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就是繼承和發展了早期維新派的君民共主的理論體係，試圖建立資產階級的君民共主，希望通過政治體製改革，使中國擺脫帝國主義的侵略，走上獨立、富強、民主之路。隨著民族危機意識的加深，清王朝在1906年頒布了“預備立憲”詔書、1908年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1911年頒布了《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清廷開始著手實行君民共主製度。清廷在清末實行的新政的力度完全是超乎人們的想象的。誰能夠想到，在一百多年前的那個腐敗不堪的清廷統治下，竟然會有議會、內閣和憲法。且不論它其中存在著多少問題，單憑這一點就足以說明是一個跨越性的進步。在隨後的袁世凱也聲稱用“君民共主”來維持國家的統一，防止國家分裂。可見，早期維新派提出的“君民共主”之影響非同凡響，為後來的一些改革起到了先導的作用。
2.軍事的變革思想
魏源寫《海國圖誌》的目的是“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製夷而作。”[6]也就是我國不僅要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而且還要以此來抵製外國的侵略。而洋務派對此僅僅做到了“師夷之長計”，放棄了“製夷”，實際上他們不僅使羨慕西方之強大，而且還對此畏懼，所以他們采取的是“靠夷”、“媚夷”的態度。隨著事態的發展，早期維新派意識到學習外國是要發展自己以抵製外國的侵略，而在當時外國對我國的侵略主要是靠軍事上的技能。我國不能僅僅停留在模仿他們的“器”，這樣永遠隻會跟在他們的屁股後麵跑。我們要超越就要學習他們的“技”，變革我們的軍事製度。當時我們的軍隊情況是：不但武器、操法落後，而且軍隊腐敗、士兵渙散，這都需要整改。
王韜認為外國人都是不懷好意的，他們此時的幫助隻是為了以後獲得更多的利益，可見，他的思想是多麼的開明。當王韜剛接觸西方的“器、工具”時就對之歎為觀止，他譯著了《火器說略》，介紹西方的武器的製造方法和軍隊管理，他認為要把我們所使用的長矛、大刀、弓箭換成西方的武器，這樣才能和侵略者相抗衡，否則我們的士兵還沒來得急揮舞長矛、大刀，就已經被侵略者的武器打得落花流水。[7]同時他還意識到單學習西方的武器隻是學習了皮毛，更重要的還是要變革軍隊製度。針對當時我軍腐敗、士氣不振等一係列問題，王韜提出了一係列關於整軍、治兵、備戰等方麵的主張。更值得一提的是王韜對海防戰略提出了一套思想體係：不僅要建水師、造炮艦，而且要親英抗俄、保台防日，再加之築造鐵路、開礦等加之以輔助。由此可見，王韜不僅注重戰術上的措施而且還注重戰略上的防範。他能考慮到國際上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提出了“親英”是為了“抗俄”，“保台”是為了“防日”的前瞻性思想，不再閉關自守，而是走出了國門，看向了世界。
其他的早期維新派代表者也提出了一係列的開拓性的思想言論，諸如，馮桂芬的“自造、自修、自用”、鄭觀應的“國防與邊防結合、商戰與兵戰並舉”、馬建忠的“設立專門化機構、行兵役製”、薛福成的“守在四夷、劃界求和”等一係列的軍事變革思想。雖然對於現在國家來說，軟實力和硬實力同樣重要，國與國之間的較量有多方麵的，戰爭少了很多，但是在當時處於被侵略的中國來說，作為硬實力的一種的軍事實力更為重要，它可以最直接的抵禦外國的壓迫與侵略。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強大了，別國就不敢輕易來犯。這就是為什麼各國會耗巨資在軍事上，還會搞軍演，就是讓別國看到本國的軍事力量，起到一定的震懾力。
3.教育的變革思想
無論是政治製度的變革，還是軍事製度的變革，都是先要有一種理論思想、一套理論體係。而這個理論思想是從何而來呢，又是用何構建的呢？當然是從“學”而來。所以說一個人的求學經曆、人生體驗都是至關重要的。早期維新派者大多數是親自接觸西方的，他們中有的出國留學、有的出使幾大國大臣、有的長期居住香港、有的和外國人長期共事、有的遊曆多國。他們通過閱讀西方書籍、與西方人頻繁接觸、生活在西方的那種製度之中，使他們對西方進行了深刻的研究與解讀。這就使他們的思想能夠開放，而優於洋務派者。就如王韜，正是因為他在科場的失敗、仕途的不順、太平軍的不賞識、清軍的追捕，才會導致他的逃亡，才使他有機會接觸西學，才能視野開闊、思想開化，以至於提出了先進的變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