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皇商與政商
曆史寬帶
作者：譚洪安
1944年9月7日，適逢孔祥熙65歲壽辰，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的傅斯年，卻很不客氣地在國民參政會上，以參議員身份“炮轟”（傅氏率直敢言，人稱傅大炮）孔祥熙的“四大惡”：
一曰法律規定官吏不能直接經營商業，但孔身為財政部長而辦有祥記公司以及各種商號銀行，難免有以政治權力通融個人生意的嫌疑；二曰孔兼任中央銀行總裁，多用山西同鄉掌握各要害部門，那央行究竟是一個國家的機關，還是私人的結合？三曰孔名下的裕華實業銀行在重慶低價大批買入政府出售的黃金，又以高價賣出，導致黑市金價高漲，美國借給中國支持抗戰用的黃金，也有作私人發財之用的可能；四曰孔以行政院副院長身份，曾秘密開會給中央銀行職員私分市麵上緊缺的“美元儲蓄券”，有對國家大員行賄之嫌。
孔祥熙雖一一答複辯解，但不能服眾，“倒孔”聲浪此起彼伏，最終連蔣介石也保不住他，暗示其辭職了事。兩個多月後，孔不得不將執掌了11年的財政大印交出，自此在民國政壇的地位每況愈下。傅之“批孔”，處處直指其“亦政亦商”的要害，用後來的話說，就是官僚資本坐大，權錢勾結橫行。
孔祥熙出身晉商。從明清以來的曆史上看，山西商人論家鄉物產富庶不如江南（那時的煤炭遠沒有如今值錢），論敢闖敢幹不如閩粵沿海（海商是亦盜亦商，以命換錢），卻能引領風騷數百年，其地理上接近京師，心理上依附集權，生意上善用“政策”，或有很大關係。
明朝初年，山陝商人迅速崛起，就是抓住了朝廷鼓勵納糧支邊的“開中法”，以糧食換鹽引，在受到政府保護的食鹽專賣製度下謀得一席之地。包括陝商、晉商和徽商在內的明清大鹽商，大體可視為那個時代的“官商”，一旦政策改變，或所依靠的政治權力失勢，他們通常也跟著垮台。明末清初，一些在東北及張家口等地做生意的山西商人，為清軍入關作後援，得到新主封賞，賜為“皇商”，出入大內。有清一代，晉商得以主宰中國北方市場，除了勤勉努力、恪守信用等長處外，清廷特準提供了別的商幫可望不可即的機遇。
較近的例子是，庚子之變（1900年）後慈禧西逃途經山西，一路得到富商熱情款待，捐輸銀兩無數，“老佛爺”感動之餘，回京後下旨：今後各省上繳朝廷的稅款及巨額庚子賠款等，均交由山西票商辦理。1906年，山西票號彙兌公款2000多萬兩銀子，達到對公業務的最高峰。另據推算，這一年，全國共有約360家山西票號分號，公私彙款總額在8億兩上下。不能不說，是大清王朝政府信用的強勢注入，促成了晉商最大也是最後的輝煌。
清朝敗亡，傳統晉商失去靠山，又因循守舊，不圖創新，無法適應時勢的變化。但孔祥熙、閻錫山兩大山西“政商”的崛起，可謂另辟蹊徑，接續了晉商與權力相依相生的傳統（其實也是集權專製製度下中國商業的固有傳統）。孔閻二人的功過是非，後人眾說紛紜，但他們在山西、在中國的現代政治和經濟史上留下的特殊印記，誰也無法否認。
（摘自《中國經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