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這裏，我為紅學家心目中的曹雪芹一哭。同時，我也想到，香山黃葉村那裏，在曹雪芹與脂硯齋中間穿針引線者，跑來跑去，腳都跑腫了的，當為史湘雲莫屬了。幸好張愛玲考證出來，大觀園裏那些女孩子，執行滿洲風俗，不纏足。雖然這位最後孤獨地死在美國的女作家說：“《紅樓夢》是創作，不是自傳性小說。”但她並不特別反感“集體創作”說，令我納悶。後來，我終於悟道，她在美國新聞處打工的時候，也曾經當過寫作機器的。
胡適、俞平伯則不然，胡一號倡“自傳說”，認為小說的內容與作者個人的生活經曆有某種聯係，但從未斷言字字有據，事事皆真，從未斷言《紅樓夢》即曹雪芹的家傳，可當信史來看的。而創史湘雲為脂硯齋說的俞二號，也始終未敢大言不慚他這判斷百分百地準確。這兩位，固然是紅學家，其實更是文學家（這一點非常非常的重要），紅學家可以想當然，文學家則懂得作家的寫作與照相館裏按快門的師傅，有著本質上的區別的。
很難想象在黃葉村伏案疾書的曹雪芹，身邊有脂硯齋這樣一個小艦隊的事實。為什麼當下的紅學家會如此確信不疑呢？我認為，這不是紅學家的錯，除了以上這種電視劇工廠化生產的啟發，半個世紀以來，當代文學中實行的抹煞個性的集體創作方式，也把紅學家們迷惑住了。
我在工程隊勞動改造那陣，曾經在苦水區修過路，當地老鄉喝到我們深井打出來的甜水，咂咂舌頭，倒覺得沒有什麼滋味似地不以為然。這就是慣性，謬誤被習以為常以後，正確就會被視作反常。他們以為糾合幾個筆杆子，關在賓館或者招待所裏，進行集體創作；以為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結合，是天經地義的創作方式。
樣板戲就是這樣炮製出來的，《朝霞》時期的什麼《虹南作戰史》等作品，也是這樣出籠的。“大躍進”那陣的《紅旗歌謠》，更是早期集體英雄主義的“勝利凱歌”。除了郭沫若、周揚這兩位編者的大名外，絕大部份的作品，不知作者為誰。在過去五十年裏，小說、戲劇、詩歌，很多都是這樣以集體創作署名。好一點的，加上一個括號，括號內寫上某某某執筆字樣，就是了不起的恩典了。
汪曾祺在新時期文學中成了被膜拜的聖人，可他當年在樣板戲的寫作班子裏，連在括號內露一露臉的資格也沒有。正因為如此，到了講求版權的後來，集體創作就成了一家纏夾不清的胡塗賬。汪曾祺差點被告上公堂，就因為他覺得自己是堂堂正正的樣板戲《沙家浜》的作者。他這樣“覺得”也的確沒有錯，樣板戲《沙家浜》，主要是他寫的；但《沙家浜》前身《蘆蕩火種》，卻是上海滬劇團集體創作，而且是標有執筆人名姓的。汪曾祺不寫明這孩子是抱來的，就認定為自己嫡生，編入文集之中，難怪要起糾紛了。
這都是集體創作害的，也害了紅學家，他們以為這種泯滅創作個性的做法，是理所應當的正確行徑，想當然曹雪芹也應該接受這樣的安排，作一個括號裏的執筆者；想當然脂評集團的那七八個人，像電視連續劇草台班子裏的編創人員，起策劃、創意、編劇、出點子的作用；因而也就想當然《紅樓夢》是曹雪芹和脂硯齋天衣無縫的合作成果。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匪夷所思的念頭，歸根結底，紅學家是學問家，不是文學家，基本上不甚諳熟文學創作的規律，不甚了然形象思維是怎麼一回事。於是曹大師墮落成為三樓四樓的普通寫作機器，而脂硯齋卻是在五樓上抽著雪茄，喝著咖啡，有權“命芹溪刪去”的主創人員。
幸好，五十年的文學實踐，集體創作的名聲已經一蹶不振，在小說領域裏，尤其如此。有的合作者，最後弄得反目成仇，有的夫妻檔，最後索性各幹各的。看來，別的藝術門類也許能夠精誠團結，文學，大家很難坐在一張寫字台上，而小說這一塊，恐怕更不能集體的。因此，很難想象在曹雪芹的寫字台旁，坐著七八個爺們，還有一兩個娘們，在那裏評頭論足，說三道四。那時，既沒有雪茄，也沒有咖啡，光這些批評家的口臭，也早就把我們的大師薰死了。
據說，“文革”期間，樣板團在“旗手”江青“同誌”的關照下，每人每天有一塊巴掌大的巧克力可吃，援此例，黃葉村裏的曹雪芹，更該愁腸百結，無以聊生了。一來沒有銀兩，二來無處可買，怎麼對付畸笏叟、棠村、梅溪、鬆齋、鑒堂、綺園、立鬆軒、左錦癡道人……這些死纏不放的脂評家，可真讓他苦惱透頂。
如果，曹雪芹倘健在，肯定會懇求紅學家，你們做做好事，開輛麵包車來，把這些批評家先生，女士從黃葉村拉走，哪兒涼快，就請他們到那兒涼快去吧！
拜托了！大師會一揖到地，籲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