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的意思很簡單，就是說一個人，最後因患一種叫做“疽”，也就是民間所說的“搭背”，不治身亡。舊時代，因無抗生素類藥，“疽”，西醫叫做“癰”的惡性皮膚病，很難治愈。
通常用“疽發背而死”這五個字，加諸於誰的蓋棺論定上，可以肯定，這個家夥生前大概不是東西。人之常情，對死者會表現出一定程度的寬容。假如某個人因患此病而亡，並非臭名昭著之徒，也非行止惡劣之輩，死就死了，不會特別指出此人是“疽發背而死”的。
凡格外注明這個人，最後死於“疽”，而且將“疽”的所患部位，說得很具體而又明確，“發”於“背”，在那裏爛了一個不可救藥的大窟窿，這種很丟人的死，不同於一般地死於非命，比較可恥。因此，這五個字，其落筆的側重點，不言自明，告訴你，是報應。
中國人講報應，外國人也講報應。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書前，就從《新約全書·羅馬人書》第十二章第十九節中引用了兩句話：“伸冤在我，我必報應。”每翻開這部不朽之作，先就看到這兩行近乎讖語的詞句，常有觸目驚心之感。
凡是老百姓對之無可奈何，除了詛咒外別無他法，隻好任其作惡，最後，上蒼總是有法辦治他，或讓其本人死得難看，或讓其子孫後代付出代價，這種天道好還的懲罰，就叫報應。中國人相信老天爺會主持公道，外國人則相信上帝會懲罰惡人。
“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上帝正是這樣實踐著他的諾言，那個把耶穌出賣的叛徒猶大，為了三十塊銀子，將他師傅的行蹤透露給祭司長和長老，還引著兵士到耶路撒冷附近的客西瑪尼園去搜捕。耶穌綁上十字架，處死了以後，他快活了，但報應跟著也來，就在他那塊用賞金買到手的田裏，“身子仆倒，肚腹崩裂，腸子都流出來”（《使徒行傳》），於是，那塊田叫做“血田”。
這種“血田”的報應，和“疽發背而死”也差不多。
不過，中國人的報應觀比較複雜。信和不信，視這個人的狀況而定。弱者信，強者通常不信；強者弱了下來信，弱者強了以後就不大信；無權勢的人信，有權勢的人通常不信；受人欺侮者信，欺侮人者往往不信。所以，講求報應，相信報應，或者指望報應者，都是處於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那些放開手腳，肆無忌憚，為非作歹，倒行逆施的百分之百的王八蛋，心裏絕無報應這一說的。因此，弱者，隻好“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未到”地念念有詞，尋求心理上的自慰和平衡了。
若是老天開眼，碰上哪個壞蛋，遭了“疽發背而死”的現世報，而不是來世報，就忍不住興高采烈。看到那些禍國殃民的人，那些作惡多端的人，那些缺德透頂的人，在還有一口氣的時候，老天爺就讓他活受罪，讓他背上害大瘡，讓他流血流膿不止，讓他連心肝肚肺都爛得生蛆，讓他在眾目睽睽之下痛苦萬狀，又丟人現眼地死去，應該說是處於可憐狀態下的中國人，能夠長出一口惡氣的最高境界。
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慵懶的老天爺，總是睡不醒，眼晴老閉著。或好人不長久，壞蛋活千年；或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倒先走了；或整人的人活蹦亂跳，被整的人嗚呼哀哉；或那些理應得到報應的家夥，卻總是不能有一個“疽發背而死”的結局，而那些受他害的遭殃者，卻含冤抱屈而去，飲恨於九泉之下。所以，看到這些戴上白手套後，也掩不住的那雙血淋淋的手，好像什麼壞事也沒有幹過地裝冰清玉潔，裝德高望重，真覺得老天爺應該到同仁醫院去看看眼科。
於是，我想起來清康熙年間的一件陳穀子爛芝麻的往事，或可說明“不是不報，時辰未到”這八個字，不會是平白無故的空話。“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是經過無數曆史經驗印證的事實。
惡人總是要墮入阿鼻地獄，這應該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我這樣希望著。
1665年（康熙四年）八月，京城發生了一點小小的人事變動，將一個叫作楊光先的安徽歙縣人，癟三兼王八蛋，一個以捍衛道統自任的偽君子，調任欽天監正。當然，對一個偌大帝國而言，在其統治機器中有若幹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是不會影響運轉的。但是，一個在明代作過千戶的小官員，不學無術的家夥，居然混到國家天文台當台長，也太荒唐了點。不過，這個最後“疽發背而死”的得到報應的家夥，休看他不懂數算，不通星象，謀到這個職位，卻是由於此人有著非常之“損”的異稟。害死了幾十口子人，才當上台長。而且，一當就是四年。
由於他壓根不懂曆法，哪月當閏，哪日當食，都一筆胡塗賬，老百姓也就跟著他過起了四時八節都不準確的懵懂日子。這是發生在大清帝國康熙四年至八年的笑話。反正地球也不會因為這位天文台台長而不轉，老百姓也不因為該食，不食，不該食，天狗把月亮吃了而睡不著覺。中國人在這方麵，特別具有修養，耐心地等他玩兒不轉的時候自動下台，很少把不稱職的官僚轟下去的。
“損”是北京方言，意同“缺德”。楊光先的“損”，加上“陰”，比“缺德”似乎更壞一點。此人當過千戶長，可以說是一無所長，但“陰損”，卻是強項。大凡一個入托生到這個世界上，上帝給他的投資，本金總是有限的。因此，其精力、其天資、其聰明、其能量，絕不可能都達到百分之百。黃鼠狼要是有老虎那份凶猛，也就不必鑽進老鄉家裏偷雞吃了。惟其短，才另有所長，楊光先就是這樣一種貨色。
凡長於此者，必短於彼，這就是人類自身的能量守恒定律。在文壇上，也是如此。譬如，大家都掛著作家這塊牌子，難免有了成色上的不同。有的作品好，個人品德稍差；有的作品差，活動能量較高；有的作品出色，但拙於世道，斷不了挨整；有的作品一般，但在搞個運動，整個人什麼的，表現突出。艾青先生活著的時候，曾經以如下語言，形容一位文壇名流：“他是一位著名作家，但卻沒有一部著名作品。”這是一位朋友在愛荷華聽他說的。後來，艾老到澳門去領葡萄牙政府發的一個什麼文化獎，我也適在那裏訪問，曾經問及這句名言，他“嗬嗬”地笑而不答。
無論如何，說明作家的才力高低與能量大小，不成正比，能量大，才力未必高，才力低，能量未必小。南朝宋時，謝靈運大言不慚地吹過，天下的才力隻有一石，曹子建獨得八鬥，他自己得一鬥，餘下的，眾人分了。因此，才高能小，能大才低，是作家隊伍中的正常現象。能量無與倫比，才分屈指可數；政治水平一流，藝術表現一般；作品無可挑剔，思想稀裏胡塗；整天誇誇其談，著作沒有一本……這種有長有短，熊掌與魚不可兼得的實際狀態，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
康熙年間的楊光先先生，大概也是如此，本事有限，便精通整人之道。在使別人倒黴，給別人製造不幸方麵，稱得上是行家裏手。整人，是一門學問。我翻了好幾部辭典，對“整人”的釋義，都是說：使別人“吃苦頭”。這種說法，多少有一點美化整人者的嫌疑。試想，一個可憐蟲，被別人整得送了命或差點送了命，被整得妻離子散或接近於家破人亡，被整得一劫不複或即使平反也等於交待一生，是能用“吃苦頭”這個輕鬆的字眼，來概括那全部苦痛的嗎？
若我來編寫“整人”這個詞條，那釋義應該是：一個絕非善類的家夥，在不擔任何風險的狀況下，倚靠身後的強勢力量，以一種偽正義的姿態，去打擊一個不會回手的無辜者，這才比較貼近“整人”的準確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