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清末之譴責小說》一文中，提到了“尤為世間所稱”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評價不算很高。“相傳吳沃堯性強毅，不欲下於人，遂坎坷沒世，故其言殊慨然。惜描寫失之張皇，時或傷於溢惡，言違真實，則感人之力頓微，終不過連篇‘話柄’，僅足供閑者談笑之資而已。”
作者吳趼人（1866-1910），名沃堯，字繭人，因為常被人誤解為繭仁，即蠶蛹，遂改趼人。廣東南海人，居佛山鎮，故自稱“我佛山人”，年二十餘至上海，開始他的賣字生涯，一生寫作甚豐，為晚清一代的多產作家之最。
現在，他的書，除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還能夠在出售古典文學的書架上找到，其他的三四十種著作，即使到稍大一點的圖書館裏也難以借到。吳趼人，和他的筆名“我佛山人”，已不大為人知。
在讀者的心目中，古往今來的作家，大致可分為這樣幾類：
一，頂好級的，不論經過多少歲月，還能家弦戶誦，談出個子午卯酉者；
二，尚好級的，作品，作者名，若幹年後，仍被人知悉，但已經不常常掛在嘴邊；
三，次好級的，若幹年後，作品名知，作者名倒不大被人知，一下子很難說得出來是誰寫的；
四，還算好的一級，作者名也許能知，但若幹年後，寫了什麼作品，或有過什麼代表作，已不為人知；
五，較不好的一級，若幹年過去後，作者的名字，作品的名字，在一般讀者記憶中，已無任何印象，不過，在起碼有五百至一千頁以上的厚厚文學史裏的邊縫裏，能夠如獲至寶地找到；
六，最差的一級，還沒有等若幹年，就是零了，說不定作者活得好好地，作品早死了，也就毋須說了。
假定這個若幹年，姑且以五十年至一百年計，吳趼人大概是屬於三、四級之間的作家；要以五百年到一千年計，他還得往後靠靠。但他卻是中國近代史上較早的一位以賣文為生的專欄作家，寫了幾十部著作，最後有一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還能將將就就，結結巴巴地存活下來，也就不簡單了。作品的生命力，能維持一個世紀還要多，也就值得如今為文謀生的人豔羨。
當年在上海辦報時：“又嚐應商人之托，以三百金為撰《還我魂靈記》頌其藥，一時頗被訾議，而文亦不傳。”
在先生文中，看起來隻不過記述其事，但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存焉！我們知道魯迅先生是光明正大、嫉惡如仇的精神象征，但他的求全責備，隻是他的做人準則。其實，放在當代作家眼裏，可以說屁事一樁，不會在意的，說不定嫌他開價太低，便宜了商人，讓人家抓了大頭呢。
如今堂而皇之地見諸報刊的“廣告文學”或“收費文學”，哪一篇不得萬把元的進賬？早先，編輯和作家，還有“逼良為娼”的感慨，後來，錢不紮手，便樂不得地幹，大有越幹越歡之勢，凡報刊上登出來的吹捧名不見經傳的廠長經理們的文章，十之八九是付費的，其中包括介紹人的回扣。這類在文壇上司空見慣的行為，早已見怪不怪了。吳趼人算什麼，小兒科一樁。魯迅先生太古典主義，一點也不通脫，時下大手筆的老板，掏錢雇兩個作家寫他和找兩位小姐陪他，那是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近年來，為某企業寫一篇報告文學，報酬為一輛轎車，為某老版寫一部長篇小說，賞金是一幢房子，為某名流寫一本文學傳記，采五五拆賬分紅，為海外巨子寫什麼白手起家記，那所得幾乎是一筆不小的橫財，諸如此類的寫作，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是初級階段題內之意。吳趼人的三百大洋，隻有甘拜下風。說到底，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這有什麼關係呢？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財不富，隻要有錢可賺就行了。但這些人不如吳趼人坦真，明明拿錢，還要撇清，本是圖利，更想求名，魚和熊掌都想要，而且都得到，就比受到訾議的吳趼人高明得多。這就不能不佩服後來居上，青出於藍，還是現代人厲害和狡滑。
清代末年的吳趼人，很大程度上是拘於麵子，答應了中法大藥房老板黃某（據曹聚仁先生說，此人是上海有名的大滑頭），寫了一篇短文《還我魂靈記》，吹噓其製造的“艾羅補腦汁”。說他服用此藥後，如何“文思不澀”，如何“勞久不倦”，證明該藥的功效非凡，共七百八十字，黃老板饋送大洋三百塊，表示酬謝。寫字付潤筆，作文給報酬，應該說是無可厚非的一種正常的商品交換行為。
其實，中國的古代文人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講起阿堵物來，也是很在乎，而且並不很清高的。《譚賓錄》記載唐代的李邕，“早擅文名，尤長碑石，前後所製，受納饋送，亦至钜萬。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清代的鄭燮，狂放不羈，憤世嫉俗，為“揚州八怪”之一，但也不恥談錢，他在《板橋潤格》裏公開侃價：“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即或是三千枚當十銅錢，也不亞吳趼人每個字值不足大洋半塊的開價，比之前人，吳先生該算得上是一位君子了。
要較之時賢呢，這價碼會令人笑掉大牙的。君不見近日有書商某某，斥資百萬懸賞他所需要的小說，出手比之前兩年某刊的大獎十萬，闊綽了十倍。但文學能否因注入資金而產生類此倍數的進步，恐怕連鬼都不信的。但放心，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注釋中所說的利潤的驅動力，肯定會有作家脫得光光地，甘願被這位書商量身訂做，製造中國的馬克吐溫式百萬英鎊的故事。
這種“老板出鈔票，作家出筆杆”的商業組合式的寫作，不知為什麼，氣味有些不對，總讓人回憶十年“文化大革命”，神州陸沉時，旗手號召的“領導出題目，作家出技巧，群眾出生活”的手段，難免有三突出之嫌。但願這一次不是老戲法，新翻版的障眼術，也許一不小心，又弄出一部《紅樓夢》也未可知，那中國文學就有福了。
回過頭來再說這位吳趼人，他雖在清代文學史上不占特殊的位置，一位泛泛而言的文人而已，但說到底，文學是一個消費市場，那些頂尖兒的大師，不可能滿足全社會所有讀者的需求，自然而然，就留下一些足夠非大師級作家兜售自己的份額。我佛山人就屬於這一類作家，不算高明，也不算不高明，他有他的讀者，我就是一個。至今還能記得念中學時代，讀他《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欣快熱辣，捧腹大笑的樂趣，所以，對這著作一生，風流一生，嬉笑怒罵一生的吳沃堯，頗具興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