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拉托色尼初步確立了經緯網的思路，而喜帕克斯將經緯網的思想完善，他提出地球一周為360度，若依次建立精密經緯網，可以準確說明在球麵上任何一點的位置。後來的托勒密以文字和地圖方式實際確定了八千來個地點的經緯度數，盡管這些度數大多不準，但畢竟是這一方法的全麵應用。
經緯網在地球表麵的覆蓋，使大地上的每一處地方，憑空獲得又一個名分，即經緯度。經緯度的一致性為世界找到了一個一統體係。我們看到，古希臘人的世界沒有統一在政治威權的網絡下（如中國王朝郡縣體係那樣），卻統一在科學的數理地球觀中。
數理經緯網絡對地球表麵的覆蓋，提供了嚴格的方位與距離，體現了數學的精妙，對於海洋文明它又有潛在的實際意義。陸地上的東西多樣，比如山頭溝穀、河湖港汊，人類都可以用來作為方位與距離的參照。但在茫茫海麵，除了天象，別無參照，所以天文數理的方位知識對於海上的人們至關重要。我們注意到，他們的起始經線即本初子午線往往從海島開始，例如羅德島（埃拉托色尼）或加那利群島（托勒密），這反映了海洋文明的世界秩序觀。經緯度的測定是複雜的，在古希臘時代未必立見實際應用，但這個地球定位方法在後代的巨大價值毋庸多言。
數理地理學的緣起不是地理現象本身的啟示，而如天籟之聲，是天文數學的推演。古希臘的數理地理學控製了地圖學，而這一地圖學的傳統為西方人提供了一個世界的直觀模樣和規模。如果當時的數理計算是準確的（這要以精確的測量工具為前提，埃拉托色尼的運氣不錯的接近事實的數字並沒有多大影響），那麼古希臘人會傳給後人一個尺寸準確的地球，哥倫布也就不會小看地球的周長而勇敢啟航，並自以為到達亞洲了。
讀地理學史，我們在其他古文明中看不到這種數理地理學。在絕大多數文明社會中，地理學的發展主要是基於經驗知識，並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實踐的直接推動下，逐漸形成體係。這個現實主義的過程在古希臘並非沒有，隻是那套數理地理學的成就太異常，太精彩，不能不成為學術史回望的一個耀眼的焦點。
方正先生強調，在古希臘，有那麼一個特殊群體（數理及哲學癡迷者），聚集在一個特殊場所（學園、學宮），發揮著一股自由的、超前的科學思想銳力，他們“運用心智過於身體其餘部分”（柏拉圖《對話錄》）。這一局麵的出現，刨根問底，與地理環境不無關係。“中西科學發展模式的巨大分別，最終可能是由地理環境所決定的文明結構差異所產生。”在古希臘世界，“這高度破碎的地形阻止了強大政治力量的凝聚，因而有利於邦國並立和個別文化的獨立發展。但由於海上交通的發展，一種鬆散的整體文明亦得以逐漸形成，它並非以建立一統政治秩序為主要關懷，所以和大河流域文明有顯著區別。”在批判過“地理環境決定論”的今日，人們一般不大願意或不大滿足於接受這種“簡單”的結論。但在人類早期曆史中，舍棄環境而僅僅在人文自身找原因，是不能完滿說明問題的。環境可能不是決定的、充分的因素，但它往往是初始的和持久性的因素。
方正觀察到地中海的鬆散多元世界為學術傳承與再生提供了多個機會，學園（學術中心）可以在政治變故中做地理上的周旋轉換。東方不亮西方亮，米利都、雅典、亞曆山大依次接力為學術搖籃，確保薪火不絕。古希臘智者們得地中海地利，心胸超然地外，他們將想象與嚴密推理相結合，推演整個地球，創生數理地理秩序。這是古希臘人獲取的一個獨特世界。
當然，地理學的現實性乃與生俱來，在貼近大地的人們看來，人類腳下眼前的這個世界隻有數理描述是遠遠不夠的。亞裏士多德說：“畢達哥拉斯學派在他們的理論中所用的基礎概念和基本要素與自然科學者所用的比較起來是很古怪的。它們是不能觀察到的，它們是數的實體，而數的實體（除在天文學中外）不是我們的變化中的世界的一部分……他們僅僅為了理論的目的而用他們一套特殊的基礎概念來說明自然實體……他們的解釋方式和他們的基礎概念卻讓他們直接進入超出於感覺的領域。”（《形而上學》）
方正先生指出，古希臘的學園裏沒有師規家法，學生的思想完全是自由的。亞裏士多德雖然到柏拉圖學園留學，卻與柏拉圖的思路大為不同。在拉斐爾的壁畫上，柏拉圖手指上天，而亞裏士多德手指地上人間。亞氏的“真正興趣其實是在生物學、自然史等實質性和資料性科學……他更一針見血地指出，事物的理念不能夠和數目等同。這樣，在追求理念和絕對的畢派-柏拉圖哲學以外，出現了直接麵對和探究自然現象的亞裏士多德哲學--它徹底的理性和務實精神對於畢派和柏拉圖之過分信賴直觀和想象力不啻一服清涼劑。”亞氏思維雖然走向實物，但其嚴格的理性精神未有絲毫退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