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曆史敘述中，繁榮的曆史進程從19世紀20年代的英國到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是廣泛出現的自主創新的結果：從國民經濟中原創的本土創意所發展出來的新工藝和新產品。這些領跑國家以某種方式形成了創新活力，即開展自主創新的欲望和能力，我稱之為“現代經濟”，其他國家通過緊跟這些現代經濟的發展而獲益。此觀點不同於阿瑟·斯庇索夫（Arthur Spiethoff）和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經典理論，他們認為是科學家和航海家的發現帶來了創新機會，然後被企業家們競相實現。而我認為現代經濟體不同於老式的商業經濟體，它是陽光下的新事物。
對現代經濟的理解必須從現代觀念開始：原生創意來自人們的創造性，依賴每個人所具有的與眾不同的知識、信息和想象。現代經濟由整個商業人群的新創意推動，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聞，包括策劃者、企業家、金融家、銷售員以及敢於嚐鮮的終端客戶等。這種創造性和與之相伴的不確定性曾經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被早期的現代思想家隱約地觀察到，包括弗蘭克·奈特（Frank Knight）、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弗裏德裏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等人。
本書有很多篇幅是關於創新過程及其帶來的興盛生活的人生體驗。創新給人帶來的好處是良好運轉的現代經濟的一種基本品，包括給人精神激勵、提出待解決的問題、促進新觀察的產生等。我試圖描述在現代經濟中工作和生活所獲得的豐富體驗，在思考這一廣闊圖景時，我興奮地意識到此前還從未有人描述過對現代經濟的感受。
在描述經濟活力的現象時，我認識到無數人的經濟自由是一項核心要素，我們要感謝西方國家的民主製度對這種自由的保護。此外還有各種支持製度，它們是應產業發展需要而產生的。然而，保持經濟的現代性所需的支持不僅僅是對合法權利的肯定和執行，也不僅僅是各種商業和金融製度。我描述的經濟活力並不否認科技進步，但並不把繁榮與科技直接掛鉤。在我的敘述中，態度和信仰才是現代經濟活力的源泉，主要是指保護和激發個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實現的文化，它們促進了一個國家的自主創新。
我認為，當一個國家的經濟基本進入現代化以後，就不隻是生產現有的某些產品和服務，而更多地轉向構思和實踐新創意，試圖創造過去不能生產甚至從未想象到的其他產品和服務。當一個經濟體從現代化階段倒退時（如否定現代社會的製度和規範，被其他勢力束縛或阻止），社會中的創意流就會枯竭。不管一個經濟體的發展是走向現代還是走向傳統，其工作生活的結構都將發生深刻變化。
因此，這裏所描述的西方國家曆史是由一個核心矛盾推動的。這一矛盾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鬥爭（例如，歐洲的私人所有權占比在幾十年前就提高到與美國相當的水平），也不是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鬥爭，而是現代價值觀與傳統價值觀或保守價值觀之間的鬥爭。西方國家從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到啟蒙時代，再到存在主義哲學的漫長文化演變史中，產生了各種新的價值觀，其中就包括提倡創新和探索、促進個人成長的現代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激發了英國和美國現代社會的崛起，在18世紀培育了現代民主製度，19世紀又催生了現代經濟，形成了最早的具有活力的經濟體。這一文化演變也把現代社會帶到了歐洲大陸，社會的現代化催生了民主製度。不過，這些國家中新興的現代經濟帶來了社會動蕩，對傳統勢力構成了威脅。把社區和國家利益置於個人之上、重視保護後進而非鼓勵先進的傳統價值觀在這些國家非常強大，因此總體來說，現代經濟在大多數歐洲國家並未取得太大進展。在現代經濟取得或可能取得深入進展時，往往會被政府機製強行取代（例如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期），或者被管製措施束縛（例如在“二戰”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