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邦憲：詩禮之家的叛逆青年
人物
作者：江水如藍
秦邦憲是秦氏瑞五公的二十二世孫。祖父秦省吾在清朝時曾在陝西為官，父親秦肇煌，宣統時期曾出任浙江溫州審判廳刑事庭庭長，後為浙江勤縣和長興縣統捐局局長。1916年，父親因病賦閑，從此家境日趨沒落，甚至隻能賣掉祖屋，寄居到了族人秦琢如家中。父親過世後，母親朱氏帶著年幼的秦邦憲及其弟妹邦禮、邦範在這裏度過了一段艱難歲月。
家道中落的望族後代往往性格堅韌、勤奮好學，秦邦憲也一樣；但不一樣的是貌似沉靜的秦邦憲骨子裏卻有著與生俱來的叛逆，與這個傳統大家族的門風顯得格格不入，並不安於埋頭讀書而對社會活動表現出獨特的熱衷。1925年秋，秦邦憲入讀上海大學，他選擇了社會學係。這一年，剛剛18歲的他經同學周學熙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第二年，受組織委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莫斯科，博古接受了長達五年的共產主義係統理論教育，與王明、張聞天等同期的同學合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在莫斯科，秦邦憲還收獲了生命中的第一份愛情，與同鄉同歲的無錫女子劉群先結為伉儷。
1930年，24歲的秦邦憲帶著滿腦子革命烏托邦理想回到上海，然而，恰好遇上國民黨對中共的搜捕，擔任團中央書記職務的他，隻好隨著黨組織撤離上海遷往蘇區。
二十四歲，登上頂峰
一天，周恩來、王明一起來到了秦邦憲住處，忽然通知他由他主持黨中央工作。這令年輕的秦邦憲非常意外，因為他隻是一個團中央負責人，此時連中共中央委員都不是。由此創下了中共黨史上兩項不可能被打破的“紀錄”：非中央委員直接“躍升”總書記；24歲擔任政黨最高領袖。
從史實看，這第一領導人的位子並非秦邦憲爭來的，而是“天降”的。正如黎辛（延安時期《解放日報》編輯）回憶的那樣：“他（博古）表示我才24歲，剛從國外回來，有幾年不在國內，不了解中國的國情。我又不懂得打仗，我不合適。但他們說這麼決定了，你就幹吧。”秦邦憲要挑的這副擔子著實有點重，不過24歲的他，幾乎沒有什麼領導政黨的經驗，要應付錯綜複雜的政治局麵，作為一頭初生的政治牛犢實在太“嫩”了。因為年輕，他也常被戲稱為“中共中央的小夥子”。
高中曆史課本，提到中共第五次反“圍剿”時，博古的名字總和王明、李德一起，成為當時“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代表人物。世人皆知，因為他的錯誤，紅軍被迫進行兩萬五千裏長征，進行兩條路線的鬥爭。1942年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將博古、王明劃為一體，稱他們是黨內左傾“教條主義”的典型代表，這令秦家的孩子們一生蒙上陰影。秦邦憲的女兒秦摩亞花了一生時間搜集資料、遍訪故人，希望看清父親的樣子，但令她意外的是，完整認識自己的父親竟然如此艱難。
通常的解釋是：在秦邦憲擔任最高黨內領導的1931年9月到1935年1月期間，由於他對國內局勢缺乏準確的判斷，脫離實際照搬蘇聯教條，盲目聽從共產國際代表李德的指揮，從而做出錯誤決策。1934年1月，在秦邦憲主持下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繼續堅持推行“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遭受重創而被迫放棄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開始了長征。
遵義會議的官方解釋是：為了擺脫尾追和堵截的國民黨軍隊，毛澤東建議中央紅軍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轉而向敵軍力量薄弱的貴州挺進。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了黔北重鎮遵義。1935年1月，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張聞天（洛甫）、周恩來、陳雲、朱德、秦邦憲（博古），候補委員王稼祥、劉少奇等參加了會議。在會上，博古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在報告中他一方麵承認指揮失誤，另一方麵也竭力解釋錯誤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