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不但對於外國，甚至對於外族，乃至於對於同一族群的不同陣營、不同集團、不同派別，也會涇渭分明，黨同伐異，勢不兩立，不共戴天的。我們都讀過《三國演義》，關雲長土山失利，講好了條件，降了曹操，雖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也未能打動他。最後，“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他還是過五關斬六將跑了出來。即便如此，他的義弟張翼德還要斬了他呢！有出戲，叫《古城會》，就寫的這段故事。無論如何，投降是事實，大節虧了，一失足成千古恨，關雲長一下子找不到感覺，那西皮流水也真是唱出了他那說不清道不明的尷尬呢！隻此一點，便可了解“漢賊不兩立”的精神傳統，在這塊土地上是何等的曆史悠久，又是何等的根深蒂固。中國人，其實很講中庸哲學，獨獨在大節上，非常之絕對，絕對到了不間毫的地步。
這種斷然不能容忍背叛變賣行為的絕對精神，確實是屬於中國人特有的文化心態。這是和幾千年來在中國土地上發生過太多的災難，人民受到太多的痛苦有關：改朝換代的血風腥雨，異族入侵的戰亂流離，外國侵略的屠殺毀滅，每當老百姓成為俎上肉任由宰割的時候，總有這種食同胞肉的引狼入室者，喝同胞血的為虎作倀者，雪上加霜，火上加油地使苦難加番。
我記得《孽種》劇本問世後，當時，從上至下都在感情上不能接受。這類題材的影片在外國，也許可以拍，但在八年抗日戰爭中死了兩千萬人的中國，大概是很難可以的。所以，想把周作人樹為新聖人，或者說他是個好漢奸，會被人看作是喪心病狂的行為。即使把魯迅打倒一千年，一千年後，周作人仍是漢奸，而魯迅仍然是民族精神的火光。
如果有人修《民國史》，周作人未必能進得了《貳臣傳》，因為貳臣隻是效忠了上一朝以後，改換門庭又為下一朝賣力。若真有這部第二十六史的話，周作人應該是與溥儀、王揖唐、汪精衛、周佛海等賣國賊一起，在《漢奸卷》中就位的。
翻案，是曆史上常有的事，暴君秦始皇不是翻了麼？奸臣曹操不是翻了麼？但漢奸，貳臣，佞幸，叛逆，是不容改寫，也無法改寫的。隻是可以把這一頁擱置起來，但做手腳想把這一頁扯掉，大概很難。記得大清王朝鼎革之際，不得不對前朝降過來的武將洪承疇，文臣錢謙益之輩，優禮有加，尊讓三分，待以上賓，共襄國是。那時，入關後立足未穩的多爾袞，把洪視作股肱，委以心腹，孤軍深入江南的多爾袞之弟多鐸，對錢所以客客氣氣，溫文爾雅，都出於一種政策需要。抬舉這些有影響的人物，籠絡人心，對鞏固新王朝的統治，是有好處的。
一般人不會這樣考慮，當時，確實有人哪壺不開提哪壺地跑去問洪承疇：“將軍啊，崇禎已經當你為殉國英雄，舉朝公祭過了，你怎麼還活著為新朝效力呀？”當他被清政府封為親王，回家光宗耀祖之際，想不到他老娘一頓拐杖劈頭劈腦打來，這位令人肅然起敬的老太太，擲地有聲地說：“我們家隻有明朝的總兵，沒有清朝的將軍！”這種節義觀，也許對擁護周作人的信徒來說，一無可取之處。但正是這種人格上終始如一的要求，是中華文化傳統維係數千年賴以不墜的精神基礎。
百年過後，大清王朝政權穩固，江山坐定，於是，曆史又回複其本來的真實麵目。一是弘曆整頓風氣的政治措施，他認為應該提倡人民對他的忠誠不貳，不能鼓勵臣下朝秦暮楚的變節行為；二是中國文化中這種“漢賊不兩立”的絕對精神，所表現出來視貳臣、漢奸、賣國賊為大惡的水火難容的心理。於是，乾隆推翻了他先人賜予這些降臣的諡號、襲封、恤典，並對國史館編撰們發出指示，洪承疇隻配放在《貳臣傳》中，而錢謙益，在弘曆眼中要更不值錢些，說此人在《貳臣傳》中還得次一級，隻能放在乙編。
這或許就是對於中國文人特別苛求而導致的不幸結果。
其實，清政權建立之初，不知用了多少明代的降官降將，但當時的人和後世的人，卻總是盯住這期間的幾個文人不放，這確實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潔癖在起作用。一方麵，“江左三大家”的錢謙益、吳梅村、龔鼎孳，稱得上是風流倜儻的文學“明星”，聚光焦點，不愧為顯赫一時的文壇領袖，眾望所歸。於是，人們的期望值就水漲船高，有理由要求他們做出高風亮節的舉止。一方麵，白頭少年錢侍郎，陪騎白馬、作戎裝的美人柳如是，招搖過市；生性狂縱的龔少卿，擲金一千五百兩，娶得名妓顧順波，金屋藏嬌；風流蘊籍的吳太史，一曲陳圓圓，傳遍了大江南北，洛陽紙貴……風頭出足，風光無限，人們豔羨之餘，難免產生“木秀於林”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