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聲稱要死的老前輩，口碑不算十分地好。其實，他沒有害過誰，甚至，除了自身安危不得不為之外，也給人家打招呼，這說明他心地不壞。純粹為整人而整人，如同為藝術而藝術的行為，他也不幹的。
但中國人，有個毛病，自己倒黴，而對別的不倒黴的人，有種悻悻然的不滿，這大概也是多年養成的平均主義的後患了。
我一點也不想為這位忘年交辯解，他既沒委托我，我也沒這義務。不過，憑良心講，要都是像他這樣一個無害的人，不怎麼收拾人的話，第一，天下太平得多，第二，人間悲劇能少三分之二，第三，事後落實政策的麻煩，也會相對減少。但大家背後說起他時，搖頭的多，點頭的少。
智者明白這些對他的不佳輿論，他回答得也很俏皮，“人，比較害怕凶神惡煞，越是麵目可怕，人，越是敬服。人，還有另外一個缺點，怕硬欺軟，你對人無害，人，本應該慶幸，至少可以多一份安全，但是，人有不安於位的本能，不會滿足這安全，反過來，還會產生一種對弱者施虐的欲望。”
別人對他的評價，他也不在乎，一個人，能一輩子平安快樂，無災無難，在中國這幾十年來，實在是為數不多的，不是這次運動，就是下次運動，遲早會攤在頭上的。他能遠離中國的一切的人為的政治災難，能比別人相對地少受到折騰，除了有福氣，有運氣之外，也說明他是一個非常明白的人，才能巧妙地周旋，不使自己卷入漩渦裏去。哪怕馬上要身陷囹圄，也能從獄卒的手下奇跡般逃生，這真是了不起的頭等聰明的超人，直到他年逾古稀，仍看不出他的一絲昏聵。他那在《麻衣神相》上，都能說出名堂的眼睛，鼻子，耳朵，始終處於一種可怕的清醒程度之中。
吃一輩子政治，吃成了精。
有一次，我們這些他的朋友，在簾子胡同他家聚會，都承認，一個人難得不倒黴，而對他老先生說來，最偉大的是一輩子不倒黴，這簡直是當代中國史上的一個特例。將來要寫《第二十八史》的時候，好像應該給他立一個吃政治的傳。
他一邊飲酒，一邊微笑，“諸位別恭維我了。”
那天我多喝了兩杯，我沒有他永遠不醉的高水平，有點管不住自己的嘴。“從我一九四八年認識你起，在阜平西寨那山溝裏，我就不怎麼佩服你的，白濤老兄！但幾十年交往下來，我又不能不讚成你了。因為你活得不但比我們哪個人都好，而且聰明到共產黨拿你沒辦法的程度，了不起。”
他笑笑，根本不把我的諷刺當回事，因為我是晏波帶到解放區去的關係，他跟我不甚見外。“大家隻是個印象而已，其實比我春風得意些，左右逢源些，沾共產黨的便宜多些的，大有人在。老實說，在這個世界上，像我這樣隻顧自己的聰明人，不是很多的，那些不但聰明而且會整人的人，害人的人，吃人不吐骨頭的人，才是真正吃政治的英雄呢！”
大家轟然叫絕：“對極了！”
“喝酒吧！”他端起杯子，“沒有必要為無謂的事情傷腦筋！”
我是他府上的常客，因為我們相識太早，記得進入解放區後，第一個用棗子酒把我灌醉的就是他。
他還為我寫過一首詩：
“阮伶不戒酒，
李白詩豐收。
人生常苦短，
何故不自由？”
那時，我們這些新去的知識分子都吃大灶，領六斤小米的補貼。他其實早去不多日子，也是晏波通過封鎖線，護送到根據地的。但他是詩人，又到聯大去講了幾個月的新詩運動，竟混上了中灶夥食，營級幹部。可護送我們這些大學生到解放區去革命的，那個風風火火的晏波，經常出生入死的城工部的人，也不過和我們一塊啃窩窩頭，享受大灶待遇，我們替她打抱不平，要找領導去說理。
現在已經很難找到這種赤誠的職業革命者了，她好像除了動員知識分子到解放區參加革命，如同播火那樣，把我們這些青年人的熱情鼓動起來外，她對於自己的一切一切，都無所謂。她阻止了我們，“幹什麼？幹什麼？”走到半路上，被她追上來，趕我們回駐地去。
後來，也知道，她不是沒有想法，不過，她覺悟高，不去想而已。也許因為這點曆史因緣的關係，我和智者這幾十年倒沒斷了來往。
他就這樣漸漸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人物，詩人以他不官不民的特殊身份，上見大官，下見平民，就這麼一個自由自在，但又很有分寸的態度。他不去討人喜歡，也不特意地討誰不喜歡，他讓人覺得他無野心，可信任，不戒備，可又是有本事，很努力，有分量的人物。他的詩，經常見報，他的畫，也有水平，他在文化人中，像官員，可在官員眼中，又是一個從老區來的屬於我們自己範疇的文化人。身體又不好，經常住醫院，也就不把他太當回事，又不能完全不當一回事的對象。所以解放後，這次運動，那次運動，在劫難逃者眾，他能安然無恙，而且並不比別人吃虧，就是沾了這種不即不離，和不使得強者十分戒意他的便宜。
“這老小子，該撈的全撈到了。”這也是有些人不肯恭維他的原因。
一九五七年，我被打成右派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潦倒落魄。那一次，晏波也險幾給戴上這頂桂冠，虧了加農炮保護了她，這位將軍進城後官做得很大，說話自然算數，也就把她下放拉倒。因而，剩下一個白濤，總是他把我找去簾子胡同，到他家陪他，有時小酌，有時賞飯，倒不怎麼嫌棄我腦袋上那頂帽子。因此，我固然不甚喜歡他，但也不像別人那樣討厭他。雖然心裏也不甚平衡，我倒黴因為我寫了小說，晏波倒黴因為她說了農村的真實情況，而白濤，比我們倆更加言不及義；可剛一開始整風，他就因胃潰瘍住進了醫院，他三教九流的人認識得多，醫生總不讓他出院，躲過那場暴風雨。
“別喝悶酒哦！”
我借酒蓋臉，故意問他：“我弄不懂，怎麼她有事，而你沒事，她下放，而你安然無恙？”
“你以為是我把我老婆推上斷頭台的嘛？”
我說：“但願不是！”
“當然不是！”
後來，沒有很久，晏波下放結束，又回來了。我們談起來，對於她先生這平安無事的歲月，使我不能不相信命運這一說，不知為什麼，上帝總給他笑臉。我從來也不敢跟上帝作對過，但上帝卻總是懲罰我。
他當著晏波大發宏論：“那是因為你們太執著，當然，這並沒有什麼不好，不過，有時候執著，有時候就不能執著，要知道，腳上的泡，全是自己磨的。”
我說：“我其實是很現實的，我怎麼不想適應？我討好過，我改變過，我服帖過，我低頭過，我甚至求饒過，但上帝仍舊不允許我適應呀！”
智者一笑，“這說明你適應得還遠遠不夠，適應是一門學問。有主動的適應，有被動的適應，有適應中的不必適應，也有作出不適應的樣子，而實際的適應，有大適應而小不適應，也有半適應的半不適應……”
晏波不耐煩地截斷了他：“算了，別販賣你的庸俗哲學了，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這樣滑頭——”
“不是滑頭，而是聰明，每個人在這個世界生存，都有一個態度。有人要硬碰硬的改造這個世界，有人隻想以柔克剛地適應這個世界。這就是我們最根本的分歧！”
晏波也不客氣：“這也就是你永遠是你，我永遠是我的緣故。雞和兔固然不能同籠，雞和雞，兔和兔也未必能在一個籠子裏共同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