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先就是這樣一個整人者，一個自封的道德警察。據《清史稿》：“國初，命湯若望治曆，用新法頒《時憲曆》，書麵題‘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書，謂非所宜用，既又論湯若望誤以順治十八年閏十月為閏七月，上所謂摘謬辟邪諸論，攻湯若望甚力。”
他深諳黃鼠狼單撿病雞咬的道理，一隻病雞，也就是失去抵抗能力的雞，而一隻失去抵抗能力的雞，也是不用費力就可能咬住並咬死的雞。在十五世紀的中國人心目中，一個黃頭發、藍眼珠的外國佬，被視作異端，是再正常不過的事；而這個外國佬，引進的伽裏略天文學理論，改了中國老祖宗的曆法，被視作邪說，也是不必奇怪的事。這位來自日爾曼的科隆人湯若望（Schall von Bell，Adam），恰恰是隻毫無疑義的病雞，不咬這隻異端邪說的外國雞，還咬誰？
黃鼬咬住一隻病雞的時候，決不假道學，假正義，目的就為果腹。而以整人為業如楊光先者，通常不會承認自己是一隻尖牙利齒的黃鼬，而總是要拉起堅持些什麼，捍衛些什麼的大旗，振振有詞地來咬你。所以，他著《摘謬論》和《辟邪論》兩書，高調與棍棒齊下，批判和揭發同舉，攻擊湯若望。但是他白忙活了，背後沒有強勢力量的支持，跳嚷半天，無人響應，因此，隻好草草收場，不得不等待適當時機。
平心而論，那位懷著宗教熱忱的日爾曼人，背井離鄉，不遠萬裏，1622年（明崇禎二年），來到中國，傳教的同時，帶來西方文明，某種程度上起到科學啟蒙的作用，應該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如果明代的政治不那麼腐敗，農民不被逼得起來造反，從十五世紀就趕上西方世界進入工業文明社會的主流，也許中國早就是發達國家了。
作為耶穌教傳教士的湯若望，來到京城，很快與中國知識界的精英，如徐光啟，如方以智，成為朋友。“崇禎初日食失驗，光啟上言台官用郭守敬法，曆久必差，宜及時修正。莊烈帝用其議，設局修改曆法。光啟為監督，湯若望被征入局，掌推算”（《清史稿》）。崇禎於是任用這個外國人，來當中國天文台的主管曆法的官吏，讀史至此，真是為明朝末代皇帝喝彩。這種胸懷和氣魄，比之今天那些對改革開放政策還在搖頭不已的人，不知高明多少倍。
順治給朱由檢立碑時評論道：“凡末世亡國之君，覆車之轍，崇禎帝並無一蹈焉，乃身殉宗社，不引天亡之言，亦綦烈矣！”認為他不是一個很糟糕的皇帝，因為明代中後期，是一個極其封閉內向的封建社會，“一板不許下海”，執行鎖國政策，中國是從那時開始，便一蹶不振的。然而，崇禎重視湯若望的西人曆法，改造傳統的大統曆，比現在那些聞夷、聞洋、聞西方、聞資本主義則倏然色變者，有這份擇善而從的既清醒又開明的心態，難能可貴。
據後來揭發楊光先的材料，說他“在故明時以無籍建言，希圖幸進，曾經廷杖，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棍徒也”。何謂“棍徒”？就是有事沒事，逮誰就咬誰一口的青皮混混之流，楊光先稍稍人五人六一點，就有一張道德警察的麵孔。他想咬湯若望，但崇禎拍板用這個外國人，他也就不敢張嘴呲牙了。等到清人入關，他認為時機到了，誰知滿族統治者既沒有漢族那種因循守舊的習氣，也沒有祖宗之法的束縛，多爾袞甚至會想：你崇禎帝設局令一個老外來修改曆法，我攝政王幹嘛要承襲你們漢族的華夷畛域的界限，好，他索性提拔湯若望為欽天監第一把手。並將湯所製定的西式曆法，命名為《時憲曆》，頒布實行。並給湯若望加官進爵，“由太仆寺卿改太常寺卿”。“順治十年，賜號通玄教師”。“旋又加通政使，進秩正一品”（《清史稿》）。
已經剃了頭，成為清人的楊光先，什麼官位也未撈到手，就更加不開心了。何況此公整人成癮，整不了人，雞在眼前，硬是咬不著，急得直磨牙，直咂嘴，憋得他無疾溜瘦，渾身不得勁。估計他後來疽發於背，是從此時就種下病根，也未可知。
跋扈的多爾袞死後，順治親政。年輕皇帝屠滅其家族，肅清其黨羽，修改其政策，進行全麵的秋後算賬，半點也不手軟。楊光先認為這位皇帝，或許由於湯若望受多爾袞信任會加以排斥。孰料順治對這個外國人毫無芥蒂，相反很友好，或者，很感興趣，這又讓他灰心喪氣好一陣。
據《不列顛百科全書》“湯若望”條目說：“湯若望遂成為少年皇帝順治的心腹顧問，尊為長輩。”外國人的說法，確否存疑。但這位外國傳教士治好了他母親孝莊皇太後的病以後，順治準許湯若望在西安門一帶擇地建築教堂，允許傳教，是見諸正史的。我不知道，湯若望奉旨修建的這座教堂，是否就是現在尚存於西什庫的西堂？
楊光先好痛苦，好痛苦。怎麼能用洋鬼子的曆法呢！怎麼能讓洋鬼子在京都建堂傳教呢？他大聲疾呼地上書：“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無好曆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術，日食都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有西洋人，吾懼其揮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於積薪之下，而禍發之無日也。”
總算熬到順治十一年，楊光先突然看到隧道盡頭的一絲光亮。
那時沒有社論，沒有文件，隻有諭旨，那時的整人者都從這些一道道的諭旨中，了解最高當局的動向。這份宗人府收到的諭旨，別人讀了也許不會在意，皇帝說：“宗學讀書宗室子弟既習滿書，即可閱讀已翻譯成滿文之漢書，永停習漢字諸書。”但楊光先讀出了諭旨背後的文章，永不許滿族子弟讀漢文書籍，這表明漢族文化已在統治者族群中，占有非同小可的位置。
這給急不可耐想咬誰的他，注入一針強心劑。不到二十年功夫，入主中原的滿族人，已經被他們所征服的漢族同化了。他不禁心中竊喜，在屋裏一躍而起，磨拳擦掌，因為滿人愈漢化，必然愈益認同漢族的宗法倫理，禮教傳統，三綱五常，和華夷有別，拒外排外的思想，這樣，他這個夷漢之防的道德警察兼打手的棍徒，也就有事可幹了。
“滿洲人入關後，多習漢書，入漢俗，帝慮及長此以往，將漸忘滿洲舊製”，因此，發出這條諭旨，是統治者不得已而設置的意識形態上的堤防，但是，不管如何防範，擋得初一，擋不了十五，擋得一時，擋不了長久，無法抵禦強勢文化的日久天長的衝擊。回顧有清一代，康熙寵臣明珠，他的兒子納蘭性德，能用漢文寫出最優美的詩詞，直逼南唐後主；而滿族自己的文字，連滿人也大都不識；八旗子弟，提籠溜鳥，不務正業，過著優裕生活，最後，悉皆變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紈絝”；而從帝王到貴族的滿族統治階層，除了婦女天足這點異同外，滿漢之別，幾等於無。
因為，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其流向總是如水一樣，由高處往低處流去，低文化的民族可能憑武力征服高文化的民族，但擁有高文化的民族最終會使低文化的民族，在精神上處於臣服的地位，這是不以人們意誌為轉變的趨勢。因此，清廷還想保持白山黑水間努爾哈赤部落的族群特色，關外風俗，薩滿教義，弓箭文化，絕對是徒勞的努力。
哇！楊先生終於等到了這一天，大清王朝的漢化趨向愈來愈對他有利了。果然，如他所料，順治駕崩，康熙登基，實際掌握朝政的四輔臣之間勾心鬥角，傾軋不已，但其華夷畛域的儒家禮教精神，拒外排外的華夏中心思想，卻能與楊光先如此卑微的小角色同聲共氣，上下一致地合拍起來。“聖祖即位，四輔臣執政，頗右光先”（《清史稿》）；“康熙三年，六月，乙卯（二十六日），楊光先複具《請誅邪教狀》於禮部。此舉深得輔臣鼇拜、蘇克薩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