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自人類社會誕生之日起便一直伴隨著整個社會發展曆程，是人類特有的重要社會活動，也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誌。從中華教育的大背景來看，西周時期是我國形成相對完善的學校教育體製和教育內容的最早時代。西周教育的主要特征是以“學在官府”為主導的體製和以“六藝”為主體的內容。西周的教育和各項製度對我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有著極其重要影響。當然，在當時文化發展還相對滯後的浙江義烏，其教育受西周官學的影響較小，發端也更遲些，而更直接的影響則來源於具有強烈地域文化特征的越文化以及秦漢以後逐漸融入越文化的儒學文化。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在浙江設置郡縣。秦嬴政25年（公元前222年）置烏傷縣。兩漢、三國時期，義烏的經濟、文化就開始得到穩步發展，眾多士族學子開始研習儒學經典，發展儒家文化，可謂文化昌盛，文人輩出，自古被稱為“小鄒魯”。西漢末年，北方戰亂頻仍，大批士族、農民、手工業者避亂到江南，加快了中原文化與越文化的融合，也促進了義烏文化教育的發展。之後，東漢及魏晉南北朝時期，因戰亂和移民而出現的文化南移現象較之西漢末年更為普遍。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義烏的文化和教育事業都得到了實質性的發展。
因為時代久遠，史料堙沒，義烏教育的發展脈絡已難細考，隻有零星記載。據古《義烏縣誌》載，孫吳時期，烏傷人士駱統，字公緒，官任濡須督，曾經師從以儒學聞名的江東丹陽人唐固。“縣古有學，肇自元魏”。北魏年間（386—534年），烏傷誕生了最初的官辦縣級教育機構——縣學。南朝時期，齊國樓幼瑜，字季，長於《禮》學，著有《禮捃遺三十卷》與《文集六十六卷》、《隋書經籍誌注》，聚徒教授，不應征辟。自隋唐起，浙江的教育才真正興盛起來，義烏的教育也隨之得到發展。唐武德7年（624年）烏傷改稱義烏，至今已有近1400年的曆史。
隨著宋室南渡，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浙江大地成為全國文化教育的中心地區，太學、宗學、武學、醫學、畫學等中央官學陸續建立，各地所設的書院也多達190餘所。這一變遷也為義烏文化和教育的繁榮提供了廣闊的舞台，使得各種學派和教育思想蓬勃發展。義烏儒學的發展也從南宋時期開始興盛，崇禎《義烏縣誌》之《儒林》、嘉慶《義烏縣誌》之《理學》，均始自於南宋時期。由於山川地理環境的影響，在儒家學說學習與傳播，義烏自成係統，曆代學人在儒學領域中默默耕耘也多有建樹。
同時，在全國統一的製度保障下，義烏的教育製度也日趨規範。以講授理學或學習製藝為主的書院也在義烏紛紛設立。曆代有東岩書舍、滴珠書院、繡湖書院等近20所，尤以明代最盛。書院的設立對於豐富義烏的學術思想，推動當地的教育進步和經濟發展都有積極意義，科舉入仕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從明代建立至清代結束是中國封建社會從成熟走向衰敗，直至滅亡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的前半段，一方麵，中國傳統的文化、教育、思想都達到了空前的成熟，在這樣的大背景和中央集權的統領下，唐宋以來的教育思想、教育政策和製度得到了繼承和鞏固；另一方麵，封建統治者吸收前朝統治的經驗教訓，把封建專製更推進了一步，通過強化思想控製、發展官學和八股取士的科舉考試製度等措施來實現教育為封建統治服務的目的。在這個過程的後半段，由於封建統治的衰退、思想界對傳統封建思想的反思和受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影響，出現了“崇實黜虛”的實學教育思潮，並在全國逐漸產生了效仿西學的新式教育。
始興於元代，普及於明清的社學以官民結合的地方學校形式，對推動義烏的教育發展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社學以民間子弟為對象，“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禮”。明崇禎年間，義烏有著名的“龍門大社”。
義學、私塾（義塾、家塾、族塾、學館等）等蒙學機構是發端最早，存續時間最長，城鄉分布最廣泛，也是最基礎的教育組織和辦學形式。義學為“廣勵人才、俾貧而無資者皆得有所成就”而設。清時，義烏鄉賢自編方言教材《穀米豆麥》供私塾蒙童和農民識字速成之用，鹹豐年間已廣為流傳，堪稱一絕。私塾這種最普及的辦學形式直至民國30年（1941年），因現代教育的引入才完全退出曆史舞台。
義烏地處崇尚實學的浙江腹地，雖然經濟並不夠發達，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支持也相當有限，但由於有深厚的傳統教育思想基礎和眾多熱心於教育的社會賢達，又深受實學思想的影響，因此，其明清時期的教育狀態始終沒有滯後於全國的發展，在某些時期的某些方麵還走在了全國的前列。
鴉片戰爭以後，寧波、溫州相繼開埠，一方麵，紛至遝來的傳教士從沿海逐漸深入內地，在傳教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方式；另一方麵，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在對中西文化的比較中，感受到了西方教育的科學和進步之處，開始把目光從古聖賢的經典轉向域外教育模式，希望借此尋求中國富強的良方。在此雙重力量作用下，以1900年吳源創辦的“民義學堂”為標誌的義烏新式學堂的誕生，拉開了義烏近代教育的序幕。之後的數年間，由私人創辦或由地方官府資助的新式學堂在義烏遍地開花，這些學堂多利用原先的書院、學塾舊址及宗祠等改建而成，為義烏的現代教育發展奠定了基礎。
經過辛亥革命到五四時期的社會變革和思想蕩滌，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近代教育體係基本形成，不僅有了較為完善的教育管理體製，各級各類教育也初具規模。義烏在民國初期和中期的教育事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後期因連年戰亂，教育事業舉步維艱。民國2年（1913年），縣政府連續創辦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縣立高等小學，使縣立高等小學達到5所，還有大批私塾被改良為現代學校。民國16年（1927年），縣政府通過向社會勸募、開征附捐等方式籌措經費，創辦第一所初級中學——義烏縣立初級中學，使義烏教育又邁上了一個台階。至民國26年（1937年），義烏已有普通小學274所，改良私塾161所，一年製短期小學54所，教會小學1所，共計各類學校490所，小學生23911人，初步形成了新式教育的雛形。
從教育實體來看，初等教育占據了義烏近代教育的主要位置，為義烏的人才培養發揮了奠基作用。中等教育實現了普通中學教育、師範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多元化，為社會培養了大批中等技術人才和合格的師資。高等教育在近代的義烏還是個空白，而民眾教育一直受到重視，成為義烏近代教育體係中的組成部分。
同時，由於義烏地處經濟相對落後，信息相對閉塞的浙江腹地，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新舊教育體係處於混合過渡階段，甚至由於社會動蕩等原因，根本無教育體係可言，基本是地方政府和民間賢達依照各自對教育的理解來展開各種教育活動。直至中華民國成立十多年後，近代教育體係才逐步形成，新的教育體係包括新學製的逐步定型，教學內容在設置上的逐步完善，西式課堂教學方法的逐步引進和消化，對學生思想和行為規範教育的重視，教育管理、教育研究和教育監督機製的形成等。在義烏，一批熱愛教育事業的有識之士也主動投身到教育體係的建設之中，使義烏近代的教育事業風聲水起，碩果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