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有人便堂而皇之地提出了“先治坡，後治窩”的革命高見。實在是虧心呀，我在平穀縣勞動和蹲點期間，身為下放幹部，也不得不向社員們宣傳此種革命高見，盡管我自己很想有個能放得下一張書桌的窩。當時，大約是十一二年前，京郊在使勁宣傳王國福同誌的“長工屋”，組織大家去參觀。我有幸被組織去接受再教育，得知王國福是一位農村基層幹部，他生前全家人始終住在一間低矮陰濕的“長工屋”裏，隻為革命種田，不為自家蓋房。王國福當然是好樣兒的。可是那種大張旗鼓的宣傳，所造成的聲勢及後果，卻是個形而上學的悲劇。你嫌房子擠嗎？三世同堂不舒服嗎？你要申請蓋房嗎？你家裏還想擺一張書桌嗎？那好，幹部隻消一句話就能解決問題：請你學習王國福！
如果這樣便能把衣食住行之中的“住”字勾銷，那可真變成靈丹妙藥啦！應授予特級發明獎。但是，今年不蓋房，明年不蓋房，二三十年不蓋房或少蓋房，自然就積累出了個“住房難”。當今領導要扭轉此種比例失調，也須有很大的魄力和恒心吧。
平心而論，王國福的長工屋曾經感動過我；今天，深圳的新式農舍小洋樓也感動了我！不知道這兩種感情（說確切些是豪情）在同一個腦袋裏是怎樣融合起來的？檢討一下思想根源，我是個“解放戰爭扛過槍，抗美援朝跨過江”的人，親眼見到許多戰友流血犧牲……我敢斷言，這些戰友，一定樂於見到農民們住進小洋樓！
感謝編輯部同誌們的熱情邀請，今年又來廣州，而且到深圳參觀，實在興奮。早就聽過不少有關經濟特區的傳聞。今天親眼看見了這些拔地而起的高層樓群，到處都在加緊施工的繁榮景象，新辟馬路上川流不息的各式汽車和它們揚起的黃土尾巴，以及中外合資工廠、超級市場、著名酒家、賓館別墅、展覽館、畫廊、鄉村俱樂會、水庫度假村……雖屬走馬觀花，心裏卻凝成了兩個字：亮點。是呀，這兒是我們經濟起飛的一個亮點！我毫不懷疑導遊者的預言：深圳，將在短期內建成一座最現代化的城市。
我對同車的粵籍女作家小何說：“假如我會廣東話，又像熟悉北京那樣熟知廣州，就申請到深圳來住10年。”
“為什麼？”
“為了寫一部長篇小說，50萬字，或者150萬字，從這生機勃勃、塵土飛揚的建設寫起，一直寫到她超過廣州、上海和香港！”
“能超過嗎？”
“當然！後來者居上。”
“10年就能超過？”
“那就住20年嘛，或者更久些，你也不一定再搬回羊城了呀！”
旅伴們笑著。我悄悄觀察，小何真有點兒動心了哩。是呀，大文豪曹雪芹隻能描繪封建社會瀕臨崩潰的榮寧二府；尊敬的茅公，他在蜚聲中外的傳世之作《子夜》裏也無法預言今日深圳。“小何，樹個雄心，寫深圳起飛還要靠咱們這些晚輩後生呀！”
聽說，有些早年跑到香港去謀生的人，如今又自動遷回深圳來了。為什麼？因為香港社會不安定，生命財產無保障，加之棲身棚戶區，遠不如這邊的農舍小洋樓好啊！
我突然想起了“安居樂業”這四個字。謝璞也有同感，他說，來穗近一月，沒看見吵架、打架的，也沒聽說誰被扒了錢包。是啊，樂業、安居不可分，妄分先後近愚庸！別忘了小洋樓的辯證法喲。
1982.12於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