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先給我坐下——”
他什麼也沒說，隻是要我看一盒錄像帶。
“你把我叫來，看A片？你真會拿窮人開心，我是要寫稿謀生的呀，你——”
他命令地：“少安毋躁，看了再說。”
“老先生，你葫蘆裏，到底賣的什麼藥？”
他不吭聲，徑顧往錄像機裏塞帶子。
一會兒，電視機屏幕上出現畫麵，倒不是光屁股的三級片，好像是聯播節目裏的電視新聞，是在人大會堂某個廳裏的一次什麼會議。有些認識的和不認識的文化界的人士，像模像樣地坐在那裏。接下來，鏡頭一掃，就看到了他，也就是白濤，正在那裏滔滔不絕的演講。憑良心說，智者的口才不錯，形象也佳，從他的身份，他的資曆，和他的言談舉止的不同一般，電視台記者不給他幾秒鍾露臉的機會，是說不過去的。一個人，混到別人不可漠然視之的地步，不易。尤其在“冠蓋滿京華”的首善之區，那就很夠意思了。
叫我來看這些，真是沒勁。“算了，你老人家的光輝形象，隔三差五地總要讓我們瞻仰的嘛！”
“你看下去再說——”他不想和我馬上交談。
這種會議新聞，是沒有同期錄音的，聽不到他的鏗鏘之聲，但麵色紅潤，容光煥發，滿座的人，都在注視著他，可見他的發言之精彩，之生動。在中國，能有本事扯淡得頭頭是道，是一種特異功能。因為共產黨會多，而任何會都是靠與會者那些有用的、無用的語言來支撐的，所以，能講出一堆無關痛癢，可又切題不離大譜的廢話簍子，便受會議主持者的歡迎，不至於冷場嘛！而我們這位白濤先生，恰恰是不管與他疏隔的行業，不管與他風馬牛不相及的話題，都能講出個子午卯酉的人。那麼像這種文化界的集會，他能不出席麼？人家請他去，就是請他這張嘴呀！對他來說，講講大文化，從周秦漢唐，出土文物，辮子金蓮，禪宗道門，到國標舞，呼啦圈，性文明，後現代，更是小菜一碟，手到擒來的事情。我未恭逢其盛，但可以想象，肯定是口若懸河，天花亂墜，唾沫星子亂飛，說得大家一佛涅槃，二佛出世的。
這種會議的報道，也就兩三分鍾的事，一會兒，那錄像帶演完了。
我不明白，好端端地把我叫來，不談他的死亡問題，卻是為了看他的風頭出足的畫麵？我想純係老年人的一時心血來潮了。
他問我：“你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你老人家呀！”
他搖頭：“除了我之外——”
“無非那些你常講的‘大瓣蒜’了！”
他很躁急，“我不是叫你看那些——”
“看誰？”
他把帶子倒回去，又從頭放映，到了他的鏡頭以後，是一個會場的全景，他定了格，是幾排沙發上的貴賓，和沙發後邊的一般與會者。
“看到沒有？”
“誰呀？”
他用手點著定格了的畫麵上的一個坐在後排的人影，“你細細看——”
影帶的質量不佳，看不清那張臉，不過，分得出是男是女。我問白濤：“她是誰？”
老人的臉上的表情很古怪，像吞了一苦藥丸，吐不出又咽不下。
“怎麼啦？”
他不急著答複我的問題，搖搖頭，把那個錄像帶退出來，又塞進去一盤。這是一次環境保護的座談會，不知在哪個賓館的會議廳裏開的。我看到會場橫幅上，寫著“森林與人類，愛護地球這個家”的響亮口號，便知道會議主旨了。當然，還有與會的我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人士，濟濟一堂，共商環保大計。
當然不用說，又是白濤的一個特寫鏡頭，和他大談南極臭氧層出現空洞，對地球生物影響的宏大話題。這不是電視台拍的，是他從環保局搞到的，所以，有他的抑揚頓挫，從容不迫的聲音。我不能不服氣，這世界上除了由於他的性別，不能生孩子外，幾乎無他不能的事情，無他不知的學問。
當他在講到紫外線過度照射的危害，對近年來皮膚癌發病率增多現象的分析時，他又把錄像機定格了。他用不著指給我看，我已發現在後排的座位上，那位剪短發的女人影像。在北京，經常在這種場合采訪的記者，基本上就是那一撥子，很像京劇舞台似的，戲碼在變，主角在變，但跑場子的龍套們，總是那幾位一樣。雖然這個短發女人，令我覺得奇怪，但也認為這不值得多麼驚訝。而且，看上去，也不是怎麼年輕美麗的小姐之類，老先生即使性亢進，也用不著太激動的，有一個穀玉也就足夠他消化的了。
可他繼續插進第三個錄像帶，用不著定格，我在後排與會者之中，又看到了那張齊耳短發的女人，這就使我就有點納悶了。那是一次紀念二戰五十周年的學術性集會，白濤也在那裏發表即興演說，而且講的是諾曼底登陸與開辟第二戰場的曆史，好像他親自參加那次搶灘戰鬥似的。就在他講得興起時，鏡頭很清楚地照到了這個看來是他的一名忠實觀眾的麵孔，在目不轉睛地注視著他。
“誰？”
他不吭聲。
“到底是誰？”
他反問我：“你是真看不出來？還是假看不出來？”
我心裏早就想到了一個人，但立刻就否定了。不可能的，一個已經死去多年的老朋友，難道會複活嘛？“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她已經死了——”
“晏波活著。”他斬釘截鐵地說。
一個活得好好的人要死，一個死得好好的人要活，這是什麼世道？
我認識晏波的時候，便知道她是共產黨，如果像她那樣的人居然不是革命黨人，那倒是一件怪事了。雖然她家庭是赫赫王府，她祖先是豪門貴族，她父親是著名教授，她母親是富家千金，幾乎與共產黨無一絲一縷的瓜葛，然而，她卻是城工部裏負責學生運動的一員幹將。她有一張漂亮的臉，那短撲撲的像男孩的頭發，總是朝氣蓬勃，總是精神抖擻，總是不斷地煽動我們革命。
一看到她，就會想起讀過的俄羅斯文學中從事革命啟蒙的女性，後來，我們都嘲笑她是本世紀僅剩下的最後一位騎士，一位古典的職業革命工作者。因為，當我們慢慢地也明白了，革命除了那聖潔，幹淨，正氣，無私的一麵外，還有那由於與舊社會臍帶相連的關係，而不可免的肮髒，陰暗，汙穢，卑劣的一麵。而她，還是像在西伯利亞雪地裏亡命的十二月黨人，相信革命是那茫茫一片潔白的雪，絕對是純潔無瑕的。所以，她那種壯烈的近乎殉道的死亡，在一次雪崩中，無影無蹤地消失，也非常合乎她的天真無邪的情懷。
我從未見過這麼一個活得不那麼轟轟烈烈，但死得卻轟轟烈烈的女性。於是，我從電視機定格了那個女人影子裏，看到了許多年前，那個騎馬遠去的女戰士。
“太行冬來早，
叢山盡瓊瑤。
戰士馬蹄遠，
芳蹤隨雪飄。”
這是白濤在追求她時，寫下的許多五言詩中的一首。
那時，在根據地，她是可以擁有一匹坐騎的特殊人物，那匹白馬，是我們的司令員，在她一次負傷以後指名送給她的。加農炮有些出人意料的舉止，很是不凡，頗有大手筆的感覺。贈馬者豪爽，受馬者風流，而這種非常規的禮品，也隻有那個非常規的時代才會出現，一時傳為佳話，很讓我們一些初到解放區的年輕學生，為之豔羨。我時常回憶那些充滿革命浪漫主義的日子，直到今天，我一閉眼，還記得起晏波在山村小路上，策馬疾馳而去的英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