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一個方麵，既成“明星”，就免不了有“明星崇拜”，這是古今同樣的道理。有“明星崇拜”，就有“追星族”。可以想象，這些被崇拜的明星，忽而成為被唾棄的貳臣賊子，如此嚴重的失落，能不令追星族生出特別的憎恨嗎？這恐怕是三位江東名士，成為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眾矢之的的根本原因。為周作人鼓吹不遺餘力者，要懂得這點群眾心理，也許就不會枉費心機去塗脂抹粉了。
錢謙益受到指責最多，乾隆就帶頭看不起他，專門寫過一首詩，把他奚落一個夠。“平生談節義，兩姓事君王，進退都無據，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甕，屢見詠香囊，末路逃禪去，原是孟八郎。”普通人對錢謙益的失節，在他生前就當麵加以譏訕。“牧翁遊虎丘，衣一小領大袖之服，士前揖問此何式？牧翁對曰：‘小領者，遵時王之製；大袖乃不忘先朝耳。’士謬為改容曰：‘公真可為兩朝領袖矣。”’（清·佚名《絳雲樓俊遇》）
吳梅村略好一點，他還有一點清醒的自省意識，但最後終於剃去明代的頭發，留起清朝的辮子。他北上為新政權效力時，也被人嘲諷過的。“順治間，吳梅村被召，三吳士大夫皆集虎丘會餞。忽有少年投一函，啟之，得絕句雲：‘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舉座為之默然。”（清·劉獻庭《廣陽雜記》）
龔鼎孳的名聲本來不佳，是個來回折餅，頃刻之間，三易其主的走馬燈式的人物，更為人所不齒。“李自成陷都城”，還挺賞識這位大文人，給了一個“北城直指使”的官給他做。跟著，清軍圍城，他一看大勢不好，連忙打開城門，投降多爾袞。“授吏科給事中，遷太常寺少卿”，又做清朝的官。有一次，“大學士馮銓被劾，睿親王集科道質譏”。龔鼎孳來勁了，為了討多爾袞的歡心，“斥銓閹黨，為忠賢義兒。銓曰：‘何如逆賊禦史？’鼎孳以魏徵歸順太宗自解”。結果，偷雞不著蝕把米，“王笑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奈何以闖賊擬太宗！’”壓根兒看他不起（《清史稿》）。
文人末路，一至於此，也怪不得別人，純係自找的了。
因為，與錢、吳、龔同時，或先後的像孫奇逢、陳洪綬、張岱、傅山、黃宗羲、朱舜水、方以智、顧炎武、王夫之、朱耷、李顒、呂留良等人，或堅決不仕，或歸隱山林，或削發為僧，或反滿抗清，也還是能夠保持住人格上的完整。
正因如此，吳梅村活得並不開心，“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苟活”，“脫屣妻非易，竟一錢不值，何須說”，“浮生所欠隻一死”，從這些詩句中，不難聽出他懺悔和自責的心聲。他“臨歿顧言：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無一時一境不曆艱苦”的說法，也值得同情。他要求死後“斂以僧裝”，不穿清朝的衣衫，石碑上要求刻“詩人吳梅村之墓”，不署清朝官銜，也算是在表明自己的心跡吧（《清史稿》）？
錢謙益在北京的國史館，當了半年編修，托病回到江南，還多方接觸當時地下的抗清力量，希望有所作為，也許為了改寫自己那一頁不光彩的曆史吧。龔鼎孳雖然不很振作，但在獎掖後進，提攜新秀，發現俊才方麵，倒是不遺餘力的，這或許是他的一種聊勝於無的自我贖解吧。然而，即使這小而焉之的失節，無論怎樣的彌補，也並不能逃脫曆史的嘲笑，何況周作人乎？
魯迅先生的《集外集拾遺補編》“蓮蓬人”詩：“掃除膩粉呈風骨，褪卻紅衣學淡妝。”風骨二字，真是值得為文的中國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