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的科學主義理論把19世紀經濟知識的增長也歸功於科技進步，但如果用另一類型的證據檢驗，也將麵臨同樣的質疑。所有重要的科技新知識幾乎都可以不費代價地從學術刊物上獲得，因此被稱為“公共品”。那麼對不同國家而言，能夠獲得的科技知識基本上是相同的。如果認為科技知識的進步是起飛國家經濟知識大幅增長的主要原因，那就很難解釋所謂的“大分化”現象：各國的經濟知識在1820年還大致相當，但在整個19世紀差距不斷擴大。因此，必須加入若幹特殊因素，才能解釋英國為什麼一度領跑，然後是美國持續領先，然後是比利時和法國的進步，以及德國的後期追趕等現象。從科學主義的觀點很難解釋為何美國能相繼超越法國、比利時，最後取代英國的領先地位，因為當時的美國在科技領域處於落後地位，與其他國家的地理距離也十分遙遠，最不容易接觸新的科技發現。更大的挑戰則是如何解釋荷蘭和意大利的落後，它們的科技很發達，卻長期徘徊在現代社會的大門口。（信奉熊彼特主義的曆史學家可能會想，這兩個國家是否缺乏企業家精神和金融專業知識。但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建立在企業家的激情和金融家的精明之上，他本人是不太可能懷疑缺少這些要素的。）
我們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科技進步不可能是經濟知識在19世紀爆炸式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有的曆史學家把起飛歸功於啟蒙時代出現的應用科學的發明，其中最著名的當然是帶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重大技術突破。在英國包括1762年由理查德·阿克萊特（Richard Arkwright）發明的水力紡紗機，1764年由蘭開夏郡的不起眼的紡織工人詹姆斯·哈格裏夫斯（James Hargreaves）發明的多錠紡織機，1769年由博爾頓·瓦特公司（Boulton & Watt）對蒸汽機的改進，18世紀80年代由科特·傑利科煉鐵廠（Cort & Jellicoe）發明的用生鐵冶煉熟鐵的工藝，1814年由喬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發明的蒸汽機車。在美國，重大技術突破還包括1778年由約翰·菲奇（John Fitch）發明的蒸汽輪船等。不過，曆史學家沒有理由把注意力隻放在這些重大創新上。如果把很多沒有記載的細微進步加起來，它們對產出和工資的貢獻可能遠遠超過上述那些重大發明，是不可忽視的天量創新。我們可以理解，研究工業革命的曆史學家之所以記錄那些重大發明，主要是為了更生動地講述當時連綿不斷的革新浪潮，它們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在英國遍地開花。但我們能否真正把這些發明（實用技術的進步，而不僅是象牙塔中的理論成果）視為科技知識進步的推動力？它們是不是19世紀經濟知識爆炸式增長的原始動力？
對這種猜想的一個反駁是，包括那些重大發明在內，幾乎所有發明家都不是科班出身的學者，有些人甚至根本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瓦特例外，但他不能代表大多數人）。阿克萊特是假發工人出身的企業家，而非科學家或工程師；哈格裏夫斯是蘭開夏郡的織布工人，出身低微，似乎很難跟紡織機的發明家掛鉤；偉大的斯蒂芬森甚至不識字；保羅·約翰遜曾觀察到，大多數發明家都出身貧寒，難以負擔受教育的費用，但隻要有創造性和聰明才智就足夠了：
始於18世紀80年代（當時斯蒂芬森還是個孩子）的工業革命經常被描述為工人階級的苦難歲月，但實際上對那些一文不名卻極具商業頭腦和想象力的人來說，那個時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他們走到曆史前台的速度之快令人驚訝。
毫無疑問，著名發明家身上的這些特征也適用於那些對工藝進行微小改進的、默默無聞的無數小發明家。因此，如果曆史學家指著那些偉大發明說“發明家們就好比裝滿新的科技知識的容器，澆灌了19世紀的經濟沃土”，那實在是犯了可悲的錯誤。此外，科學主義理論無法解釋：科技發明的高潮為什麼會在19世紀早期興起，而不是在之前或者之後？為什麼這一爆發現象僅發生在少數高收入國家，而非其他國家？
有人可能想說，天才的發明家即使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但他們的辛勤工作所產生的創新也的確推動了科技知識的增長。然而，就像發明某種新飲料的酒吧服務員無法進一步進行化學研究一樣，這些發明家其實並不能創造新的科技知識，因為他們缺乏這方麵的專業訓練。隻有當訓練有素的學者成功地弄清楚那些發明的工作原理時，社會的科技知識才會真正增加。好比我們需要內行的音樂學研究者，才能弄清巴赫的清唱曲為何能打動人心。然而，如果某一發明得到後續開發和應用，成為成功的創新，這肯定會帶來社會的經濟知識的增長，甚至連失敗也可以增加社會的經濟知識——告訴我們哪些道路是走不通的。
把技術發明視為經濟知識的源泉，意味著將增長的原因歸結為經濟活動之外的因素，這容易產生誤導。某些偶然的發現的確能產生影響，但隻是因為其發現者正處於恰當的時間和地點。某些因其引發的重大創新而名聲大噪的發明其實不是經濟進步的主要原因，這些進步不是靠經濟體係之外的霹靂偶然誘發，它們需要對市場和顧客的潛在需求有良好的感知。而這些感知都來自創新者在商業生活中積累的經驗。詹姆斯·瓦特可能原本隻想成為一名工程師，是他的合作夥伴馬修·博爾頓（Matthew Boulton）認識到，需要設計出一種用途廣泛的蒸汽機。總之，發明與其背後的好奇心和創造性並不是什麼新東西，而激發、鼓勵和支持人們大規模參與發明的那些社會變革才是曆史上的新事物，才是經濟起飛的深層原因。
重大創新很少能移動經濟的大山。英國紡織業在18世紀的卓越創新帶來了人均產出的巨大增長，但紡織工業在整體經濟中隻占很小一部分，隻能給英國經濟整體的人均產出帶來很有限的增幅。1750~1800年，整個英國的人均產出幾乎沒有增加。借助同樣的推理，經濟史學家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提出了令同行大為震驚的猜想：即使沒有鐵路，美國也能取得同樣迅猛的經濟發展。工業革命的成果主要是一次性事件，而非係統性或程序性的變革，它們不足以解釋英國經濟的壯觀起飛和後來的追趕國家的現象。莫凱爾曾寫道：“經典意義上的工業革命本身不足以啟動持續的經濟增長。”
我們得到的結論是，無論是激動人心的發現之旅，還是偉大的科學發現及其帶動的重大發明，都不可能是西歐和北美的起飛國家在19世紀出現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迅速而持續攀升的原因。經濟知識在19世紀的爆炸式增長一定是某種全新的經濟形態出現的結果：隻要這種經濟機製能維持有效運轉，就可以長期促進自主創新。隻有這樣的經濟組織形態才有助於發揮本土的創造性並完成創新過程，最終將這些國家推入持續而迅猛增長的軌道。如果說存在某種終極“發明”，那就是這種經濟組織形態的出現，它依賴內部蘊含的創造性和直覺來不斷嚐試創新。它們就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批現代經濟，其巨大的經濟活力使它們成為現代史上的奇跡。
物理學研究推斷有暗物質和暗能量存在，但我們並不需要借助生產率的數據變化推斷經濟活力是否存在。在經曆過起飛的各個國家，除了前所未有的持續和顯然可持續的增長以外，還出現了各種深刻的社會變革：勇於爭先的企業家大量出現，最終在數量上超過傳統商人；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工藝和產品的改進並進行新的構思，越來越多的參與者的工作體驗發生急劇變化。從零售業到紡織業，再到流行音樂產業，社會中更多的人在積極參與新事物的構思、創造、評估和試驗，並從經驗中不斷學習。
通過這種途徑，現代經濟給社會帶來了斯密希望看到的那種“勇武精神”：從大眾中脫穎而出並積極迎接挑戰。現代經濟還給具備不同天賦的普通人帶來了一種興盛的生活：熱愛工作、個人成長與自我實現的豐富體驗。即使那些才智平平、僅能勉強得到一份工作的人也能獲得發揮才智的體驗：抓住機遇，解決問題，構思新工藝和新產品。簡單地說，是經濟活力的火花點亮了現代生活。
過去和今天的現代經濟國家所付出的成本與收獲的回報，它們崛起的先決條件和正當性，某些國家如何脫離現代經濟，某些國家的現代經濟如何衰退，這些正是本書要探討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