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韜為例淺探早期維新派的重要性
學術展台
作者：李莉莎
摘 要：作為承前啟後的早期維新派，他們為了救國、富國，努力的探索著、實踐著，既為當代留下了璀璨的碩果，也為後代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將以王韜為例，僅從君民共主、軍事、教育等方麵對早期維新派的重要性進行淺探。
關鍵詞：早期維新派；王韜；重要性
洋務運動和百日維新所起的貢獻和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對於承百日維新之前啟洋務運動之後的早期維新派的重視程度是輕於洋務運動和百日維新的。早期維新派是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伴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而逐步形成的。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我們以後的路到底該怎樣走？一些知識分子在不斷地思索著，希望能踩出原本不存在的那條光明之路。這條光明之路、改革之路是人們為了求生、救國而不斷地探索生存的道路。令人值得慶幸的是，經過不斷地努力探索，終於出現了中國近代第一批擁有西學背景的知識分子—早期維新派，作為先知先覺者，他們扛起了這麵大旗帶我們走上了那條我們探索已久的救國的光明之路。他們率先地認識到致使國家富強的深層原因—製度的變革、引進西方先進的製度。早期維新派便成為左右中國發展方向的舉足輕重的力量。本文將以王韜為例對早期維新派的重要性進行簡單的探析。
一、王韜思想形成的背景
作為早期維新派代表人物馮桂芬、王韜、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胡禮垣、陳熾、何啟等之一的王韜（1828—1897年），是近代著名的政論家、報人、改良派。道光二十六年以縣考第一成為秀才，但是第二年到金陵參加鄉試不第而灰心得絕意仕途。可能正是因為他在仕途的失意才導致了他以後的偉舉，才能給後人留下了豐富的思想財富。
由於他的父親病故，家還有妻兒，作為一家的頂梁柱，王韜必須出外謀生計。在1849年，他得到了英國傳教士麥都思的聘請，擔任其助手，到上海墨海書館工作長達十三年。畢竟，他從小是熟讀四書五經的，經學思想也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跡。雖然開始是有一些抵觸的，但是在上海墨海書店的經曆使他初步的對西方文化進行了接觸，這就為他以後的西學思想埋下了萌芽。1862年，在回蘇州老家探親期間，以黃畹為化名上書太平軍為其獻策，希望轉交李秀成，但其並沒有采納。後來清軍攻破李秀成，這封信落入清軍之手，以“通賊罪”通緝王韜，於是他在英國領事館人員的護送下逃亡香港。這時的香港已經在英國的統治下將近二十餘年，西學風氣很盛行，西化程度也很高，王韜受邀翻譯了多種西方書籍，自然他就更多的接觸西學，其中當然包括西方的政治理念。這使他初步親身體驗到了所謂的西方社會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使他直觀上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和封建主義社會的不同，以便使他的封建舊觀念有所消減。
1867年，理雅各邀請王韜前往遊曆歐洲並且來蘇格蘭幫助翻譯中國經典，這次的經曆使他眼界頓開。[1]這次的經曆是王韜一生之中重要的轉折點，真正的切身體會到了西方社會，政治製度的先進性是國家強盛的基本，尤其是他聽了英國議院的國會後感慨道：“國中遇有大政重務，宰輔公侯、薦紳士庶，群集而建議於斯，參酌可否，剖析是非，實重地也。”[2]這種議員們可以在議院上談論國家之事，隨意表達各自見解的現象，使受中國傳統封建教育的王韜的內心得到了強大的震撼，這種現象在中國的朝堂上是無法想象的。這就為以後他主張實行君主立憲埋下了伏筆。等到1970年他再次回到香港的時候，已經是此一時彼一時了，他的資產階級變革思想已經初步成形了，他提倡要效仿西法，修改製度，提高行政效率，[3]和王韜一起的早期維新派者開啟了中國改革思想的新一頁。
二、早期維新派重要性的體現
1.君民共主的變革思想
洋務派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雖然他們意識到要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但是這是在不改變製度的前提下，是為了維護君主專製製度。也就是俗話說的，“換湯不換藥、治標不治本。”中法戰爭後，洋務派開始顯出了弊端，這時，代表民族資本主義的早期維新派開始在曆史的舞台上發光，帶領著人們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這時他們的認識已達到了要求君民共主，使國家富強。[4]王韜認為在中國麵臨著嚴峻挑戰的同時也得到了一個難逢的變革機會。他提倡我國要敢於正視自己的落後、敢於接納新事物、敢於變。王韜是中國最早反對君主專製，提出建立君民共主思想的。他把世界各國的政治製度分為三種，即“君主治、民主治和君民共主治”。而他最讚同君民共主治，他認為國弱的原因之一是君主專製製度，君民上下互相溝通，才是理想的政治，政治製度就像人的血脈一樣，若血脈不通，人就會麵臨死亡，同樣一個具有落後政治製度的國家也將麵臨著瓦解。[5]當然君民共主的思想不僅隻有王韜提出，還有馮桂芬、薛福成、陳熾、鄭觀應等也提出了。這在當時是偉大的進步，對後世有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