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正先生的《繼承與叛逆》一書最近由三聯出版（陳方正：《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書中對西方科學產生之千古“內史”源流，做了詳細評述，提出兩次“科學革命”說。文內除精練並頗有啟發的理性評析，又常見深悟之後的感發，飽含曆史抒情。這是一本由中國學者書寫的關於西方科學思想史的相當係統的著作，因為本書的寫作多從中國人的思維背景及語言出發，所以堂室雖深，卻不難進入。讀過這本書，可知當年利瑪竇的話不錯：西人之學“千百為輩，傳習講求者三千年。”
現在，我們多了一份深入闡釋西方科學史的參酌樣本，以後，可以很方便地將問題放在本書提供的係統中做關聯思考。例如，認識古希臘地理學的問題。
地理學本是最不容易科學化的學科，但地理學家一直在執著地探求那個由科學方法所描述的科學世界。在這個方麵古希臘人動腦最早，先行獲得地球形狀、地球周長、經緯度之法、地球氣候帶等科學地理觀念，從而托出一個“科學地球”。我在學校上課，介紹到古希臘這些地理學思想成就，同學多感吃驚，吃驚後遂有疑問：“他們是怎麼想到的？”現在方正先生的書就是要告訴我們“他們是怎麼想到的”。
讀古希臘地理學史，看到至少有四個人被今天學者依不同標準稱作“地理學之父”。按時間順序，第一個是荷馬，第二個是赫卡泰（前550-前475年），第三個是希羅多德（前484-前425年），第四個是埃拉托色尼（前275-前195年）。四個人各自成為“其父”的理由是：荷馬在史詩中最早記錄了一堆地名和某些地理現象；赫卡泰創立了描述地理學；希羅多德在《曆史》中最早詳細記述了大範圍內與人類曆史有密切關聯的地理知識；埃拉托色尼則最早使用了“地理”這個名詞，曾專門討論地理問題，並以幾何之法測定了地球的周長。古希臘有四位“地理學之父”不足為怪，因為地理學是一個範式多重的學問，一個“父親”不夠。
在我們看來，古希臘的這四位地理學開啟性人物中，荷馬、赫卡泰、希羅多德所講的東西並不那麼新奇，它們多是經驗地理知識，沒有多少超越性的整體地理觀的構建，我國古代的《詩經》《左傳》《史記》中的地理內容均不在他們的作品之下。讓我們感到吃驚的主要是埃拉托色尼關於地球的那一番數理探索。方正書中給我們提供的正是這類數理地理學的思智背景。隻是，埃拉托色尼在《繼承與叛逆》中出場時被稱作“著名的天文學家”。
不隻是埃拉托色尼，還有幾位重量級的古希臘地理學家在方正的書中也被稱作“天文學家”，如喜帕克斯、尤多索斯、托勒密。的確，在這些全能人物的學問中，天文學是先導性的，他們的地理學與天文學攪在一起，差不多是一套學問，因為地球兼有天文、地理兩種身份，它既是天體對應的核心，也是人類立足的大地。基於天文學的想象與探究，他們極大地推動了關於地球的認識，最早可能是畢達哥拉斯學派的人提出地圓說，柏拉圖力挺這個觀點，亞裏士多德據日常現象給予論證（如月亮上有地球投影等）。從此，在古希臘學人的圈子裏，地圓說成為公認的大地觀。數理地理學就是在地圓說的基礎上發揮而成。
僅有天文學的想象還不夠，若沒有對數學特別是幾何學的追求，說完了大地是圓球也就無事可做了。“不習幾何學者不得入此門”，據說這是刻在柏拉圖學園門楣上的話。正是濃厚的數學興趣，令那些古希臘學者對這個大球做了進一步的數字化描述。（對於平麵大地進行數字化的難度、價值要小得多。）並對於這個球體表麵地點的表述（有如說明乒乓球上一個黑點的位置），做有數學方式的發明。方正先生對古希臘人的數學追求十分強調，所謂“第一次科學革命”就是指對數學奧秘的崇拜與對數學的嚴格證明方法的探索。這個源頭轉向十分關鍵，埃拉托色尼、喜帕克斯、尤多索斯、托勒密的地理學研究乃是承此之緒。
埃拉托色尼利用幾何方法測量地球南北周長，他選擇同一子午線上的兩地，南部的西恩納和北部的亞曆山大，在夏至之日進行觀測。西恩納附近有一深井，在陽光直射井底的同時，在亞曆山大測量一方尖碑的影長，再量出方尖碑與陽光射線間的角度，根據這些數據，加上已知西恩納和亞曆山大之間的距離（弧長），算出地球周長，修正後為39360公裏，其結果與地球實際周長驚人地接近。在假設了陽光射線為平行線之後，這是一道並不算難的幾何題，但埃拉托色尼的運用卻是一次天才實踐。
埃拉托色尼試圖將數理定位與現實世界相疊合，他繪製了一幅世界地圖，在該圖中選擇橫向通過地中海的基本緯度線，又選定西恩納、亞曆山大、羅德島和拜占庭的一線作為本初子午線。此外，他另引六、七條經緯線，這些線之間距離雖然粗略不等，但無論如何，埃氏是試圖用經緯網標示地圖的倡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