎沒有什麼是絕對可靠的，但我們有理由認為，隻有經濟知識（有關生產什麼和如何生產的知識）的增加才足以支撐起飛國家的整體生產率和實際工資水平的急劇提升。正如戴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所言，“起主導作用的是才智，而非節欲”，我們還可以補充說是才智而非貿易促進增長。
隨著時代的進步，強調知識增長以及假定知識總是在增長的現代主義觀點逐漸壓倒了強調資本、規模經濟和國內外貿易的傳統觀點。不過，這些知識來自哪裏？究竟是哪些人的才智在發揮作用？
尋找經濟知識的源泉
大多數在羅斯托之後研究起飛現象的曆史學家，從哲學層麵都不懷疑人的頭腦能產生新觀念和新知識能產生作用的可能性。進一步說，如果對社會有重要影響的未來知識不是預先注定、不可避免的，那麼社會的未來也具有不確定性。正如卡爾·波普爾在1957年的著作中所述，不確定的未來是無法預測的。那本書的主題是反對曆史決定論——其含義是未來是由曆史條件預先注定的。
然而，即使這些不讚成曆史決定論的曆史學家，他們的經濟觀（包括對19世紀的經濟和起飛經濟的看法）也是基於18世紀的概念，即斯密、馬爾薩斯和大衛·李嘉圖所傳承的理論。在那種古典學說中，“市場經濟”總是處於均衡狀態，處於均衡狀態的經濟包含所有可能用於市場運轉的知識，如果世界上發現了一些新知識，市場經濟會立刻將其投入應用。按照這種觀點，一個國家經濟內部不存在發現空間，不存在我們所說的自主創新、增進本土經濟知識的餘地，因為整個經濟已經包容了所有可能的知識。一個國家隻有轉向經濟體係之外的國內外的政府機構（立法機構或王室）或私人性質的非營利組織，從它們的創意和發現中尋求新的經濟知識。由此得出的結論是，19世紀出現的生產率和工資水平的持續增長是某些新的外部因素（而非經濟生活內部的力量）在發揮作用。
這種經濟史觀在最後一代德國曆史學派經濟學家的著作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他們認為，一個國家的所有物質進步都由科技力量推動：來自經濟活動之外的“科學家和航海家”的偉大發現。如果沒有這些神一樣的人物，就不會有任何物質進步或值得驚歎的成就。當時還不滿30歲的傑出的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給這個學派的模型加了一個新元素：需有企業家把新的科技知識可以支持的新工藝和新產品開發出來。熊彼特在1911年首次出版於奧地利的影響深遠的著作中，對曆史學派的經典理論進行了闡述，其基本含義如下：
經濟活動中可知的內容都是已知的，因此在經濟生活內部不可能存在原創性，隻有經濟活動之外的發現才能使新工藝或新產品的開發成為可能。創新的可能性被打開後很快會流傳出來，但創新的真正實現或應用卻需要有足夠意願和能力的企業家完成必要的工作：籌集資本、組織新興企業、開發潛在的新產品。簡而言之，把事情做成。這一過程可能十分艱苦，但是與對舊產品的市場預測一樣，企業家可以預估新產品取得商業成功的概率（實現“創新”的概率）。隻要付出足夠的努力，就不會誤判。一位企業家決定接受某個項目，一位資深銀行家決定支持某個項目，這種決策預先注定是正確的，甚至是不可思議的，盡管事後遇到的厄運可能招致損失，好運會帶來意外之財。
就這樣，熊彼特提出了一種關於創新的理論，基本未偏離古典經濟學。兩位各具特色的大師——熊彼特以他的科學主義、馬克思以他的曆史決定論，深刻地影響了曆史學家和公眾。在整個20世紀，經濟學仍未擺脫古典學說的框架。
但這種理論模式的困境很快顯現。以德國學派的理論為基礎的曆史學家們意識到，到經濟起飛階段，偉大的航海家已沒有新的航路可以發現。曆史學家於是隻能依靠“科學家”，把經濟起飛歸功於科學發現的加速推進，特別是1620~1800年的科技革命，其中包括啟蒙時代（其定義大致為1675~1800年）。當時的某些科技成就的確堪稱不朽傳奇：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年的著作《新工具》（Novo Organum）中建立了新邏輯體係，取代亞裏士多德的幾本邏輯學著作——合稱《工具論》；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在1628年對血液循環的精彩分析；安東·列文虎克（Anton Leeuwenhoek）在1675年對微觀組織的研究；艾薩克·牛頓在1687年出版的力學著作；皮埃爾·西蒙·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Laplace）在1785年前後的數學成果；歐亨尼奧·埃斯佩霍（Eugenio Espejo）在1795年對病原體的研究。那麼來自倫敦、劍橋和其他少數地方的精英科學家得到的這些發現和後續研究是不是導致持續增長的爆炸式經濟起飛的真正動力？
這個猜想會麵臨多方麵的質疑。假設啟蒙時代以及之後的科技發現具有廣泛和深遠的影響，能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將起飛國家的生產率和實際工資水平提高至接近原來的3倍，並且覆蓋大多數產業，而非少數幾個，然而，在此之前的科技發現卻幾乎對生產率沒有產生任何作用，這難免令人費解。首先，新的科技發現隻是對已有的龐大知識存量的補充，牛頓就堅持認為他和其他科學家都“隻是站住巨人的肩上”。其次，新的科技發現在經濟領域未必有太多實際應用，科學家的成就往往隻是很偶然地能帶來新產品和新工藝。還有，大多數創新（例如娛樂、時尚、旅遊等產業中的創新）與科技沒有太多直接關係。創新經常領先於研究，如蒸汽機的發明就先於熱力學的構建。曆史學家喬爾·莫凱爾（Joel Mokyr）注意到，即使在企業家們本來可以利用某些科學成果時，他們通常也衝在科學前麵，依靠預感和實驗向前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