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順治五年（1647年），端陽節過後，75歲的秦良玉在一次檢閱過白杆兵後，剛剛邁下桃花馬，便“身傾，遂歿”，無可奈何花落去，結束了她戰功赫赫的傳奇人生。
史載，當時四川久經戰亂，百姓十室九空，川東地方（石柱除外）僅剩數萬人，新建立的清朝廷最終不得不從湖廣大規模移民。而在秦良玉的保護下，石柱成為當時渝東人民遠離兵燹之苦的唯一樂土，附近豐都、忠縣、梁平、萬州等地民眾紛紛進入石柱避難，至清初戰亂初步結束，石柱人口不但沒有減少，還增加了近十萬人，與整個川東地區所剩人數形成天然對比。一代文豪郭沫若因此曾賦詩稱讚秦良玉是“石柱擎天一女豪”。
根據重慶有關部門對秦良玉所遺留下來的衣物等遺物測定，其身高約1米86左右。
後人寫過無數歌頌這位傳奇女傑的詩篇，而歌頌秦良玉最讓人感動的詩篇，當出自清末女英雄秋瑾。二人同為巾幗女兒身，英雄相惜，自然別有一番真味在詩中：其一：古今爭傳女狀頭，誰說紅顏不封侯。馬家婦共沈家女，曾有威名振九州。
其二：執掌乾坤女土司，將軍才調絕塵姿。花刀帕首桃花馬，不愧名稱娘子師。
其三：莫重男兒薄女兒，平台詩句賜娥媚。吾驕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曾有此。
“三代帝師”祁雋藻：一樹蔥蘢入夢來
翻閱著定價不菲、印製精美的《祁雋藻書法精典》，美的享受充溢心間。經典作品總是能穿越時空，不僅在當時領風氣之先，成時代之圭臬，而且能布澤於世，浸潤身後的所有歲月。
如果說中華五千年文化積澱是一片一望無際的森林，那麼，祁雋藻則是這片茂林修竹中枝葉參天的大樹。
頭頂浩瀚天空，撐起一樹綠蔭。
好大的一棵樹，奇特的一個人。
祁雋藻是誰？他有哪些卓爾不凡之處？盡管祁雋藻產生巨大影響的那個時代離我們並不太久遠，但大多數人似乎對其很陌生。這無疑是中華文化的一個命題，對之的破解將會使更多的人能更了解我們所擁有的足以自豪的深厚文化，從而更加增進我們對生於斯長於斯的文化沃土的深情。
祁雋藻，生於1793年，卒於1866年，字叔穎、淳甫，後改為實甫；號觀齋、息翁，諡文端，山西省壽陽縣平舒村人。他出生在一個三世顯達的望族家庭，幼年隨父親讀書，嘉慶十九年(1814年)考中進士，以後一路做官，為斷升遷，曾任國子監祭酒、戶部右侍郎、兵部尚書、戶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禮部尚書、首席軍機大臣等高官，還兼任過道光皇帝的上書房總師傅、鹹豐皇帝的太子太保銜、同治皇帝的弘德殿授讀，因此有“三代皇王師”之稱。
人臣之高，無如帝師。祁雋藻為三代皇帝講授經史，足可見其才學之高。
作為朝廷重臣，祁雋藻一生忠清亮直，勤政愛民，舉賢薦能，政績卓著。更重要的是，他能時時記得體恤下情，廉潔奉公，兩袖清風，不染纖塵。在當時的京城曾流傳著這樣一句民謠：貪官逛和府，清官訪祁宅。這是對祁雋藻為官40餘年、一生清正廉潔的中肯評價。我們不知當年的“祁相國府”是什麼樣子，但肯定不奢華。僅從壽陽平舒村的祁家舊居遺存來看，與平常百姓家無異，與陽城陳廷敬氣勢恢宏的“皇城相府”更不可同日而語。
壽陽老家，是祁雋藻夢中永遠的青草地。他一生中在壽陽老家住了10年之久，有5年是在壽陽讀書，另5年則是因父母親去世，守孝或養病回壽陽的。宦海生涯中，他回壽陽的時間可占到四分之一。他有足夠的時間和必要，把壽陽老家的“相府”修建得富麗堂皇，這也符合封建官吏仕途得誌衣錦還鄉後的一貫做法，但祁雋藻並沒有這麼做，這一點難能可貴。放眼曆史，有幾人能有如此思想境界？其廉法自律，對後人頗多啟迪。
祁雋藻做官的時代，已經是清帝國走向衰落時期，外國侵略軍不斷進犯，如英國軍隊強占香港；國內起義此起彼伏，如太平天國、小刀會等；各級官員則腐敗無能，清政府陷入了內外交困的境地。他憂國憂民，不斷上書皇上，希望朝廷能夠勤政愛民，減免稅賦，帶領民眾抵禦外國侵略，重振國威。然而，僅憑他個人的才智和道德力量，是很難扭轉社會風氣的。
祁雋藻傳世者，一是其著作《馬首農言》，已被公認為我國農學寶貴遺產。一是3000多首詩作，徐繼佘以詩尊之“相業詩名兩相稱，壽陽端合此歐陽”。三是有“一時之最，人共寶之”之譽的大量書法作品，其書法由小篆入真行，師承二王，出顏柳，參以山穀，深厚遒健，意到筆隨，自成一格，在清代中晚期被譽為“一時之最”。
祁雋藻有不少行楷書刻本流傳於世，在社會上產生了深遠影響。他的真跡被眾多書法愛好者、收藏家巨金購藏。晉祠、太穀三多堂、靈石王家大院、陽泉、平定、聞喜、高平、壽陽等地，都存有祁雋藻寫的碑文；北京八大處、河北、西安、湖南、福建也留有他寫的碑文和牌匾；全國知名的博物館、圖書館存有他寫的中堂、對聯真跡數百件，奏折、詩稿信函百萬餘言，這些墨寶都體現了祁雋藻飄逸曠達的大家風範。
對於書學，祁雋藻亦深有研究，曾與何紹基論書，稱“南北書派本代興”，認為書法的替代是正常的，“典型雖雲有前矩，浩氣獨出無同能”，“妙哉有神不肖貌，特標顏性裹鋒淩”，主張“能言也能賤”，對古人書法的考證、評論，均有獨到的哲理感悟。
生前繁華草頭露，死後風流陌上花。曾經有過祁雋藻這樣的人物，使得我們的古代文化多了幾分厚重感，多了幾分魅力！
曆史上真正最長壽的人是誰？
人們普遍認為彭祖是曆史上最長壽的人，《國語》和《史記》上都有記載傳說他活了八百年。
彭祖是上古五帝中顓頊的玄孫。他經曆了堯舜、夏商諸朝，到殷商末紂王時，已七百六十七歲，相傳他活了八百多歲，是世上最懂養生之道、活得最長的人。他的養生之道被後人整理成為一部《彭祖經》傳世。
其實這是個認識誤區，曆史上真正最長壽的人並非彭祖。之所以產生這個認識誤區，皆因我國遠古時對年的計算沒有統一的標準。彭祖生於四川彭山，長於彭山，晚年終老於彭山。在彭山一帶的鄉間至今流行一種“小甲子”計年方式，即六十天為一年。筆者考證，從孔子墓出土竹簡上記錄發現，古代紀年確有以60年為1歲的說法。按此換算為現今的計年標準，彭祖隻活了一百三十多歲。史學家還認為，所謂彭祖年長八百，實際上是大彭國存在的年限。
曆史上留有文字記述的年壽最高者，當數清代的李慶遠，活了257歲。
李慶遠是位傳奇人物，他生於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卒於民國24年（1935年），終年257歲。因為他對中醫中藥、尤其對養生術的研究和實踐，都有不凡的造詣和成就，在200多歲的高齡時，其言行舉止仍如同壯年，所以被人們譽為“神仙”。
李慶遠原籍雲南省，又名李青雲，90多歲到四川開縣定居，一生娶過24任妻子，膝下子孫滿堂。
民國十六年（1927），李青雲應四川軍閥楊森的邀請去萬縣傳授養身之道。楊森對李敬若上賓，為李特製全身新衣，請照相館照相放大陳列在櫥窗裏，標明“開縣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肖相，民國十六年春三月攝於萬州”。一時之間省內各報競相作為奇聞報道，轟動全川。因李講不出養身奧秘，不久即送返開縣。民國二十年（1931）《萬州日報》九月十五日又載：“開縣二百七十三歲老人李青雲，已於前晚由陳家場到萬，住李家花園。老人係應王師長之邀到萬的……”
在李慶遠250歲那年，他的同鄉、四川省開縣籍的劉成勳先生專程對他進行了專題采訪。李慶遠興致勃勃，引經據內典，對養生術作了長篇宏論，既談個人的養生實踐，又論古今養生有道與無道的經驗與教訓，被劉成勳先生詳細記錄下來，整理成為《自述》一文，留存後世，至今仍為養生名著。
劉成勳的采訪回憶文章發表在1986年第六期《氣功》雜誌上，同時刊登的還有壽星李慶遠口述的“長生不老決”約1000多字。北京的一些報紙曾以“地球上最長壽的人”為題予以報道，但當時卻被《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懷疑和否認，後來經多方考證，才得到證實。
在《自述》一文中，李慶遠認為：人的壽命有長有短，這是由元氣所主宰的。元氣，又稱原氣，稟受於先天而賴後天榮養而滋生。它發源於腎，藏於丹田，借三焦(上、中、下焦)達全身，推動五髒六腑等一切器官組織的活動，為生化動力的源泉。
他形象地把愛護與不愛護元氣，比作蠟燭存放的位置。若是把點燃的蠟燭置於罩籠內，則燃燒的時間長；若置風雨中，則時間必短或即熄滅。養生之道，亦是如此。
李慶遠非常欣賞老子之言：“毋勞汝形，毋搖汝精，毋使汝思慮縈縈。寡思路以養神，寡嗜欲以養精，寡言語以養氣。”他說，此中妙旨，往往被不善養生之庸人所忽視。他還十分欣賞清代學者陸隴其的一段話：“足柴足米，無憂無慮，早完官糧，不驚不辱，不欠人債而起利，不入典當之門庭，隻消清茶淡飯，便可益壽延年。”李慶遠稱：“此真養生之妙訣，益壽之良箴也。得此可以長生，不必采靈藥、煉金丹也”
他根據古人的養生理論，特別強調善養生者必以慈、儉、和、靜四字為根本。
李慶遠在講到自己的養生經驗時說：“食不過飽。過飽則腸胃必傷；眠不得過久，過久則精氣耗散。餘生二百多年，從未食過量之食，亦不作過久之酣眠。”“饑寒痛癢，父母不能代，衰老病死，妻子不能替。隻有自愛自全之道，才是養生的準則和關鍵。”
他還講到生活細節的注意事項。他提出，凡細小之事，人們往往容易急躁，如此必然傷身。他告誡人們：寒暖不慎，步行過疾，酒色淫樂，皆傷身，損傷至極，即可亡身。所以，按著先人的養生術，行不疾行，目不久視，耳不極聽，坐不至疲，臥不至吸；要先寒而衣，先熱而解，先饑而食，先渴而飲，食欲數而少，不欲頓而多；要無喜怒哀樂之係其心，無富貴榮辱之動其念。此乃長壽之道也。
風華絕代的民國第一奇女子
冠蓋群芳、風華絕代的呂碧城，堪稱民國第一奇女子，其一生頗為傳奇：身為紅粉，而有巾幗女豪之譽，一生傷懷國是，關懷民瘼，痛恨黑暗，同情弱小，又倡導佛學菩提，力主護生。她不僅是“近三百年來最後一位女詞人”、詩人，政論家、社會活動家、資本家，還是中國第一位女性撰稿人，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女編輯，中國第一位動物保護主義者，中國女權運動的首倡者、中國女子教育的先驅者……時人寫詩讚曰：“絳帷獨擁人爭羨，到處鹹推呂碧城。”
鳳毛麟角之才女
呂碧城，一名蘭清，字遁夫，號明因、寶蓮居士。安徽旌德縣人，生於清光緒九年（1883年）。父親呂鳳岐乃光緒三年丁醜科進士及第，曾任國史館協修、玉牒纂修、山西學政等。家有藏書三萬卷，詩書自可育人。書香之家的熏陶，使呂碧城聰穎而早慧：“自幼即有才藻名，工詩文，善丹青，能治印，並嫻音律，詞尤著名於世，每有詞作問世，遠近爭相傳誦。”
呂碧城不僅是大才女，而且是個不折不扣的美女。從時人贈她的“天然眉目含英氣，到處湖山養性靈”以及“冰雪聰明芙蓉色”等詩句裏，我們也可看出她的美貌來。今傳有其照片多幀，著裝為歐式衣裙、胸繡孔雀翎、頭戴翠羽，風姿綽約，娟秀嫵媚，美麗可人。現代著名女作家蘇雪林曾譽其為“美豔有如仙子”。
呂碧城12歲時，詩詞書畫的造詣就已很高了。這一年她寫下了這樣的一首詞：“綠蟻浮春，玉龍回雪，誰識隱娘微旨？夜雨談兵，春風說劍，衝天美人虹起。把無限時恨，都消樽裏。君未知？是天生粉荊脂聶，試淩波微步寒生易水。浸把木蘭花，談認作等閑紅紫。遼海功名，恨不到青閨兒女，剩一腔毫興，寫入丹青閑寄。”
當有人告訴當時的“詩論大家”樊增祥(和呂碧城父親是同年進士，曾任兩江總督)，這是一個12歲少女的作品時，他驚訝得半天說不出話來，斷不敢相信“夜雨談兵，春風說劍”，如此蕩氣回腸的詞章竟出自一個小女孩兒之手！樊增祥後來曾編輯出版呂碧城詩詞，極為喜歡呂碧城的一首《浪淘沙》： “寒意透雲幬，寶篆煙浮。夜深聽雨小紅樓。姹紫嫣紅零落否？人替花愁。臨遠怕凝眸，草膩波柔。隔簾咫尺是西洲。來日送春兼送別，花替人愁。” 並在這首詞旁批曰：“漱玉（李清照曾著有《漱玉詞》）猶當避席，斷腸集（宋代著名才女朱淑真詞集名）勿論矣。”
呂碧城著有《信芳集》、《曉珠集》、《雪繪詞》、《香光小錄》等十幾本詩詞集，其代表作被近代詞學理論家龍榆生收入《近三百年名家詞選》，稱之為“近三百年來最後一位女詞人”、“鳳毛麟角之才女”。呂碧城的詩詞文風唯美、超越、冷豔，以超越時俗的激情與識見融入豐饒瑰麗的意象，以一支飽含時代風雲、歐風美雨之生花妙筆，寫盡了鮮活的風光事物，如：火山、雪湖、冰河、鐵塔、網橋、電纜、飛艇、木棉、旭日、海濤、日落、自由女神，乃至膠鞋、雨衣、冰淇淋……使詞這一文學樣式走出舊日兒女私情、風花雪月、傷春哀怨、身世感懷、閨閣情絲等局限，從而開創了波瀾壯闊、奇妙多姿的新境界。
評論家陶傑說，呂碧城的詞“並非首首閨秀纖巧，而是烙印了時代的烽煙。手筆婉約，別見雄奇，敏感玲瓏，卻又暗蓄孤憤。”柳亞子認為，百餘年來，呂碧城“足以擔當女詩人而無愧”。呂碧城不僅是近代卓越的女詞人，而且於詩文創作亦同樣才筆縱橫，卓葷不群，造甚深。詩人易實甫曾稱讚道：“其所為詩文“見解之高，才筆之豔，皆非尋常操觚家所有也。”
《大公報》主筆
呂碧城9歲時便與同邑一汪姓鄉紳之子訂婚。13歲那年，她的家庭發生了重大變故，父親病逝，因無子嗣，全部家產被惡意族人霸占，並唆使匪徒將母親嚴氏強行幽禁。小小的呂碧城挑起重擔，給父親的朋友和學生寫信，四處求人告援，其中包括時任江寧布政使、兩江總督的樊增祥。一時間各種壓力紛紛來到安徽的各級政府，官員們不敢怠慢，囚禁多時的母親得以脫險。但碧城“夫家”卻起了戒心：她小小年紀就有如此能量，這樣的媳婦日後過了門恐怕難以管教，於是提出退婚。呂家自此劫難後門祚衰微，孤兒寡母，勢單力薄。那時女子定婚身不由己，而被退婚則當做奇恥大辱。這段痛苦的經曆，在幼小的碧城心裏留下了刻骨銘心的烙印，成為她終生難以撫平的創傷，自此萌發了對封建製度的無比痛恨。
連遭失夫與女兒被退婚的雙重打擊後，生活無著落，呂碧城的母親便帶著4個尚未成年的女兒，投奔在塘塘沽任鹽課司大使（鹽場總管，八品官，不是鹽運使）的舅父嚴鳳笙，開始她們寄人籬下的生活。1903年春，戊戌變法深入人心，維新思想狂飆突進，因不滿閨中燈影小樓、書藝墨魂、粉黛絲竹的生活，一心想逃脫藩籬，20歲的呂碧城有意到天津“探訪女學”。外甥女要入新學，遭到腦筋陳舊的舅父的嚴詞罵阻，說女孩家應在家中“恪守婦道”，引起呂碧城的極大激憤，她第二天便逃出了家門，踏上去往天津的火車。她身無分文，就連行裝也沒來得及收拾。舉目無親的呂碧城在火車上遇上一位好心人--天津佛照旅館的老板娘，當她了解到呂碧城的情況後，便將她帶到自己的家中住了下來。由於呂碧城沒有經濟來源，生活一時陷入困境，便四處轉悠。她無意中得知了舅父署中秘書方君的夫人住在天津濱江道的《大公報》社，就給她寫了一封信，述說自己的經曆和來津的種種情況，情真意切地尋求援助。
也許是命運的眷顧，呂碧城時來運轉。這封信恰巧被《大公報》總經理兼總編輯英斂之看到了，他同情呂碧城的遭遇，也為她信中的文采所傾倒，連連稱許。英斂之，名華，號安蹇齋主，立憲黨人，傾向維新，才華橫溢，他於1902年在天津創辦了《大公報》。惜才愛才的英斂之親自前往方夫人的家中探訪，相見之下對呂碧城的膽識甚為讚賞，並當即決定邀請她擔任《大公報》見習編輯，讓她搬到報館居住。呂碧城因禍得福，到天津“新學”沒有上成，卻自此成為我國新聞史上第一個女編輯，並開始走上她獨立自主的人生之路。
才女呂碧城到《大公報》僅僅數月，所發表的格律嚴謹、文采斐然的詩詞就頗受前輩們的讚許。她又連續撰寫鼓吹女子解放和宣揚女子教育的文章，如《論提倡女學之宗旨》、《敬告中國女同胞》、《興女權貴有堅忍之誌》等，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她在詩詞和文章中流露的剛直率真的性情以及橫刀立馬的氣概，深為時人尤其是新女性所傾慕。呂碧城也因此在京津地區嶄露頭角，聲譽鵲起，成為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
1908年，光緒與慈禧先後亡故，一大批人為之惶惶不安，似乎慈禧一死，天就要塌了，國家失去了主心骨，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卻有人填了一闋《百字令》：“排雲深處，寫嬋娟一幅，翠衣輕羽，禁得興亡千古恨劍樣英英眉。屏蔽邊疆，京垓金弊，纖纖手輸去，遊魂地下，羞逢漢雉唐鵝。”
這首詞和一幅題詠慈禧的漫畫像，都登在了《大公報》上。作品痛斥慈禧，說她把大清朝的江山搞得一塌糊塗，將邊疆的大量領土，國庫中的大把銀錢送給了外國，她到陰曹地府，見到漢朝的呂後、唐朝的武則天，一定羞愧難言。這使清政府十分惱火，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這首引起轟動的詞和畫的作者，就是當時隻有25歲的年輕女子呂碧城。
1904年至1908年，呂碧城成為《大公報》的主筆，她的錦繡文章頻頻麵世。她的兩個姐姐呂惠如、呂美蓀和她一樣，均以詩文聞名於世，號稱“淮南三呂，天下知名”。《大公報》編輯出版了《呂氏姊妹詩詞集》，並發表評論，稱她們是“碩果晨星”式的人物。
社交場上的明星
其時，各種聚會上常常會出現呂碧城的麗影芳蹤。一時成為京津地區的一道奇特景觀，人們對這個有思想的美女加才女刮目相看。當時各界名流紛紛追捧呂碧城，如著名詩人樊增祥、易實甫，袁世凱之子袁寒雲、李鴻章之子李經羲等，正如內廷秘史繆珊如有詩讚說：“飛將詞壇冠眾英，天生宿慧啟文明。絳帷獨擁人爭羨，到處鹹推呂碧城。”用呂碧城自己的話說：“由是京津聞名來訪者踵相接，與督署諸幕僚詩詞唱和無虛日。”
當時追求呂碧城的人很多，據說呂碧城的眼光也非常高，隻看上了梁啟超與汪精衛，但她又嫌梁啟超年紀太大（比呂碧城大9歲），汪精衛年紀太小（與呂碧城同歲）。另外，根據近代天主教史學家方豪先生考證，《大公報》主編英斂之，十分愛慕呂碧城，甚至引起了英夫人的誤會。史學家梁元生先生也在英氏日記中發現了英斂之寫給呂碧城的詞，“稽首慈雲，洗心法水，乞發慈悲一聲。秋水伊人，春風香草，悱惻風情慣寫，但無限悃款意，總托詩篇瀉。”確實情意綿綿，流露著一片深情。
呂碧城是這樣與友人說起她的情感感悟的：生平可稱心的男人不多，梁啟超早有家室，汪精衛太年輕，汪榮寶人不錯，也已結婚，張謇曾給我介紹過諸宗元，諸詩寫得不錯，但年屆不惑，須眉皆白，也太不般配。我的目的不在錢多少和門第如何，而在於文學上的地位，因此難得合適的伴侶，東不成、西不就，有失機緣。幸而手頭略有積蓄，不愁衣食，隻有於文學自娛了。
倡導女權的教育家
呂碧城還與“鑒湖女俠”秋瑾交情莫逆，提倡女權，曾與秋瑾同榻而眠，所論多國運民脈之事。“流俗待看除舊弊，深閨有願作新民。”是她們的共同心聲。有趣的是，秋瑾因仰慕呂碧城，也號“碧城”，不少呂碧城的作品被誤認為出自秋瑾之手，於是秋瑾“慨然取消其號”。不久，呂碧城又為秋瑾創辦之《中國女報》撰寫發刊詞。秋瑾被害，呂十分痛心，夜不能寐，設法與人將其遺體偷出掩埋，又於靈前祭奠之。呂碧城又用英文寫了《革命女俠秋瑾傳》，發表在美國紐約、芝加哥等地的報紙上，引起頗大反響。她曾與“鑒湖女俠”秋瑾同榻而眠，呼籲革命，是發動女權運動的先驅者。
做《大公報》主筆期間，呂碧城借助這一輿論陣地，積極為她的興女權、倡導婦女解放等主張發表了大量詩文。作為婦女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她認為，要想實現女性的真正獨立，必須“啟發民智”，極大提高女性人群的思想文化素質。因此，興辦新式女學成為她實踐自己理想的奮鬥目標。於是，呂碧城發表了多篇言論，宣揚興辦女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她把興辦女學提到關係國家興亡的高度，以此衝擊積澱千年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陳腐觀念。女學運動的興起，恰恰證明了社會上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欲使平等自由，得與男子同趨於文明教化之途，同習有用之學，同具強毅之氣。”她認為，“辦女學、開女智、興女權才是國家自強之道的根本”。
為了幫助呂碧城興辦女學，《大公報》總經理兼總編輯英斂之介紹她與社會名流嚴複、嚴範蓀、傅增湘等相識，以求支持。《天演論》譯者、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嚴複當時執教於天津水師學堂，並任該校總教習、總辦（校長），與英斂之過從甚密，曾為其手書《大公報》報名。他也早聞呂碧城大名，對她十分賞識，讚之曰：“此女實是高雅率真，明達可愛，外間謠諑，皆因此女過於孤高，不放一人於眼裏之故。故我看甚是柔婉服善，說話間除自己剖析之外，亦不肯言人短處。”嚴複隨後不僅收她為女弟子，悉心教授邏輯學原理，師生互致詩詞唱和，還向總督袁世凱鼎力推薦呂碧城，說她是興辦女學的最佳人選。於是袁世凱欣然同意，讓她協助戊戌科進士、直隸提學使傅增湘籌辦女學。在天津道尹唐紹儀等官吏的撥款讚助下，女學籌辦進展順利。1904年10月3日《大公報》刊登了“倡辦人呂碧城”發布的《天津女學堂創辦簡章》，同年11月17日北洋女子公學正式成立並開學，呂碧城出任總教習（教務長），傅增湘為監督（校長）。兩年後添設師範科，更名為北洋女子師範學堂，時年23歲的呂碧城升任監督（校長）。這樣年輕的女校長，當時全國也是絕無僅有。
這一時期，呂碧城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體現在：中國的女子教育以改造國民素質為本，培養德智體全麵發展的“完全之個人”和“完全之國民”；女子要享有與男子一樣的受教育權利，打破女子教育以識字和家政為主的教育清規，以西方教育為藍本，對女子必須授予全麵的教育；女子教育要大膽任用男教師，以提高女子教育質量；女師的學生，今後不僅做女子學堂的教師，更要做男子的教師；等等。這些教育思想的提出，對當時的教育界是極大的震動，確為當時的女子教育吹進一股清新的風。
在這方校園的淨土上，呂碧城為推廣新式女子教育不遺餘力。她一幹就是七八年，既負責行政又親自任課。把中國的傳統美德與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結合起來，將中國國學與西方的自然科學結合起來，使北洋女子學府成為中國現代女性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她希望她所培養的學生將來也致力於教育和培養下一代，“為一個文明社會的將來盡各自的力量”。許多在此學習的女生後來都成為中國傑出的革命家、教育家、藝術家，如鄧穎超、劉清揚、許廣平、郭隆真、周道如（曾是袁世凱敬重的家庭教師）等，她們都曾親聆過呂碧城授課。在沉寂的中國大地上，呂碧城為女性的整體覺醒播下了一粒粒希望的種子。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呂碧城影響下，呂氏姐妹皆從事女子教育，並成就斐然。大姐呂惠如擔任南京兩江女子師範學校校長，二姐呂美蓀擔任奉天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妹妹呂坤秀在廈門女子師範學校任教員，亦成為著名詩人和教育家。“旌德一門四才女”一說成為當時廣為傳讚的美談，為時人所稱羨。
曆史往往喜歡開玩笑。令呂碧城哭笑不得的是，當年呂碧城因被舅父責罵而出走，及至她創辦女學時，這個舅父嚴鳳笙卻“因事被劾去職”，袁世凱竟指定他協助外甥女呂碧城參與籌備事宜，他無地自容，但隻好“忍氣權從”，但沒過多久就辭職回了塘沽。對此呂碧城調侃地說：“然予之激成資助以迄今者，皆為舅父一罵之功也。”
從總統秘書到皈依佛門
民國成立後，袁世凱竊取辛亥革命的果實，任大總統，呂碧城進入新華宮擔任大總統的公府機要秘書。後袁世凱欲稱帝，籌安會的一批人積極充當袁世凱帝製複辟的吹鼓手。呂碧城不肖袁世凱及其追隨者之所為，毅然辭職，攜母移居上海。呂碧城毅然辭官離京，移居上海。她與外商合辦貿易，僅兩三年間，就積聚起可觀財富。成為富甲一方的女商人，生活極其西化、奢華。
1918年呂碧城前往美國就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文學與美術，兼為上海《時報》特約記者，將她看到的美國之種種情形發回中國，讓中國人與她一起看世界。四年後學成歸國，1926年，呂碧城再度隻身出國，漫遊歐美，此次走的時間更長，達7年之久。她將自己的見聞寫成《歐美漫遊錄》(又名《鴻雪因緣》)，先後連載於北京《順天時報》和上海《半月》雜誌。呂碧城兩度周遊世界，寫了大量描述西方風土人情的詩詞，字字珠璣，膾炙人口，傳誦一時。
1928年，呂碧城參加了世界動物保護委員會，決計創辦中國保護動物會，並在日內瓦斷葷。1929年5月，她接受國際保護動物會的邀請赴維也納參加大會，並盛裝登台作了精彩絕倫的演講，與會代表驚歎不已。在遊曆的過程中，她不管走到哪裏，都特別注重自己的外表和言行，她認為自己在代表中國二萬萬女同胞，她要讓世人領略中國女性的風采。此後，她周遊列國，宣講動物保護的理念，成為這一組織中最出色的宣傳員。
呂碧城終身未婚，後逐漸開始對宗教發生興趣。民國初年，呂碧城在北京見過天台宗高僧諦閑，若有所悟。不過呂碧城真正開始信佛，根據她自己的記敘，是在1929年前後。當時呂碧城旅居英國倫敦，友人孫夫人偶然在街頭“撿得印光法師之傳單，及聶雲台君之佛小冊”，孫夫人對此不屑一顧：“當這時代，誰還要信這東西！”但呂碧城立刻說：“我要！”“遂取而藏之，遵印光法師之教，每晨持誦彌尊聖號十聲，即所謂十念法。此為學佛之始。”呂碧城這一學佛因緣頗為奇特，連她自己也常常感歎：“遇佛法於海外，已屬難事，況此種華文刊品，何得流入英倫，迄今猶以為異。然倘不遇者，恐終身不皈大法，險哉！”
呂碧城信佛後，守五戒，茹素，不再肉食，而且大力宣傳動物保護。1929年，她接受國際保護動物會的邀請，代表中國出席國際保護動物會在維也納召開的會議，大力提倡素食，“護生戒殺”。1930年，呂碧城正式皈依三寶，成為在家居士，法名曼智，其佛教修行實踐，以淨土念佛為主。與太虛、常惺等當時著名僧侶多有往來。
呂碧城的著作有《呂碧城集》、《歐美之光》、《觀無量壽佛經釋論》、《梵海蠡測》等。其中《歐美之光》介紹了歐美各國的佛學會、素食會、動物保護會。呂碧城旅居歐美時間很長，所到之處甚多，因此搜集的資料非常豐富，而且還保留了許多非常珍貴的插圖。
1939年，第二世界大戰爆發，歐洲的硝煙比中國更濃，呂碧城深夜聽到鄰家的鋼琴聲，都好似殺伐之聲。呂碧城由瑞士返回香港，先是住在香港山光道自購的一所房子中，後搬入東蓮覺苑，1943年1月24日在香港九龍孤獨辭世，享年61歲。遺命不留屍骨，火化成灰後將骨灰和麵為丸，投於南中國海。
李義山的那首《碧城》：“碧城十二曲闌幹，犀辟塵埃玉辟寒。閬苑有書多附鶴，女床無樹不棲鸞。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若是曉珠明又定，一生長樹水晶盤。”或許正是呂碧城富於傳奇色彩的一生的寫照。她自己所作的《瓊樓》一詩，則更能體現她對人生的真切感受：“瓊樓秋思入高寒，看盡蒼冥意已闌；棋罷忘言誰勝負，夢餘無跡認悲歡。金輪轉劫知難盡，碧海量愁未覺寬；欲擬騷詞賦天問，萬靈淒側繞吟壇。
李宗吾的《厚黑學》為何被譽為？
民國初年，李宗吾以“獨尊”之筆名，撰寫了轟動-時的《厚黑學》。他在這部中寫道：“古之為英雄豪傑者，不過麵厚心黑而已。”他自稱是發明了“厚黑史觀”的“厚黑教主”，以為“用厚黑史觀去讀二十四史，則成敗興衰，了如指掌；用厚黑史觀去觀察社會，則如牛渚燃犀，百怪畢現”。
“厚黑教主” 李宗吾是曠代文化奇人，他生於1879年，卒於1943年，四川自貢人，原名世全，入學後改名世楷，字宗儒，意在宗法儒教，尊奉孔子。二十五歲思想大變，認為與其宗法孔孟之道，不如宗法自己，故改名為宗吾。早年加入同盟會，長期從事教育工作，係四川大學教授，曆任中學校長、省議員、省教育廳副廳長及督學等職。他為人正直，為官清廉，其職位油水豐厚，而離任時清貧潦倒。李宗吾治學嚴謹，言為心聲，尤擅創新，能發前人所未能發之論，能言腐儒所不能言與不敢言，幾十年間目睹人間冷暖，看透宦海浮沉，憤而寫出《厚黑學》一書，並冠以獨尊之筆名，旨在取“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之意。他被譽為“影響中國文化的十大奇才怪傑”之一，其扛鼎之作《厚黑學》亦被譽為民國第一。
《厚黑學》之所以被譽為民國第一，主要是由於其喊出了振聾發聵的一係列獨到見解。
第一、入木三分地揭穿了古代政治家成功的秘密。
《厚黑學》一書認為中國曆史上所謂的英雄豪傑成功的秘密，無非“麵厚、心黑”。麵厚、心黑第一步是“厚如城牆，黑如煤炭”，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最後要達到“厚而無形，黑而無色”的境界。“才華再高，臉不厚心不黑也難成氣候；相反地，才華加厚黑等於天下無敵！”
作者李宗吾撞笑怒罵，妙語連珠，以人們所熟知的三國時代的曹操、劉備、孫權、司馬懿、諸葛亮，以及楚漢相爭時的劉邦、韓信、範增為例，使讀者得以管中窺豹，於史海中探得真知。
曹操、劉備、孫權皆為三國時期的一代梟雄。在《厚黑學》看來，曹操的特長全在心黑，他殺呂伯奢、殺孔融、殺楊修、殺皇後皇子，並鼓吹“寧叫我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負我”的人生哲學，好雄的嘴臉暴露無遺。劉備的特長全在臉皮厚，他依曹操、依呂布、依劉表、依孫權、依袁紹，東逃西跑，喪盡廉恥。他最善哭，以騙取將士的好感。孫權呢，他和劉備同盟，並且是郎舅之親，忽然奪取荊州，把關羽殺了，心之黑，仿佛曹操，無奈黑不到底，跟著向蜀請和，其黑的程度，就要比曹操稍遜一點。他與曹操比肩稱雄，抗不相下，忽然在曹丞駕下稱臣，臉皮之厚，仿佛劉備，無奈厚不到底，跟著與魏絕交，其厚的程度也比劉備稍遜一點。他雖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備，卻是二者兼備，也不能不算是一個英雄。他們三個人，把各人的本事施展開來，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服你，那時候的天下，就不能不分而為三。
後來曹操、劉備、孫權，相繼死了，司馬氏父子乘時崛起，他算是受了曹劉諸人的薰陶，集厚黑學之大成，他能欺人寡婦孤兒，心之黑與曹操一樣；能夠受巾幗之辱，臉皮之厚，還更甚於劉備。李宗吾在《厚黑學》中說：我讀史見司馬懿受辱巾幗這段事，不禁拍案大叫：“天下歸司馬氏矣！”（李宗吾此語，實在是俏皮得很）
他接著有又說：諸葛武侯，天下奇才，是三代下第一人，遇著司馬懿還是沒有辦法，他下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終不能取得中原尺寸之地，竟至嘔血而死，可見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敵手。
李宗吾還言簡意賅地對《厚黑學》進行了總結：“厚黑學這種學問，法子很簡單，用起來卻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劉邦司馬懿把它學完了，就統一天下；曹操劉備各得一偏，也能稱孤道寡，割據爭雄；韓信、範增，也是各得一偏，不幸生不逢時，偏偏與厚黑兼全的劉邦，並世而生，以致同歸失敗。但是他們在生的時候，憑其一得之長，博取王侯將相，烜赫一時，身死之後，史傳中也占了一席之地，後人談到他們的事跡，大家都津津樂道，可見厚黑學終不負人。”
第二、對於中國幾千年專製製度下虛偽的封建倫理和聖賢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鞭撻。
在《厚黑學》中，李宗吾對於中國幾千年來占統治地位的封建倫理和聖賢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把封建專製統治者給曆史糊上的仁義道德一把撕了個幹幹淨淨，不但如此，還把批判的利劍直指向“堯舜禹湯”等“聖賢”，聲稱聖人乃是厚黑徒的最高境界，是“厚而無形，黑而無色”，進入“無聲無嗅，無形無色”之境界。他指出：“君主箝製人民的行動，聖人箝製人民的思想。”實行文化專製的“聖人”的實質是什麼呢？“聖人也，厚黑也，二而一，一而二也。莊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聖人與大盜的真相，莊子是看清楚了的。”他主張打破箝製人民思想的這種權威，絕不能有絲毫的客氣。
第三、《厚黑學》明確主張思想獨立。
李宗吾說，儒家高談仁義，而“仁”其實與“厚”相近，“義”其實與“黑”相近，他與孔子“兩自的學說，極端相反，永世是衝突的”，中國所以紛亂不已，就是因為孔子家奴以及家奴之家奴的作用。李宗吾寫道：“我主張把孔子降下來，與周秦諸子並列。我與閱者諸君，一齊參加進去，與他們並坐一排，把達爾文諸人歡迎進來，分庭抗禮，發表意見，大家磋商，不許孔子、達爾文高踞於我們之上，我們也不高踞於孔子、達爾文之上。人的思想獨立，才能把真理研究出來。”對於傳統文化遺產，他提出要以古為敵，勇於懷疑；以古為友，相互切磋；以古為徒，大膽批評。
李宗吾發表《厚黑學》是在民國初年，1912年前後，比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要早。我們都知道，在新文化運動開始後，全國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和反思迅速成為了一陣勢不可擋的狂飆，“打倒孔家店”的聲音不絕於耳。在這方麵，李宗吾無疑是先知先覺的先行者。
第四、深刻揭示出了專製製度下的人性之本質。
許多人以為《厚黑學》是專門研究帝王將相發家以及統治天下之奧秘的，其實不然，此書有著更廣闊的視野。李宗吾在書中指出，“厚黑”之術未必為帝王所專習，它是“國粹中的國粹，根本上的根本”。“厚黑”作為文化的“根本”，所見形態千差萬別，實質則皆歸為一。“老子見之，名之曰道德；孔子見之，名之曰仁義；孫子見之，名之為廟算；韓非見之，名之曰法術。”雖然名義紛雜，其基本的原則，其實共通。“厚黑”之術對曆史影響之長久，於文化植根之深入，使得民族心理形成了深深的印痕。《厚黑學》中說，人能循著“厚黑學”研究下去，“就可以窺見人性之真相。自古迄今，社會上有一種公共的黑幕，這種黑幕，隻許彼此心相喻，不許揭穿了，揭穿了，就要受社會的製裁，這也是一種公例。”
第五、直麵當時的政治前景指出其症結所在。
難能可貴的是，對於作者當時所處的民國的政治前景，《厚黑學》中也表示出鮮明的態度：“民主國人民是皇帝，無奈我國四萬萬人，不想當英明的皇帝，大家都以阿鬥自居。”“有阿鬥就有黃皓，諸葛亮千載不一出，且必三顧而後出。黃皓遍地皆是，不請自來。我國之所以瀕於危亡者，正由全國人以阿鬥自居所致。”
有人批評李宗吾的觀點過於偏激。李宗吾回答道：“誠然，唯其偏，才醫得好病。芒硝大黃，薑桂附片，其性至偏，名醫起死回生，所用皆此其藥也。藥中最不偏者，莫如泡參甘草。請問世間的大病，被泡參甘草醫好者有幾？”自孟子而後，“性善說”充塞天下，“把全社會養成一種不癢不痛的大腫病，非得痛痛地打幾針，燒幾艾不可！”
《厚黑學》中的觀點都可謂別樹一幟，在文化史尤其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僭越性。林語堂、梁實秋、柏楊、李敖、南懷瑾、張默生、李石鋒等等學問大家對李宗吾和他的《厚黑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柏楊對李宗吾推崇備至，寫書《厚黑教主傳》，對其高度評價。柏楊在《李宗吾之學》一文中還提到這樣兩個有趣的段子：其一，他（指李宗吾）曰：“大凡行使厚黑之時，表麵上一定要糊一層仁義道德，不能赤裸裸地表現出來。凡是我的學生，一定要懂得這個法子，假如有人問你：‘認識李宗吾否？’你就要板出最莊嚴的麵孔，說道：‘這個人壞極了，他是講厚黑學的，我不認識他。’……” 其二，有一個道貌岸然之官，聞李宗吾先生提倡厚黑學而義憤填膺，寫了本《薄白學》，在成都報上發表，痛斥李宗吾先生狼心狗肺，貽害蒼生。結果，該官因貪汙瀆職，奸淫擾民，被處死刑，其尊頭懸掛少城公園，以觀其薄白學之風行於世。現在一些著名高校在研究生課程裏開辟有“從馬基雅維裏的《君主論》到李宗吾的《厚黑學》”的專論，充分體現了《厚黑學》學術、思想的生命力。
中國近現代最博學的人是誰？
萬裏獨步成絕學，世間再無陳寅恪。陳寅恪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座聳入雲端的高峰，被譽為近現代最博學的人。
1919年，吳宓在哈佛剛剛認識陳寅恪時，就宣稱：“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日本史學權威白鳥庫吉亦稱陳寅恪為中國最博學的人。1938年白鳥庫吉研究中亞史遇到疑難問題，向德、奧知名學者求助，未能解決，柏林大學乃推薦陳寅恪。他向寅恪請教後，才得到滿意解答。前蘇聯考古學家發掘一突厥文碑石，無人能辨識，請教寅恪後，終於得到準確破譯。
陳寅恪生於1890年，祖籍江西修水人，生於湖南長沙。出身名門望族，其祖父陳寶箴，官至湖南巡撫。其父陳三立，號散原，是晚清著名的四公子之一，著名詩人。其長兄是著名畫家陳衡恪（師曾）。陳寅恪夫人唐筲，也出於名門，是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宣告了祖父和父親政治生命的結束。陳寅恪十歲不到，就目睹了一代世家如夢般消失。他到晚年還有詩寫道：“家國舊情迷紙上，興亡遺恨照燈前”。衰敗之痛和興亡之歎，是陳寅恪心中的永遠的憂傷。
陳寅恪是一位怪才，他遊學西方二十三年，“奔走東西洋數萬裏”，足跡所至有日本、德國、美國、法國、瑞士等國，先後就讀於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士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美國哈佛大學等著名學府，但未曾獲得一個學位。因為文憑在他眼裏，不過是一張廢紙而已。
在留學期間，陳寅恪學習並掌握了蒙、藏、滿、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臘等十幾種語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學的工具，陳寅恪國學基礎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見解，多為國內外學人所推重，學問深不可測，獨步成絕學，在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空前絕後。
1925年起，陳寅恪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一道成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當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是非常有名的高級學術機構，不論後來的有誌者如何想重建這樣的機構，實際上誰也沒有重建起來。在“四大導師”這樣的名師麵前，培養了很多了不起的第一流學人。趙萬裏、徐中舒、薑亮夫、劉盼遂等後來的大學者，都是當時國學研究院的高才生。他們在這裏的學習生活非常愉快，師生之間，如沐春風。陳寅恪曾經寫過一副對聯給他的學生，說他們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說國學研究院的學生是南海聖人的再傳弟子，是因為梁啟超的老師是康有為，而康有為有“南海聖人”之稱，既然是梁啟超的學生，不就是南海聖人的再傳弟子嗎？而王國維是溥儀的老師，你們現在也是王先生的學生，豈不就跟溥儀是同學嗎？同學一聽高興得不得了。
最重要的是，陳寅恪講課，從不拾別人牙慧。他曾言：“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隻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因而，陳寅恪上課的教室，總是坐得滿滿的，一半是學生，一半是慕名而來的老師，就連朱自清、馮友蘭、吳宓那樣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聽他上課，人稱他是“教授中的教授”。
陳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崇尚學術自由。和他同為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的王國維因生命困惑而投湖自盡後，陳寅恪親自為王國維撰寫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陳寅恪和王國維一樣，以生命捍衛了思想的奔放與學術的自由。他一生從未寫過一篇媚俗的文章，從未無感而發地去“遵命”寫作。筆者以為，這是中國文人學者最可寶貴的性格。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陳寅恪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是一種極高的榮譽。因為二戰爆發交通斷絕，牛津大學虛位等待陳寅恪多年，才另請他人。
1949年前後，陳寅恪謝絕了一切關於移居海外的勸說，攜全家前往廣東嶺南大學，就是後來的中山大學，從此開始他最後二十年的嶺南生活。陳毅看望。陶鑄照顧。胡喬木、郭沫若、周揚過訪。許多重要人物到了廣州，總是以目睹陳氏風采為榮，一慣狂橫的康生竟然被陳寅恪堵在門外。
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幾乎都在中山大學度過，失明與臏足的痛苦，並沒有消磨掉他噴薄欲出的創作才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兩篇著作，都是在這種情況下完成的。1953年夏，陳寅恪病了一場。他讓曆史係的同學到中大圖書館為他借回了一堆彈詞小說，其中有清代陳端生所作的《再生緣》。助手黃萱便在陳寅恪病中休養的那些日子為他誦讀了這些彈詞小說。於是，他那積蓄已久的生命感受終於找到了一個噴發口。他把生命情感體驗與感慨身世之浩歎，全都傾瀉於陳端生身上，一篇意境氣象萬千、文采光芒四射的《論再生緣》誕生了。有趣的是，這篇氣如長虹、勢若飛瀑的佳作之創作過程，被陳寅恪謙虛地幽默為“聊作無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
柳如是緊隨陳端生步入陳寅恪的曆史之夢中。陳端生長於“承平之世”，柳如是活在動蕩的時代；陳端生是深閨女子，柳如是則為風流放蕩之，“不類閨房兒女”。活在盛世的陳端生憂傷而死，不為世所容的柳如是因理想與人生倚托的消失而亡。陳、柳二人人生有異，但留給曆史的痛感卻相同。陳寅恪為陳、柳而傷，也為自己而傷。從1954年至1964年，足足十年時間，陳寅恪在跡近湮沒的曆史廢墟之中艱難地發掘。《柳如是別傳》全書八十餘萬字，此書猶如一堆需不停地添加燃料才能旺盛燃燒的火，耗盡了這位還有很多願望尚要去實現的老人的心血……
陳寅恪一生學貫中西，倡導以詩文證史，能運用十幾種語言文字從事文史研究，並能以外文資料與中土舊籍相參證，他在曆史學、宗教學、語言學、考據學、文化學及中國古典文學等領域取得了罕見的成就。但使人深為遺憾的是，這位文化巨匠留給後人的著作，與他淵博的知識係統相比實在是太少了。陳寅恪生前，中國學界便一直翹首以待陳寅恪能寫出通論性的中國通史或中國文化史，一時有“天命所歸”之切望，但陳寅恪沒有寫出這種體係性的著述。直到今天，依然有學人認為陳寅恪耗費十餘年時間撰寫《柳如是別傳》是不值得的。
十年動亂期間，陳寅恪遭到殘酷折磨。他曾預作挽夫人唐筲聯：“涕泣對牛衣，冊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令人不忍卒讀。使他最傷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在廣州含恨離開人世。
被學界尊為“中國最後一個大儒”的陳寅恪就這樣成為了絕響，世間很難再擁有這樣的鴻儒通才了。
陶行知：“六字”救了許多人
大教育家陶行知在南京燕子磯寫下的“想一想死不得”警示牌，使無數欲在此輕生的人打消了投江的念頭，挽回了許多生命，這不能不說是中外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跡。這六個字充分體現了語言的力量，更彰顯了文化的張力。
燕子磯位於南京城區東北郊的長江邊上，是幕府山東延之餘脈，有“天下第一磯”之稱。陡峭的山崖兀立江畔，三麵臨江（隻有南麵與江岸毗連），壁立千仞，宛若展翅欲飛的矯燕，故名“燕子磯”。立於磯頂遠眺，視野開闊，長江一瀉千裏，江帆點點。江邊怪石險峻，突入江心，在磯上俯視更見磯下驚濤拍岸、江水洶湧澎湃。巨浪翻滾，漩渦一個挨一個。湍急的江流拍打著赤褐色的懸崖石壁，江風卷起的大浪一波接一波地向磯底的崖石撞去，化作萬千水花，尤為壯觀。
磯，即水邊突出的岩石或石灘。燕子磯與安徽采石磯、湖南嶽陽的城陵磯並稱為長江三大磯。燕子磯十分地勢險要，自古便是重要的長江渡口和軍事重地，更被譽為“萬裏長江第一磯”。這裏曆來是文人墨客臨江抒懷的勝地，劉繼興考證，李白、史可法等名流都曾在此飲酒賦詩，而清初康熙、乾隆二帝下江南時，也都曾泊舟在此。磯頂現有禦碑亭一座，亭中石碑正麵刻著清乾隆帝所書“燕子磯”三個大字；“燕磯夕照”早在明末清初時就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
這樣一個風景美麗的地方，竟然曾經是個著名的“自殺勝地”，曾是一處令人膽寒心碎的“鬼門關”。南京數百年來曾流傳一句俗語：“燕子磯的肉包子，一兩（仰）一個”，意思是說在燕子磯跳崖墜江自殺者多。據資料記載，過去數百年間，燕子磯發生的跳崖自殺悲劇多得無法統計。也許是見得多了，人們漸漸麻木、漠然，習以為常，以至於人的生命像“肉包子”般無足輕重。終於，1927年，有一個人走來了，他平心靜氣但又痛心疾首地說了句：“想一想，死不得。”聲音不大，卻如黃鍾大呂震醒世人，從鬼門關口拉回了許多正在走向死亡的生命。這個人，就是大教育家陶行知。
1927年，陶行知來到南京燕子磯畔的曉莊鄉，創辦曉莊師範學校。一天，他聽到人們談論，燕子磯下又浮起了一具女屍，並且是個學生。他極感不安，立即到學校木工場找來塊木牌，在上麵寫了勸喻輕生者的話：“想一想死不得”。大字下邊還寫了幾行小字：“人生為一大事來，當做一件大事去。你年富力強，有國當救，有民當愛，豈可輕生？死有重於泰山，或有輕於鴻毛，與其投江而死，何如從事鄉村教育為中國三萬萬四千萬同胞努力而死！”陶行知把木牌豎立在燕子磯頭，又委托一位在附近開茶館的朋友多留心，看見有人在磯頭徘徊要趕快上前勸說。此後，不少來到這兒打算自殺的人，看了木牌，聽了勸說，“想一想”後，真覺得“死不得”，終於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氣。
“文革”期間，兩位被打成“臭老九”的知識分子不堪忍受淩辱，一起來到燕子磯，準備終結生命，但陶行知先生的勸誡碑攔阻了他們，他們咬牙堅持活了過來，終於盼到了雲開日出。1980年，時年88歲的複旦大學教授陳子展先生回憶說：“我在南京上大學時得了胃潰瘍。一次我正在讀書，一陣陣劇痛襲來，簡直使我要發瘋了，便無可奈何地來到燕子磯，想跳江了卻一生。我抬頭望去，隻見木牌上寫著‘想一想死不得’，我猛醒，終於打消了輕生的念頭。”
簡單樸實的六個字，居然挽救了許多生命，可謂功莫大焉。閱盡人間風雨的燕子磯如今依然守望著長江，當年陶行知立的木牌因歲月滄桑已不複存在，我們現在見到的是後人複立的石碑，但上麵鐫刻著六個大字“想一想死不得”，依然是陶行知先生的手跡。
杜月笙鮮為人知的四個側麵
提起有“三百年幫會第一人”、“上海皇帝”之稱的杜月笙，人們頭腦中就出現上海灘流氓大亨的形象來。本文著重探討其鮮為人知的四個側麵，使其曆史形象更為豐滿些。
一、重視文化。杜月笙曾這樣回憶童年：“當時一個月學費隻有五角錢，可惜因為家裏實在太窮了，讀到第五個月，先母繳不出學費，隻好停學。”失學兒童的痛苦經曆，讓他永生難忘。他雖是粗人出身，但很看重文化。成名後，他一直在努力提高自身文化修養，門廳高懸對聯“友天下士，讀古人書”，時時鞭策自己。然而畢竟識字少，無法去“讀”，他就重金聘請高明的說書藝人長期為他講《三國》說《水滸》，學習曆史知識和古人處世方式；他勤練書法，簽名寫得相當漂亮；他非常注重儀表文明，不論天氣多熱，他長衫最上麵一顆紐扣也從不解開，並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眾出入杜門。
杜月笙還廣結名流，許多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如章太炎、章士釗、楊度、江一平、鄭毓秀、秦聯奎、陳群、楊雲史、楊千裏等，都是他的尋常座上食客，連同名震天下的大教育家黃炎培也是他的好友。
文化的熏陶，使杜月笙的整個氣質脫胎換骨。著名老報人徐鑄成回憶他年輕時第一次見到杜月笙的情景時說，他原本以為此人定會是青麵獠牙，見了麵才知道原來是位言談舉止都很斯文的瘦削老人。
二、重視教育。杜月笙對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視，嚴格要求他們的學業，嚴禁他們沾染煙賭娼。兒子杜維藩高中時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兩個耳光；女兒杜美如一次外語考試成績不佳，被他用鞭子責打十下。其八子三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養，至今活躍在海外商界，其子杜維善還是一位著名收藏家和古錢幣研究專家。杜月笙還在法租界善鍾路創辦了一所正始中學，親任董事長，聘陳群任校長；並在老家浦東耗資10萬元，建起“浦東杜氏藏書樓”，附設學塾……
三、積極抗日。抗戰開始後，杜月笙參加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任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任。僅月餘時間，杜月笙主持的籌募會就籌集到救國捐款150餘萬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戰。他籌集了大量毛巾、香煙、罐頭食品用以勞軍。八一三抗戰後期，他得知駐守在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團缺乏食品時，僅用了一天時間即向謝團送去了20萬個餅。他主動將杜美路的私宅借給財政部“勸募委員會”作辦公地點，發動與組織上海各界力量認購了救國公債7500萬元，幾占全部發行量的1/6.杜月笙還弄到一些軍中急需的通訊器材、裝甲保險車送給中共將領，並應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的要求，將從荷蘭進口的一千套防毒麵具，贈送給晉北前線的八路軍將士使用。
杜月笙還直接參與了部分軍事行動。八一三抗戰爆發後不久，戴笠奉蔣介石之命與杜月笙合謀，利用幫會組織蘇浙行動委員會。在蘇浙行動委員別動隊的5個支隊中第一、二、三支隊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門生，支隊成員中有不少是因幫會關係而被拉去參加的。上海淪陷後，蔣介石為了阻止日本海軍大規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鎖長江的計劃。杜月笙顧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達輪船公司開出幾艘輪船行駛至江麵鑿沉。在杜月笙的帶領下，其他輪船公司也紛起響應，鑿船沉江，阻塞了長江航道，遲滯了日軍的進攻。
國民革命軍撤出上海前，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曾召開國民對日經濟絕交委員會成立大會，通電全國組織對日經濟絕交執行機關。杜月笙等27人被推選為絕交委員會執行委員。10月19日上海銀行業根據絕交委員會的決議通知各行莊停止對日彙兌證券交易時，杜月笙主持的中彙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等單位一體照辦。
上海淪陷後，杜月笙還以市各界抗敵委員會負責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內堅持了一段時間。他曾不惜巨資買了不少中共黨組織設法出版的《西行漫記》、《魯迅全集》等進步書籍，燙上“杜月笙贈”的金字送給租界內的各大圖書館，為廣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糧。接下來，杜月笙拒絕日本人的拉攏，於1937年11月遷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幫會的關係，繼續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從事情報、策劃暗殺漢奸等活動。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門徒協助軍統特務刀劈了大漢奸、偽上海市長傅筷庵。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采取各種辦法迫使上海資產階級的頭麵人物虞洽卿等人離滬赴渝，製止了黃金榮公開出任偽職，並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聖脫離了汪精衛漢奸集團……
四、看淡金錢。1949年後，杜月笙想去法國，希望蔣介石給他辦護照。老蔣說，護照可以辦，先交15萬美元手續費。杜月笙仰天長歎，才明白天下最狠的流氓原來不是他姓杜的。杜月笙晚年，拿出多年來別人寫給他的各種欠條，全部予以燒毀，並告戒後人不得追討餘債。其中光是王新衡就欠了杜月笙500根金條，還算是少的。杜月笙去世時，隻留下了10萬現金，每個老婆各拿一萬，兒子一萬，未嫁的女兒六千，已經出嫁的四千。據其女杜美如說，杜月笙去世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沒希望了，你們還有希望，中國還有希望。”
兩位巨人都視為知己的江南奇才
毛澤東與魯迅這兩位二十世紀的巨人，都把才子革命家瞿秋白引為知己。環顧曆史，能獲此殊榮的，僅瞿秋白一人而已。
瞿秋白，生於1899年，江蘇常州人。原名瞿霜，22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28歲主持中央全麵工作，繼陳獨秀之後成為全黨的最高領袖。後遭王明等打擊排擠後，瞿秋白去上海抱病工作，他同魯迅並駕齊驅，成為全國文化界巨筆如椽、領袖群倫的大家。“左翼文壇兩領導，瞿霜魯迅各千秋”（茅盾語）。瞿秋白不僅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最主要的領導人之一，他的文學創作、評論和文學翻譯至今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在幾千年的曆史上，能在政界與文化界都幹到最高峰者，也僅瞿秋白一人而已。作為職業革命家的江南奇才瞿秋白，其才華橫溢和多才多藝令人驚歎！
他短暫的人生中（犧牲時僅36歲），竟然留下了500多萬字的作品。《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是他的散文作表作，首次向國內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後的社會生活。文筆清麗，寫景記事、抒情、議論融為一體，字裏行間充滿著真摯的感情，從思想上和藝術上都堪稱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獨樹一幟的作品。
他在詩詞創作方麵之成就，僅從流傳下來的兩首年少舊作七絕即可看出：其一： 萬郊怒綠鬥寒潮，檢點新泥築舊巢。我是江南第一燕，為銜春色上雲梢。其二：雪意淒其心惘然，江南舊夢已如煙。天寒沽酒長安市，猶折梅花伴醉眠。
瞿秋白的雜文藝術更是爐火純青，魯迅曾評價說：“何苦（瞿秋白的筆名，作者注）雜文，明白暢曉，一覽無餘，真有才華，是真可佩服的。他的論文真是皇皇大論！在國內文藝界，能夠寫這樣論文的，現在還沒有第二人。”瞿秋白的雜文：《王道詩話》、《伸冤》、《曲的解放》、《迎頭經》、《出賣靈魂的秘訣》、《最藝術的國家》、《〈子夜〉和國貨車》、《關於女人》、《真假董吉訶德》、《內外》、《透底》、《大觀園的人才》、《兒時》、《中國文和中國人》等，大多以魯迅的筆名，在《申報》副刊《自由談》等欄目發表。後來，魯迅在編輯自己的雜文集時，曾分別將其中的十多篇雜文收入《偽自由書》、《南腔北調集》和《準風月談》中。許廣平曾在回憶文章中說：“魯迅看後，每每無限驚歎於他（瞿秋白）的文情並茂的新作是那麼精美絕倫。”
瞿秋白在哲學研究方麵的造詣很深。他發表了《現代社會學》、《社會哲學概論》等論著。他還翻譯了蘇俄哲學家歌列夫的《新哲學-唯物論》一書。瞿秋白比較全麵係統地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李原理，他是現代哲學史上第一次把辯證法與唯物論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與宣傳的中國理論家，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建設做出了大量開拓性和奠基性的貢獻。
瞿秋白是當時頂尖的文學翻譯高手，曾編譯馬克思主義文藝論文集《現實》，其中包括恩格斯論巴爾紮克和易卜生的兩封信，普列漢諾夫、拉法格兩人的文藝論文5篇，還有他自己編寫的關於現實主義、文學上的機械論等論文6篇，他還翻譯了列寧論托爾斯泰的兩篇重要著作。此外，他譯出《高爾基論文選集》和《高爾基創作選集》，盧那察爾斯基的劇本《解放了的董吉訶德》，格拉特柯夫的長篇小說《新土地》等蘇聯作家的作品，以及普希金的長詩《茨岡》等俄羅斯文學名著。
瞿秋白在音樂方麵的修養也很高。他是我國完整譯配《國際歌》詞曲的第一人。1920年10月，瞿秋白在莫斯科參加慶祝蘇聯十月革命勝利三周年的大會上，第一次聽到了《國際歌》，並感到這支歌“聲調雄壯”，決心把它介紹到中國來。1923年1月23日，瞿秋白回到北京便著手翻譯歌詞。他既會彈鋼琴，又會譜曲，很快就把歌詞譯成中文並配到歌譜裏。同年6月，瞿秋白把《國際歌》的中文譯稿發表在自己主編的《新青年》的顯要位置上，並加了按語，介紹《國際歌》的來曆和意義。從此，《國際歌》便在中國傳唱開了。1923年，瞿秋白還創作了歌頌中國工農革命的第一首歌曲《赤潮歌》，熱情地歌頌了工農革命，他以筆名“秋渠”將該曲發表在當年6月的《新青年》季刊上。
瞿秋白還是名震四方的篆刻大師。後來成為文化史專家、新中國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擇曾回憶說，他當時準備結婚時，想求瞿秋白刻一對印，瞿秋白開的潤格是50元。鄭付不起，轉而求同樣擅長篆刻的大作家茅盾。婚禮那天，瞿秋白手提一手絹小包，說來送金50元，鄭不勝惶恐，打開一看，卻是兩方石印。秋白這個玩笑，出人意外，鄭振擇和茅盾都忍不住捧腹大笑，更增添了喜慶氣氛。自然，茅盾便將自己刻的那方圖章“藏拙”了，因為秋白刻的明顯高明得多……
茅盾也是瞿秋白的好朋友。他的代表作《子夜》創作過程中多次得到過瞿秋白的指導，使他“受到很大鼓舞”。有一次兩人談了5個多小時，瞿秋白發表了不少意見，談得較多的是書稿中雙橋鎮農民暴動一章，瞿秋白指出：“書稿裏寫工人暴動有盲動主義傾向，寫農民暴動沒有提出解決土地問題。”茅盾對這一見解頗為讚同。還有一次，在分析書中主人公吳蓀甫時，瞿秋白指出，大資本家憤怒到極點甚至絕望時，他就要破壞什麼，乃至獸性發作。茅盾同意瞿對這一人物的心理分析，後來《子夜》中就增加了吳蓀甫在極端苦悶時奸汙了女仆的情節。瞿秋白還對作品的細節，也有很周全的想法。比如他說，“福特”轎車很普通，像吳蓀甫這樣上海灘屈指可數的資本家，應坐“雪鐵龍”才符合身份，茅盾因此都作了改動。
與瞿秋白交往甚深的魯迅，曾贈瞿秋白一副立軸：“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能被魯迅引為知己的，僅瞿秋白一人。毛澤東也將瞿秋白引為自己的知己，甚至稱這位小老弟為老師。
自1934年10月10日開始，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從紅都瑞金陸續起程，開始了戰略性的大轉移。離開瑞金的那天，走的同誌和留下來堅持鬥爭的同誌，依依不舍地相互敘情告別，毛澤東握著瞿秋白的手說：“瞿老師，你身體不好，我們走後，你可要多加保重啊！你是我的老領導，又是我的老師，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對《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鍾情和厚愛。”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大革命時期毛澤東關於農民問題理論的集大成之作。他的這篇報告曾經引起共產國際的注意。就在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先後用俄文和英文翻譯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然而，就是這樣優秀的來自實踐的理論文章，當時國內的中共中央機關報《向導》卻不予刊載。最後，是瞿秋白慧眼識金，才使這部已經被打入冷宮的書稿得以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瞿秋白為毛澤東的報告寫了一篇熱情洋溢而又旗幟鮮明的序言。他寫道：“‘匪徒、惰農、痞子’……這些都是反動的紳士階級謾罵農民協會的稱號。但是真正能解救中國的卻正是這些‘匪徒’……湖南的鄉村裏許多土豪劣紳惡棍等類的封建政權，都被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這些‘匪徒’現在在那裏創造平民的民權政治，正是全國的‘匪徒’才能真正為民族利益而奮鬥而徹底反對帝國主義……中國農民都要動手了，湖南不過是開始罷了。中國革命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戰線去奮鬥，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瞿秋白還在這篇《序言》裏稱毛澤東為“農民運動的王”。毛澤東由衷地感激瞿秋白，所以尊稱他為老師。瞿秋白為什麼如此大力支持毛澤東？就是因為在農民革命問題上，他與毛澤東的看法一致。
1935年初，留下來在蘇區堅持鬥爭的瞿秋白在轉移途中被敵人抓住，最後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此時，正在長征路上艱難跋涉的毛澤東聽到這一噩耗後，心情極其悲痛。過草地時，他找到瞿秋白的好朋友馮雪峰說：“秋白犧牲了，不僅你失去了一個好朋友，我也失去了一個好朋友。”到達延安後，一次，在延安楊家嶺的月夜下散步時，蕭三和毛澤東回憶起凋零飄逝了的“同學少年”，也說起了一起犧牲在閩西的何叔衡、瞿秋白。毛澤東又感慨地說：“要是瞿秋白不死，現在來領導邊區的文化運動，那多好啊。”
1945年4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了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定》，不僅對瞿秋白的功過作了客觀公正的評價，而且對瞿秋白遭受王明路線的迫害和被俘犧牲作了正確的結論：“六屆四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錯誤地打擊了以瞿秋白同誌為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誌。……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瞿秋白同誌，是當時黨內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他在被打擊後，仍繼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文化方麵），在1935年6月也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所有這些同誌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
毛澤東對瞿秋白的英勇犧牲精神，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認為他是死得勇敢的，這種死是永遠值得我們活著的人學習和欽佩的。
毛澤東在許多場合談到了瞿秋白的死，還一再表示出深沉的悼念。1945年6月17日，瞿秋白就義10周年前夕，毛澤東親自主持了中國革命烈士紀念大會，瞿秋白位列前茅。劉繼興考證，毛澤東讀《新唐書》時，曾在卷113《徐有功傳》的旁邊批注：“命係庖廚，何足惜哉，此言不當。嶽飛、文天祥、曾靜、戴名世、瞿秋白、方誌敏、鄧演達、楊虎城、聞一多輩，以身殉誌，不亦偉乎！”毛澤東筆下“不亦偉乎”者中，現代人物第一個就是瞿秋白。
瞿秋白犧牲後，魯迅從憤激中奮起，抱病編輯亡友瞿秋白的譯文集《海上述林》，囑托內山完造將書稿寄到日本印製，並親自撰寫出版廣告，他認為這是對瞿秋白最好的紀念。《海上述林》出版時，是用“諸夏懷霜社”署名，“諸夏”即中國，“霜”是秋白的原名，寓意中國人民永遠懷念瞿秋白。魯迅為《海上述林》所寫的廣告說：“作者係大作家，譯者又是名手，信而且達，並世無兩……足以益人，足以傳世。”“並世無兩”是魯迅對瞿秋白再一次的高度評價。
共產黨的第一名將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名稱曾發生過幾次變化，先叫紅軍，抗日戰爭前夕改稱八路軍，解放戰爭時期又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那麼共產黨領導的軍隊首任總司令是誰？即紅軍首任總司令是誰？估計大多數人會回答是朱德。
其實這個問題的正確答案是葉挺。
早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葉挺就以北伐名將的威名蜚聲中外，後來擔任新四軍軍長。毛澤東同誌曾當麵稱葉挺是“共產黨的第一任總司令”，並對他說“人民軍隊的戰史要從你寫起”。
毛澤東為什麼要說人民軍隊的戰史從葉挺寫起呢？這是因為1927年12月爆發的由中國共產黨領導與發動的廣州起義，首次打出了“紅軍”旗號，而葉挺當時擔任紅軍的總司令（廣州起義總指揮是中共早期卓越領導人張太雷，他不幸犧牲於此役），“第一任總司令”之說也由此而來，人民軍隊的戰史就這樣在首任總司令葉挺領導下於血與火中拉開了序幕。
葉挺，字希夷，1896年生於廣東惠陽縣，從小過著貧寒的生活，15歲時考上了免費的惠州蠶業學校。1912年考入廣東陸軍小學，後升入湖北陸軍預備學校和全國最高軍事學府--保定軍校。1917年，葉挺參加粵軍。1922年，他任孫中山的警衛團二營營長。翌年，在陳炯明炮轟總統府時，葉挺率部苦戰，保護孫中山和宋慶齡脫險。1924年，孫中山為了培養國民黨的軍事人才，親自決定讓葉挺去蘇聯學習。他先入東方大學，受到李大釗和同學中共產黨員的積極影響。翌年，他又與聶榮臻等人進入軍事學院，在那裏提出入黨要求並得到批準。
1925年秋，周恩來、陳延年領導的中共廣東區委，經過爭取得到第四軍軍長李濟深的同意，建立了由共產黨領導的獨立團（起初番號為第三十四團），派剛回國的葉挺擔任團長。
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葉挺率獨立團作為先鋒首出湘南，連戰連捷，在湖北汀泗橋和賀勝橋等戰役中屢建戰功，被譽為“北伐名將”，所部被稱為“鐵軍”。北伐軍占領武漢後，他以團長職務被國民政府破格提為少將，任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兼武漢衛戍司令。
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參加領導八一南昌起義，任十一軍軍長。南昌起義中，他率部作為主力，部隊受挫後潛往香港。
廣州起義是繼南昌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之後，中國共產黨黨領導的又一次震動世界的武裝起義，是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的又一次積極而英勇的反擊。
1927年12月11日，在張太雷、葉挺、惲代英、葉劍英、楊殷、周文雍、聶榮臻等領導下，舉行廣州起義。按照統一部署，教導團、警衛團一部和工人赤衛隊，分別對駐紮在市內各處的敵人發起了猛烈攻擊，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激烈戰鬥，殲敵一個步兵團、一個炮兵團、警衛團一部和武裝警察一千餘人。市郊和附近一些縣的農民群眾，也組織暴動，響應起義。十二月十二日，廣州蘇維埃政府宣告成立，蘇兆征任主席（因病未到職，由張太雷代理）。
廣州起義首次打出“紅軍”旗號，葉挺任總司令，在中國革命的轉變關頭，為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和創建人民軍隊作出了重要貢獻。
廣州起義，震驚了中外反動派，他們立即勾結起來向廣州進攻。美、英、日、法等帝國主義公然實行武裝幹涉，出動炮艦轟擊廣州市區，並一度派海軍陸戰隊在長堤登陸，攻擊起義部隊。十二月十二日，張發奎從江門、肇慶、韶關、黃埔等地調來部隊，向廣州市區展開進攻。當日下午，起義的主要領導人張太雷犧牲。在中外反動派的瘋狂進攻麵前，起義武裝浴血奮戰，但終因敵我力量懸殊，被迫於十三日撤離廣州市區。撤出的部分武裝，在花縣整編為工農革命第4師，在師長葉鏞、黨代表袁裕（袁國平）的率領下，進到海豐、陸豐地區，和第2師會合，堅持革命鬥爭。另一些突圍的同誌到了廣西的左、右江地區，領導農民開展遊擊戰爭。還有少數同誌到韶關附近，參加了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
廣州起義失敗後，1928年初，在李立三的實際主持下，廣東省委在香港召開會議，專門總結和檢查關於廣州起義的問題。廣州起義的一些領導人也參加了會議。李立三沒有參加過廣州起義，對起義的情況也沒有作認真的了解與研究，就把這次起義說得一無是處。他不符合事實地批評這次起義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省領導及起義領導人犯了軍事投機和盲動主義的錯誤，在關鍵時刻動搖，對起義指揮不力，等等。會上，不少人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見，但是李立三固執地堅持自己的看法，同時還采取了懲罰措施，對起義領導人都給予了各種處分，“任紅軍總司令職務”的葉挺因“表示消極，應予以留黨察看6個月的處分”。
會後，李立三把處分決定上報給中共中央。但是，中央對李立三的做法給予了批評，認為他這種懲罰主義的做法是不慎重的，要求廣東省委重新作出結論。廣東省委後來重新作出決議，撤銷了原來的處分決定。
此時，由於共產黨在香港的一些機關接連遭到破壞，香港當局應國民黨政府的要求，在香港加緊搜捕共產黨人。因起義失敗而撤退到香港的葉挺更是成為他們抓捕的重點對象。經組織同意，1928年初，葉挺離開香港，到了馬來西亞吉隆坡山區親友處躲避一下風頭。
6月間，葉挺接到黨組織的通知，要他趕到蘇聯莫斯科去。在莫斯科，他結合自己在廣州起義的親身經曆與體會，給黨組織寫了一份關於廣州起義經驗教訓的報告，認為當時革命正處於低潮的時候，在廣州這樣的大城市舉行武裝起義是很難取得徹底勝利的。對在起義舉行後，由於敵眾我寡，起義部隊不能死守廣州，而應及時撤離，轉移到海陸豐與彭湃領導的農民運動相結合這一問題，葉挺在報告中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
這時，中國共產黨的“六大”正在莫斯科召開。大會成立了以蘇兆征為召集人的“廣州暴動委員會”，對廣州起義問題進行了專門的討論。在大會上，葉挺的報告受到了米夫、王明(陳紹禹)集團的嚴厲批評與無情打擊。王明等人並沒有認真研究過葉挺所寫的報告，更沒有認真聽取葉挺的申明，僅憑個人主觀臆測，就無理斥罵和攻擊葉挺，毫無根據地斥責他“政治動搖”。在王明一夥的影響下，共產國際也沒有人理睬葉挺。
當時，莫斯科東方大學打算邀請葉挺前往作關於廣州起義問題的報告。共產國際知道後馬上進行幹預，不讓葉挺去作報告。廣州起義時，王明根本不在場，但他卻把自己裝扮成廣州起義問題“權威”的樣子，主觀武斷地編造了一篇洋洋數萬言的《廣東暴動紀實》，毫無根據地攻擊葉挺“於暴動前六小時始由香港到廣州”，責罵葉挺“對於軍事計劃不甚熟悉，遂致表示出消極怠工”，等等。這篇文章特別對葉挺在起義中提出的及時將起義部隊轉移到農村去的正確主張進行了荒唐的批判。
對於這些不符合事實的無理指責，葉挺感到極其的苦悶和彷徨，國內暫時是不能回去了，南京政府還在通緝他這個“反叛要犯”。大革命失敗之後，不少有誌之士前往歐洲考察，其中有共產黨員，也有國民黨左派人士，葉挺決定步他們的後塵。下了這個決心以後，他便獨自離開莫斯科，離開黨組織，開始了艱苦漫長的漂泊生活。他的第一站選擇了自己年少時就夢想要去的地方---德國。從此，葉挺在海外度過了十載的流亡生活。
在德國學習軍事期間，葉挺因生活困難曾開過飯館。旅歐五年後，葉挺回到澳門。國民黨要人們得知後紛紛送禮拉攏，葉挺一概拒絕並積極尋找共產黨。
1933年11月，葉挺到福州幫助蔡廷鍇、蔣光鼐等人在“福建事變”後成立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 1934年他在香港加入了李濟深、陳銘樞等組織的以抗日為主旨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
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馬上趕到延安，表示完全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決抗戰到底。毛澤東主持為他召開歡迎大會。會上，葉挺激動地說：“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誌不怕山高，不怕路險，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時間，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現在又跟上來了！”
葉挺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以非黨員的身份向國民黨交涉，將南方八省的紅軍遊擊隊改編成新四軍，並擔任軍長。指揮部隊挺進華中敵後，開展遊擊戰爭。
1939年5月，穿越日軍封鎖線，北渡長江，在皖中主持成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指揮部隊挺進皖東敵後，在津浦路東西兩側建立抗日根據地。1940年10月初，日軍五千餘人在空軍配合下進犯皖南涇縣雲嶺新四軍軍部，他指揮軍直屬隊頑強苦戰，斃傷日軍數百人，將敵擊退。
在皖南抗日前線，新四軍副軍長、中共東南局書記項英用對黨外人士的眼光看待葉挺，兩人關係不融洽，國民黨乘機挑撥。毛澤東卻一直要求項英等尊重葉挺。周恩來親自出麵勸說後，葉挺為顧全大局還是留下工作。1941年，國民黨在皖南圍攻新四軍軍部的危急關頭，毛澤東致電決定全軍由葉挺指揮。葉挺對中央的信任非常感激，率軍血戰，最後奉命去談判時被國民黨扣押。麵對蔣介石的威逼利誘，他堅貞不屈，在牢房中書寫《囚歌》以明誌：“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將我連這活棺材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與熱血中得到永生！”
經中共中央長期交涉，抗日戰爭勝利後，葉挺於1946年3月獲釋。出獄第二天，葉挺便致電中央請求再次入黨，兩天後得到批準。1946年4月8日去延安時，因飛機在大霧中撞山遇難。同機的遇難者還黨的領導人王若飛、博古（秦邦憲）、鄧發以及葉挺的妻子李秀文、五女兒楊眉和幼子阿九。
噩耗傳出後，毛澤東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悼詞說：“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周恩來在發表的悼文中說：“希夷（葉挺字希夷）！你是人民隊伍的創造者。北伐抗戰，你為新舊四軍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馬功勞。10年流亡，5年監牢，雖蒼白了你的頭發，但更堅強了你的意誌……”
葉挺遺著有《南昌暴動至潮汕的失敗》、《現代戰爭的性質特點與指揮》等，他記錄軍旅生涯的部分照片，被收入《葉挺將軍攝影集》，成為不可多得的珍貴革命曆史資料。
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時，陳毅曾對葉劍英感歎地說：“若是葉挺同誌還在，就該有兩個葉帥了！”1989年11月29日，新華社公布了中央軍委確定的中國人民解放軍33位軍事家，葉挺將軍的大名位居其中。
誰娶了都會幸福一輩子的一門四才女
葉聖陶曾感慨地說過：“九如巷張家的四個才女，誰娶了她們都會幸福一輩子。
蘇州九如巷張家是豪門望族，張家四姐妹的曾祖父是晚清名臣張樹聲，安徽合肥人，淮軍二號人物，洋務派，《清史稿》有其傳，曾任兩江總督、江蘇巡撫、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兩廣總督等。祖父張雲端，曾任前清四川川東道台。父親張冀牖是一位開明的教育家，深受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救國”思想之影響，聽從蔡元培的建議先在上海辦學，後舉家遷到蘇州。張冀牖在蘇州辦學校，倡導新式教育，創辦平林中學和樂益女中。
樂益女中取“樂觀進取，裨益社會”之意，是新式學校，每年有十分之一的名額資助貧寒子弟。學生都剪短發，還開運動會，演話劇，像郭沫若的《棠棣之花》，還用英文演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曾聘請張聞天、柳亞子、葉聖陶、匡亞明等具有民主思想和科學進取精神的進步人士任教。蘇州的中共第一個支部就誕生在樂益女中。
張家四姐妹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個個擅長詩詞曲畫。父親當年沒有給她們取鶯燕之類的女孩名，每個人名下麵都帶有“兩條腿”，希望她們將來走得遠。
“大夏皇後”張元和
張家四姐妹中，大姐張元和文靜端莊，典型的大家閨秀。在大夏大學讀書時，因她的典雅秀美，被封為當時的“大夏皇後”。人品出眾、條件優越的大姐追求者不少，但卻沒有一個她中意的，直到30歲了還是驕傲的待字閨中的公主。
張元和非常喜歡昆曲。昆曲不僅豐富了張元和少女時代的學習生活，而且還成了張元和戀愛婚姻的月下老人。1929年，張元和與二妹張允和就讀於上海光華大學，大學裏愛好昆曲的女同學自發組織了一個昆曲組，請光華大學的童伯章教授教她們昆曲，童教授教的是《牡丹亭？拾畫叫畫》，女孩子們都被劇中柳夢梅愛慕杜麗娘的癡情所感動，都想看看舞台上的《拾畫叫畫》是什麼樣子。那時候，上海大世界正在上演《牡丹亭》，戲中人柳夢梅由昆劇傳習所的名小生顧傳玠扮演，但戲隻演到《冥判》，不見演《拾畫叫畫》。張元和與二妹夥同其他女同學便冒冒失失地寫了一封信給顧傳玠，請他表演《拾畫叫畫》，不久竟有了回音，顧傳玠同意在大世界表演《拾畫叫畫》。女孩子們不禁又驚喜又害怕，喜的是她們的願望真能如願以償，怕的是四十年代的上海大世界是個流氓橫行之地，男學生都很少光顧，更何況是女學生呢？為了能看演出，那天，她們特邀了好幾位男同學做保鏢，叫了出租車浩浩蕩蕩壯著膽子來到大世界。演出開始了，顧傳玠扮演的柳夢梅溫文爾雅、書卷氣十足，一出場就緊緊抓住了觀眾，台下靜靜的，女孩子們和觀眾一起屏聲息氣地聆聽著柳夢梅婉轉悠揚、回腸蕩氣的美妙歌聲……正是昆曲這位“紅娘”，使張元和最終嫁給了昆曲表演藝術家顧傳玠。
顧傳玠是江蘇蘇州人，是昆曲小生行當中不可多得的全才，無論是在蘇州還是在上海演出，劇場總是“坐無隙地，盛況空前”。張家姐妹們在上海讀書時，常是追隨顧傳玠左右的“座上客”。顧傳玠與名旦朱傳茗長期合作，堪稱珠聯璧合。他演唱的《望鄉》、《玩箋》、《琴挑》、《問病》，以及與朱傳若合作演唱的《折柳》、《陽關》、《梳妝》、《茶敘》等唱段，以及吹腔戲《販馬記？寫狀》全出，由上海蓓開、開明公司灌製成唱片傳世。
張元和與顧傳玠的結合，轟動了上海灘，成為各八卦小報的頭條猛料，有的的小報甚至以“張元和下嫁顧傳玠”為題大炒新聞。他們的婚姻美滿幸福，後來，經嚴惠字推薦，顧傳玠出任上海大東煙草公司副經理多年。1948年夫婦雙雙去台灣。1965年，顧傳玠因肝病逝於壯年，後張元和定居美國，在80多歲的高齡時還客串出演了電影《喜福會》。她在國外創辦曲社，致力於弘揚昆曲，並常與曲友一起登台義演，他們的曲社經常受到美國各大學的邀請，深受歡迎。
“比周有光還有光”的張允和
二姐張允和是家中頭號的“頑皮大王”。允和上大學是連蹦帶跳的，先後上了中國公學、之江、光華三個大學。允和嫁給了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張允和被人形容為“年輕時她的美，怎麼想像也不會過分”，親友們用“俠肝義膽”來讚譽她。
張允和的周有光，1906年生於江蘇常州，傑出的語言文字學家，通曉漢、英、法、日四種語言。周有光曾參加並主持擬定《漢語拚音方案》（1958年公布），被譽為“漢語拚音之父”。他曾在晚年專門寫過一篇風趣樂觀、頗富生活情趣的“陋室銘”：“山不在高，隻要有蔥鬱的樹林。水不在深，隻要有洄遊的魚群。這是陋室，隻要我唯物主義地快樂自尋。房間陰暗，更顯得窗子明亮。書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門檻破爛，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歡迎老友來臨。臥室就是廚房，飲食方便。書櫥兼作菜櫥，菜有書香。喜聽鄰居的收音機送來音樂。愛看素不相識的朋友寄來文章。使盡吃奶氣力，擠上電車，借此鍛煉筋骨。為打公用電話，出門半裏，順便散步觀光。仰望雲天，宇宙是我的屋頂。遨遊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張允和是四姐妹裏最坎坷的。1933年，她與周有光舉行了婚禮。結婚一周年的那一天，允和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小平，接著小平又有了妹妹，一家人的生活和和睦睦，平靜安詳。然而不久後，抗日戰爭爆發了，張允和與周有光帶著兩個孩子開始大逃亡的艱難歲月。六歲的女兒小禾不幸病死，兒子小平又被流彈打中，差一點喪命。在那個顛沛流離的年代，他們先後搬家三十次，終於盼來了解放。1952年，張允和受葉聖陶先生的推薦，從上海調到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工作。“三反五反”中，張允和又失去了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工作，賦閑在家，做了46年的家庭婦女。
張允和和周有光情深意篤，走過幸福而漫長的人生。晚年兩人補拍的婚紗照上，93歲的周有光題“人得多情人不老”，89歲的張允和題“多情到老情更好”。1999年她先後出版了《多情人不老》、《最後的閨秀》和《張家舊事》，一時甚為文化圈內人士津津樂道。她還常在中央電視台露麵，語言俏皮，舉止又有戲劇味，觀眾都說她是個“俏老太太”。她曾自豪地說：“我現在比周有光還有光！”
2002年8月，張允和走完了她的美麗人生，享年93歲。臨終之際，老伴周有光一直陪伴在她的身邊，緊緊握著她的手。
“女子全能第一名”的張兆和
就在二姐張允和與周有光喜結良緣後不久，她的妹妹張兆和也在名作家沈從文的長時間進攻下舉手投降，成為這個情書聖手的俘虜。
沈從文來自風景秀美的湘西。玲瓏剔透的山水孕育了他的才情，人性甜美的鳳凰小城賦予他柔順多情的個性。這位傑出的小說家和曆史文物研究家一生共出版過三十多部短篇小說集和六部中長篇小說，是少數幾個擁有世界性聲譽的現代中國作家之一。青年時代的沈從文就因寫過一些新潮的白話小說而在文壇嶄露頭角，由於詩人徐誌摩的介紹，他被中國公學校長胡適聘為教師。然而木訥的沈從文第一堂課就洋相百出，他萬萬沒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學生中，就有以後成為他夫人的張兆和。
18歲的張兆和在中國公學曾奪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她聰明可愛，單純任性。兆和身後有許多追求者，她把他們編成了“青蛙一號”、“青蛙二號”、“青蛙三號”。二姐張允和取笑說沈從文大約隻能排為“癩蛤蟆第十三號”。自卑木訥的沈從文不敢當麵向張兆和表白愛情，他悄悄地給兆和寫了第一封情書。老師的情書一封封寄了出去，點點滴滴滋潤著對方的心。女學生張兆和把它們一一作了編號，卻始終保持著沉默。後來學校裏起了風言風語，說沈從文因追求不到張兆和要自殺。張兆和情急之下，拿著沈從文的全部情書去找校長理論，那個校長就是胡適。兆和把信拿給胡適看，說：老師老對我這樣子。胡校長答：他非常頑固地愛你。兆和馬上回他一句：我很頑固地不愛他。胡適說：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說說，做個媒。兆和連忙說：不要去講，這個老師好像不應該這樣。沒有得到校長胡適的支持，張兆和隻好聽任沈老師繼續對她進行的感情文字的狂轟濫炸。沈從文開始了他馬拉鬆式的情書寫作。
1933年初春，沈從文寫信婉轉請二姐代他向父母求婚，說如果爸爸媽媽同意，求三妹早日打電報通知他，好讓他這個“鄉下人喝杯甜酒吧”。父親本來就主張兒女婚事自理，一說即成。急性子二姐自己先打了電報，電文隻一個字--“允”，既表示了父母允婚，也算署了名字。這個被人傳為美談的有名的“半個字的電報”，隻有張允和這樣“好管閑事”的快嘴才女才能想得出、做得出。筆者認為，這份電報應該是世界上最短的電報了，而且十分絕妙。膽小的三妹兆和不放心，生怕沈從文看不懂，隨後又羞答答悄悄來到電報局，遞上了她的電報稿“鄉下人喝杯甜酒吧，兆”。
張兆和1932年畢業於中國公學大學部外語係。畢業後任中學教師，1949年就讀於華北大學二部。後曆任北京師範大學附中、師大二附中教師。《人民文學》編輯。1941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說集《湖畔》、《從文家書》等。不幸的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曆次政治運動都沒有放過沈從文。一次又一次來勢洶湧的打擊，使憂鬱過度的沈從文陷入了病態的迷狂狀態，他不斷念叨著“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張兆和無言地麵對此情此景，眼淚禁不住滾滾而下。後來，在妻子悉心的照料和藥物治療下，沈從文漸漸恢複了健康，這些難忘的經曆使他的心靈產生了對苦難的免疫力，使他和妻子堅強地度過了艱辛清貧的歲月。1988年5月10日，飽經滄桑的沈從文安詳地離開了人世，把無限的眷戀留給了白發蒼蒼的妻子。她與沈從文幾十年同甘共苦，經曆了重壓與磨難。2003年2月，沈從文百年誕辰紀念日剛過去不久，張兆和就去世了。她與沈從文的似水姻緣，留給人們太多感歎。
“最後的閨秀”張充和
張充和是張家四姐妹中的四妹，1914年生於上海。她被稱為“最後的閨秀”，詩書畫曲，樣樣精通，2005年秋，張充和到北京舉辦個人書畫展，盡管時年90歲，但鏡片後的雙眼卻投射出矍鑠的光芒。《南方周末》以《張充和：世間這樣的老太太不會再有》為題，作長篇報道，大有絕色、絕唱、絕版的意味。
張充和嫁給了曾在北大教授拉丁文、德文和西洋文學的美籍德人傅漢思。傅漢思是世居德國的猶太人，他精通德、法、英、意文學，在加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到中國學習中文，從事中國曆史、文學的研究和教學，成了名副其實的漢學家。1949年1月，張充和與傅漢思雙雙赴美定居，充和與漢思先居加州柏克萊，後移居康涅狄格州的北港，傅漢思在耶魯大學教中國詩詞，張充和在該校美術學院教授中國書法和昆曲。張充和戲說她的美國學生把學中國書法當畫畫，但在“畫”中加深了對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張充和還先後在加拿大、法國和港台的23所大學以及各學術所講授、示範演出昆曲。
大家閨秀的張充和，本色是詩人，她的中英文詩集《桃花魚》是代表作，其詩詞由丈夫傅漢思親譯，堪稱伉儷合作的佳構。
對張充和的才學，梁實秋說她“多才多藝”；沈尹默說她的書法是“明人學晉人字”；波士頓大學白謙慎教授說：“她的書法，一如其為人與修養，清淡之中，還有一種高雅氣質。而這種氣質在現代社會中越來越少了。”中國書協主席歐陽中石認為：“她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書家，而是一位學者。無論字、畫、詩以及昆曲，都是上乘，很難得。她一貫保持原有的風範，格調極高。像昆曲，她唱的都是真正的、沒有改動過的。書法上的行書、章草非常精到，尤其章草極雅，在那個時代已是佼佼者。”
文武雙全的“井岡三美女”
當年在井岡山的炮火硝煙中，閃現著三位美女的颯爽英姿。她們都接受過一定的教育，有著較高的文化素養。在那些崢嶸歲月裏，她們以文弱之軀，在槍林彈雨中衝鋒陷陣，堪稱文武雙全的巾幗英豪。她們的英名是曾誌、賀子珍、伍若蘭，被稱為“井岡紅軍三女傑”。
曾誌：魂歸井岡山
在井岡山小井村的紅軍醫院舊址的陳舊牆上，掛著這張照片。凡是看過這張照片的人，都會為她的嫵媚的神態、時髦的衣著和多情的眼神所打動。很難想象這樣的紅軍美女是如何同敵人做鬥爭的。在其楚楚動人的美貌深處，是鋼鐵股的意誌。
她就是紅軍美女戰士曾誌。這張照片攝於1932年她在廈門從事地下工作的時期。
有“瀟湘美女”之稱的曾誌，1911年4月4日生於湖南省宜章縣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1923年考入衡陽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1926年8月考入湖南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20名女生隻有她一人在嚴格的軍訓和鬥爭中堅持下來，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春起，先後任衡陽地委組織部幹事，郴州中心縣委秘書長，郴州第七師黨委辦公室秘書。
1928年4月上井岡山，任紅四軍後方總醫院黨總支書記，紅四軍組織科幹事，紅四軍前委工農運動委員會民運股股長、婦女組組長。參加了著名的“黃洋界保衛戰”。
1930年6月起，曾誌先後擔任廈門、福州中心市委秘書長，閩南特委組織部部長，福安中心縣委委員，閩東特委組織部部長，福霞中心縣委書記。1937年9月，曾誌同誌先後任湖北臨時省委婦委書記、湯池農村合作訓練班黨支部書記兼教員。1938年10月，任荊門、當陽、遠安中心縣委書記。1939年12月，赴延安馬列學院學習。1940年秋，任中央婦委秘書長。1945年到東北，任沈陽市委委員兼鐵西區委書記員、地委組織部長、沈陽市委職工部長。進軍東北初期，在沈陽智鬥國民黨和偽警特，保衛人民勝利果實。在遼吉省委工作時，她動員十萬民工支前。建國後，曾誌任中組部副部長等職。
曾誌是在沙場征戰、炮火硝煙、敵特追捕、白色恐怖中走過來的，可謂是九死一生。
曾誌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就是那個曾寫下“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自有後來人”豪詩的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弟弟。她與夏明震1927年結合，1928年，因為中共及中共湖南省委、湘南特委，為反擊蔣介石軍隊對湘南起義紅軍的圍剿，實行了殘酷的左傾政策，強迫農民實行“堅壁清野”，燒毀湘粵大道兩側15公裏內的民房，不給國民黨軍隊利用，這些左的政策和強迫執行，引起了那些世代以土地為家的農民強烈反對，最終，忍無可忍的農民們將派去督促農民堅壁清野的中共幹部們殺死了，而身郴州縣委書記的夏明震也同時遇難了。
曾誌的第二任丈夫蔡協民，曾任紅軍31團政委，她倆1929年結合了。可是後來中共發出內部秘密文件，指責蔡協民為社會民主黨分子，決定將他清除出黨，規定任何黨組織和黨員不得與蔡協民聯係。被黨拋棄的蔡協民為表達到黨的忠心，來到廈門獨自開展地下工作，後來被國民黨逮捕殺害了。
曾誌的第三任丈夫就是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軍隊卓越的政治工作者、黨和國家的優秀領導人陶鑄。陶鑄建國後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廣東省軍區第一政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職。1967年1月遭江青等人誣陷，受到殘酷迫害，1969年11月30日逝世於安徽合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陶鑄平反昭雪。陶鑄的主要著述有《理想？情操？精神生活》、《鬆樹的風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