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數理世界之內有一個小一點兒的“有人居住的世界”，這是古希臘人的第二級世界觀。對這個世界，亞裏士多德相當關注。而對這個世界的論證，不可能沒有地理學的具體解釋。我們若將亞裏士多德關於地理問題的言論大行搜羅彙總，完全可以將其“認同”為一個地理學家，難怪佩迪什稱“真正創立自然地理學的鼻祖是亞裏士多德”。（亞氏是“萬學之父”）
亞裏士多德力求在雜亂無章的自然界中尋出本源和法則。愛奧尼亞人早已總結出氣、陸（土）、水三界，加上火（太陽），這四大基本要素，亞氏在此基礎上進行動態討論，提出四種動因：熱、冷、幹、濕，例如水是冷和濕的結合，氣是熱和濕的結合，水可以變氣，氣可以變水。地形變化也是因這四種動因形成。亞裏士多德對自然地理尚有頗多見解，這裏不必重複。當然，亞氏的許多結論是錯誤的，這是由於時代所提供的總體自然知識不夠、不高，但正如佩迪什所說：“他的主要功績不在於他對問題的解答，而在於他提出的問題；不在於他對現象作出的解釋，而在於他用來解釋現象的方法，因為作者（指亞氏）力求將自然地理學建立在因果關係的循環機製上麵。”在自然界尋出因果關係，特別是像地理學那樣尋出異質事物間的因果關係，談何容易。這個理想直到19世紀才被洪堡艱難地完成，而洪堡也是仰仗了多種先期成熟的相關自然科學的支持。
在所見關於古希臘地理學史的撰述中，對於邦國地理問題鮮見討論，似乎嫌城邦國家太小（雅典是較大的城邦，麵積僅方百裏，有如中國一個縣），不值得作為一個地理單元來研究。但亞裏士多德堅持城邦為基本社會單元，並談過城邦應具有的空間特征：“一個城邦的地理環境應該是敵軍難於進入而居民卻容易外出的……凡容易望見的境界也一定有利於防守。中心城市的位置，照我們的理想應有海路方麵的通道。第一個要點是曾經講到過的，城市為全邦的一個軍事中心，四圍有警，都能由此派遣赴援的部隊。第二，它也應該是一個商業中心，具有運輸的便利，使糧食、建築用木材以及境內所產可供各種工藝的原料全都易於集散。”境內要有“布置著頗為恰當的港埠，這些港埠離開城區不遠，卻又另外獨立，城港之間則聯以牆垣以及其它類似的碉堡，使城區的武力足以捍衛港埠的安全。憑這樣的安排，顯然即可獲得港埠的便利，又不難以法律防止其附帶的任何不良影響。”（《政治學》）我們還是能夠看到古希臘哲人關於在空間上如何組建社會的言論，對照來說，這類問題不是高玄的地理，而是實用的地利。討論地利形勢問題是中國古代地理學的長項，而地利思想在古希臘地理學史研究中卻沒有什麼地位，這可能是由於古希臘社會地理形態的特質（到羅馬時代就不一樣了），但也像是其炫目的數理地理學對今日研究者的一種製約。
我們還讀到，埃拉托色尼曾“譴責那些把全部人類劃分為希臘人和野蠻人兩部分”的做法，這種劃分有如中國的“夷夏之辨”。可惜我們不知古希臘主張如此劃分的人在地理上如何指認希臘“邊緣”的所在。這類文化地理觀念在古希臘人中存在當屬合情合理，埃拉托色尼反對這種做法，正反映了科學精神對於文化價值觀的消解。不過，文化問題總要在人文問題中頑強表現，這是地理學走向科學化時最困難的地方，難到幾乎不可能。地理本來就比天文混亂，地上的生物界又比無機界混亂，而人文更比生物混亂。對這一串東西作空間分布研究，天文一頭最容易科學化，人文一頭最不容易科學化。
就對地理學的意義而言，數理之法有輝煌的一麵，也有局限的一麵。球體測量法為地理描述建立了一個精確坐標係統、尺度規範，但這個係統與規範本身並不是地理學的內容，如同年月日時分不是曆史學的內容一樣。坐標係統本身並不“界定”任何具體的地理現象，地理現象都有自身的空間尺度，坐標隻是對這個空間尺度的一種外在描述方式。當年殖民者以經緯度劃分政治疆界是很蠻橫的做法。
近代以後，學科獨立性加強。當地理學離開天文學的籠罩，測量學也從地理學中獨立出去之後，地理學的數理部分所剩無幾。直到20世紀六十年代的“計量革命”，數理方法才又在地理學中複興。不過，這一輪數量運動卻引發了人本主義的大規模回潮，這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事情。
（原載《讀書》，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