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沒想到的是，接下來周恩來的報告和毛澤東的分析反駁中，都與博古看法相左。毛澤東的意見更得到了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人的支持。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最後肯定了毛澤東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博古的總結報告，重新製定了策略：戰勝川、滇、黔的敵軍並在那裏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會議還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由周恩來、朱德擔任軍事指揮。由此，遵義會議被視為中共曆史上的一次重要轉折，完成了組織重整，毛澤東進入核心領導層。
也有人認為，遵義會議有“逼宮”之嫌，將原本總結湘江戰鬥的主題一下扭轉為追討第五次反“圍剿”錯誤，令年輕的博古措手不及。不過，對於戰爭而言，博古確實是太沒有經驗了，他不懂軍事，所能依賴的隻有李德（據史料，當博古征詢具體戰鬥方案時，無人發言，而提出建議的總是李德）。
24歲的博古也太稚嫩了，與其他幾位相比，他比張聞天小7歲，比周恩來小9歲，比毛澤東小14歲，24年的生涯中還有5年是在莫斯科度過的。黎辛還回憶說：“24歲的博古充滿了孩子氣，陳賡負傷後在上海養傷期間和博古住在一起，他們在樓上看到警察從下邊過，就用報紙包了大便往警察頭上丟，這不跟小孩一樣，哪像黨的領導人呢？”
性格率真，不計私怨
遵義會議後，28歲的秦邦憲降職了。但他並未因此負氣而一走了之，而表現得磊落坦誠。既沒有接受張國燾的拉攏，也沒有和毛澤東計較恩怨，而選擇留下來繼續工作，服從組織領導，其書生率真性格一目了然。
早在博古任總書記不久，江西蘇區發來電報，要求成立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希望選派一名工人出身的幹部就任主席。當時有三位人選，一是工人出身、且在蘇區呼聲最高的項英；另一個是黨的一大代表張國燾；還有一個是博古提名的毛澤東。正值寧都會議前夕，蘇區對毛澤東有諸多意見，但博古卻頂著種種壓力竭力推舉毛澤東出任蘇區主席。他認為毛澤東是紅軍創始人，能打仗，有影響力，這其中顯然不帶絲毫個人色彩，而是出於公心。
對博古這一選擇，毛澤東事後曾對周恩來說：“博古是個很有原則、很有組織觀念的人。”對於博古的這一任命，一年後，毛澤東以另一個主席職位回報了他。1935年10月19日，紅軍結束長征到達陝北吳起。29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任命博古為中華蘇維埃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毛澤東說：“1934年秦邦憲叫我當中華蘇維埃主席，這次我讓他做中華蘇維埃西北辦事處主席，這叫禮尚往來。”
此後，博古先後參加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作為長江局領導成員，參與領導了武漢會戰期間的抗日宣傳。回到延安後，領導創辦了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延安整風時期博古曾被作為批判對象，他兼任的理論性職務和宣傳資源也被迫交出，退出了中共七大政治局，在44名中央委員中，博古、王明排名最後兩位。
兒子秦鐵回憶說：“常常有叔叔阿姨跟我講，你的爸爸是好人，很有學問，為人正直，從來不搞什麼陰謀詭計，光明磊落，能上能下。”
（摘自《東方文化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