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是因為我對住房的事兒特別敏感吧，所以……浮想聯翩。
一戶五口之家的農民，住一幢廣東人稱之為“別墅式樓宇”的房子，麵積約200平方米，造價3萬多元，在深圳特區的附城漁民村大隊已經普及了（占總住戶的90%以上）。我們在深圳市管轄的蛇口區、沙頭角鎮等別的農村，也見到了許多這樣的農舍，據導遊的同誌說，大多是這兩年新建的。
不是火柴盒式的小樓；而是多層次、多陽台、多回廊、多麵采光、玲瓏剔透的小洋樓。不是紅磚清水牆；而是水刷石牆麵，乃至五彩瓷麵磚貼敷的外牆。不是四棱見方的門窗和廊台；而是方、菱、圓、橢圓、寶瓶、盾牌、月洞等美術線條組成的圖案。不是紙糊的窗戶；而是鋼架密封窗、大塊鋼化玻璃、軋花玻璃、彩色窗紗和尼龍布窗簾兒。不是土坯或棗針圍牆；而是水泥花欄院牆和油漆的鐵柵門……這種房屋，在“十裏洋場”的上海灘，被稱為“花園洋房”；在八百年古都的北京城，從前沒見過，現今的“部長樓”也比不上，隻有城東的使館區才新建了百十幢吧。然而，在這裏它是農舍！是漁民、農民們個人所有的，獨門獨院、獨家獨戶居住的農舍！親愛的朋友，這不是吹牛，而是我親眼所見的現實。
這些農民、漁民，是靠走私發了橫財嗎？不是。全靠勞動致富。我在深圳新園招待所巧遇梁信同誌，他剛到大山溝裏去作過詳細調查，說那些山民一不過境，二不出海，全憑雙手勞動，在專業承包的形式下，種植糧菜水果，養殖豬牛雞鵝，“萬元戶”比比皆是。我也詢問了附城漁民村大隊的收入情況，1981年人均分配為2530元。建一幢小洋樓，社員戶交現金1萬元，那兩萬餘元則由大隊統籌支付。可見，社員富，集體更富。
同行的謝璞同誌，在長沙雖然有“三室一廳”的單元住房，對農民的小洋樓也驚羨不已。我說：“你這個省文聯副主席，住房可不如社員呀！”他笑了：“豈隻住房不如……”於是，他又追問我家的房子了。真是“哪把壺不開單提那把壺”呀！說來慚愧。我這四口之家，一間14平方米的無瓦泥頂平房，外加小廚房一個，自然隻能彼此埋怨幾句了。其實就是發發牢騷吧。大女兒23，她的床頂上常漏雨，所以她的牢騷話兒便是：“咱這房，大雨大漏，小雨小漏，外邊晴天，屋裏還漏！”二女兒21，當工人，所以常常挖苦我，說：“作家，就是坐在家裏寫文章嘛。可你連個書桌也沒有！我們鉗工還有個鉗工案子哩！”妻子今年40多歲，她的牢騷又不相同：“咱們家呀，唉，老的不老，小的不小，擠在一屋，唉……”至於我這個一家之長嘛，覺悟比她們稍高一點兒，就公開向電影廠和雜誌編輯部的朋友們聲明：“有房就是娘。誰給我提供一間鬥室，隻要能放下一床一桌一凳，我就為誰寫字。”於是乎敝人便溜了，在北起黑龍江、南迄廣東的遼闊大地上，處處為家，五年多了，四個春節不回京，曰之“躲年”。
富有同情心的謝璞聽了，頗感不平，說：“作家隻要求一張書桌，這是最起碼的工作條件嘛……”
我還是樂觀的，告訴他一條親身經驗：“桌子的多少與文章的多少，既不成正比，也不成反比，而是關係不大。”
牢騷發到此為止。順便申明一點，我並非買不起書桌，我買得起兩張，或者十張，隻因為這書桌既不能放在床上，也不能放在床下，所以還是暫時把錢存入銀行好。今後一定要買的！買個“一頭沉”，不，買個“兩頭沉”的大寫字台，還要買幾個書架……
我曾在京郊平穀縣下放勞動鍛煉和長期蹲點，一氣兒整十年，上上下下熟透了。平穀的農民，在京郊15個區縣裏是最講究蓋房的，沒過門的新媳婦兒除了“相親”之外，還要“相家”，其實就是看房，男方如不事先蓋好一至三間新瓦房，那媳婦兒雙淚一流便要退定（金）的。平穀縣的姑奶奶（15歲以上大小姑娘的統稱）有句口頭禪：一嫁軍，二嫁幹，就是不嫁莊稼漢。然而，莊稼漢也有一張王牌--蓋個“四破五”的新瓦房。何謂“四破五”？四梁八柱的四間瓦房“破”（隔）成五小間。北京人論房子，不講平方米，而是論間數，一間，大約14平方米。誰家的兒郎擁有“四破五”，那競選能力就很強了，姑奶奶們準能愛上他，甚至由他挑。因此，作父母的莊稼人，為了給兒子娶個媳婦兒，誰也逃不脫蓋房的勞累和責任，通常情形是“緊三年，備三年，欠三年”，才能完成一棟“四破五”。這緊，自然是全家緊縮吃穿；備，是準備磚瓦木料、沙石白灰，以及請客送禮，求幹部批給“宅基地”；欠嘛，則是還債，錢債、糧債、蓋房幫工的勞務債（社員戶蓋房是互相幫工、換工，不支工錢，卻要管飯，吃肉喝酒，所以新房的煙囪冒煙之後，主人是要逐年還債的）。有些“多子多福”的父母，竟然要從大胖兒子呱呱落地的當年就開始“緊、備、欠”了，如果有三四位“犬子”，哈哈，作父母的隻能鞠躬盡瘁，至死方休。可見，衣、食、住、行，這個“住”字也頗惱人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