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詩人海涅說過：“文學史是一所碩大無朋的停屍場，人人都在那裏尋找自己親愛的死者，或亡故的親友。”去年，因廣東文學院招聘作家事曾到吳趼人的原籍廣東佛山一走。我真是渴望在他的家鄉看到些什麼，知道些什麼，惜未能如願，隻得怏怏而歸。吳趼人甚愛自己的家鄉，故筆名索性叫做“我佛山人”，但也未見故土對於這位名家有什麼特別的紀念，深感文人之寂寞無聞。繼而一想，倒也不是什麼壞事，這樣，對故去的文人，說不定反而消停些，清靜些。
因為文壇，實在夠鬧的了。
爆炒文學，爆炒作家，是當今時尚，其實並非好事，因為在放大閣下那張漂亮臉孔的同時，尊臉上那塊難看的疤痕，也同樣放大了數十倍，而十分顯眼。舉例而言，那位炒得增值，甚於乃兄的周作人，又如何？不也同時讓更多讀者為之不恥乎？而唾棄之乎？難道因為到處印他的《苦雨》，能夠抹煞其當漢奸的罪惡嘛！同樣的道理，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為旗手搖旗呐喊者，為虎作倀者，進寫作組做刀筆吏者，舉棍子迫害文化人者，能由於時下的美化，而會使人淡忘他們身上那三種人的氣味嗎！
凡炒人者都有所圖，或為附驥，或攀門庭，或抬人也跟著水漲船高，或壟斷以作發財資本，我佛山人無人來炒，對於《中國小說史略》一書中所提到的被“訾議”的三百大洋，也就沒有什麼好事之徒感到興趣，他在九泉下討個安生，倒也不錯。不像前不久一位寫樣板的作家逝世，馬上被一窩蜂的人圍上去，出現熱烈盛大的場麵。凡在舊社會看見過大出殯場麵的人，都會感受到吃死人，實在是中國人的一種要不得的惡習。特別是吃死的名人，如蠅集蚊聚，更是熱鬧。於是，你也寫悼詞，我也寫祭文，有得寫的寫，子午卯酉，還能頭頭是道，無得寫的也寫，就難免添枝加葉，胡說八道。寫來寫去，甚至把應為死者諱的一些，也寫出來了。所以，無論炒死的人，炒活的人，都絕不應提倡。
但據《文集》中就這三百大洋事，引《滌庵叢話》的記述：“吳趼人先生，小說巨子，其在橫濱，則著《痛史》，在歇浦，則作《上海遊驂錄》與《怪現狀》，識者敬之。不意其晚年作一《還我魂靈記》，又何說也？因作挽聯曰：‘百戰文壇真福將，十年前死為完人。’”這下句挽聯，倒有一種振聾發聵的效果。
當然，用於吳趼人，顯屬誇大其辭。未享期頤之年，隻不過活了四十五歲，算什麼福將；收了三百大洋，寫了一篇諛文，難道就不是完人了嘛？未免要求過苛。如果按照這個邏輯，阮大铖賣國，錢謙益降清，周作人作漢奸，張愛玲寫反共小說，又如何？現在錢的行情相當看好，周、張兩位，香火甚至更盛，膜拜供奉者恨不能將他（她）們的牌位，放在文廟裏配享，那麼，吳趼人區區三百大洋，算得了個屁！
不過，這副挽聯中的“十年前死為完人”，倒不失為對年紀一把者十分有用的警語，我想，用在舉世聞名的波拿巴·拿破侖一世的經曆上，大概是最合適的了。這位科西嘉的上尉，身體力行他的格言：一個不想當元師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於1799年“霧月政變”中，建立執政府，為第一執政，接著，1804年把羅馬教皇庇護七世搞來，給他加冕稱帝，這還不夠過癮，1805年兼任意大利國王。1807年對英國實行“大陸封鎖”政策，同年，入侵葡萄牙，1808年入侵西班牙，這時，雖然他的皇後約瑟芬沒少給他戴綠帽子，但情場失意的他，賭場相當得意，驕妄跋扈，不可一世，其勢力幾乎擴張到整個歐洲。但是，到了1812年，他死前九年，窮兵黷武的拿破侖，大舉進攻俄國，這個戰無不勝的家夥，開始走華容道了。
看來，早死十年的這副挽聯，有其道理。
老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寫的就是這場戰爭。對這位法國的小個子和那位獨眼的庫圖佐夫的較量，有著生動的筆墨。1813年，他死前八年，拿破侖在萊比錫會戰中敗北，1814年反法聯軍攻陷巴黎，他被迫宣布退位，流放厄爾巴島。1815年，死前六年，不甘失敗的拿破侖卷土重來，率軍於法國南部儒昂登陸，進入巴黎，再登帝座，史稱“百日政變”。但“廉頗老矣”，雖蠢蠢欲動，困獸猶鬥，又能有幾許作為？同年，以兵敗滑鐵盧戰役結束他的戎馬征戰生涯，從此，小個子徹底完蛋，流放聖赫倫那島，直到1821年於這個荒島上病逝拉倒。
若拿破侖恰恰在死前十年，不在橫征暴斂，東討西伐，加劇矛盾，陷入危機的情況下，發動對俄羅斯戰爭的話，他未必成為一個完人，但以處於成功巔峰的光輝形象，載入史冊，是毫無疑問的，絕不是後來拋棄在荒島上，“鬥敗的鵪鶉，打敗的雞”那種落魄的德行。
這說明，中國老百姓常掛在嘴邊的“適可而止”，“見好就收”，“八九不離十”的不求滿盈的哲學體係，實在是具有科學道理的生存方式。任何事物玩到了極致程度，進入所謂的臨界狀態，必然要發生質的變化，並且那勢頭是不可逆轉的。所以，拿破侖隻有一百八十度地走向自己的反麵，毫無轉緩餘地，非滑鐵盧不可。如同伍子胥謝申包胥所說的：“吾日暮途窮，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他未必想如此，但又不得不如此，這就是人世間悲劇不斷的原因。
話說回來，中國曆史上那些赫赫揚揚的帝王將相，類似拿破侖下場的也不少。一部《二十四史》，由於最後十年裏的荒謬絕倫，而毀了前半生英名者，一數就是一大把。南宋洪邁的筆記小說《容齋隨筆》，其中有一篇《人君壽考》，列舉宋代以前的五位高齡帝王，他們分別為69歲的漢武帝劉徹，70歲的吳大帝孫權，85歲的梁武帝蕭衍，69歲的唐高祖李淵和77歲的唐玄宗李隆基，基本上都是在一生中的最後十年，把自己毀掉的。
死前十年，似乎是一個人變好變壞的大限。政治家也好，文學家也好，大人物也好，普通人也好，隱約有這樣一個規律在。真是令吾等上了年紀的人，要引以為戒呢！總是要變的，這是宇宙的發展規律，盡量使自己變得不令後人生厭，就謝天謝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