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對比效應，有時很有意思，嘉靖這兩位臣下，一個貪贓納賄，藏鏹億兆，一個家無長物，死無殮資。盡管如此水火不容，但這也能找到共同點，他倆都是進《四庫全書》的文人。一為錚錚風骨的文章高手，一為貪贓枉法的詞賦名家，舍開人格不論，在文品上，兩人倒也旗鼓相當，不分伯仲。要是生在今天，在作協擔當一個什麼理事之類，不會有人撇嘴，說他們屍位素餐。至少，他們真有著作，這是一；他們有真著作，這是二。比那些空心大老，附庸風雅，小人得誌，自我爆炒者，強上百倍。
別看嚴嵩在《明史》中列《奸臣傳》，為不恥於人類的狗屎堆，但他的《鈐山堂集》，能夠存目於清代紀曉嵐編的《四庫全書》之中，也屬殊榮。恐怕比當下那些得這個獎，得那個獎，要貨真價實一些。實事求是地講，嚴嵩的文采，略高於海瑞一籌，也是人所共認的。生父為嚴所害，與嚴不共戴天的王世貞，一代文宗，也本著“代不能廢人，人不能廢篇，篇不能廢句”（《宋詩選序》）的精神，肯定嚴嵩的詩。《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嚴的《鈐山堂集》，引用了王的詩：“孔雀雖然毒，不能掩文章”，可見那一份堂堂的公允之心。相比之下，古人對嚴嵩的一分為二，實事求是，要比當下之為周作人塗脂抹粉者，更令人生出些敬意。
紀曉嵐主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海瑞《備忘集》，評價不低：“孤忠介節，實人所難能，故平日雖不以文名，而所作勁氣直達，侃侃而談，有凜然不可犯之勢。當嘉、隆間士風頹薾之際，切墨引繩，振頑醒聵，誠亦救時之藥石，滌穢解結，非林黃、芒硝不能取效，未可以其峻利疑也。”這當然是從政治標準出發。既然如此，藝術標準如何，就自不在考量之中了。
但對海瑞具體的所作所為，也有不能苟同之處。譬如說他“巡撫應天，銳意興革，裁抑豪強，惟以利民除害為事，而矯枉過直，或不免一偏”；譬如說他“力以井田為可行，謂天下治安必由於此，蓋但睹明代隱匿兼並之弊，激為此說，而不自知其不可通”。
海瑞的悲劇，就在於他認為道德的約束力，可以製止住全社會的頹敗風氣。個人一塵不染，兩袖清風的垂範作用，能夠推動整個公務員階層的廉政建設。治亂世，用重典，不惜采取剝皮的酷刑，是足以阻嚇貪官的最有效力的手段。其實，他不知道，道德的作用，隻能作用於有道德的人。對不講道德的冥頑不化者，惡劣成性者，道德又其奈他何？正如馬路上的斑馬線，對視若罔聞的我行我素者，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除非他被撞死，才後悔不走斑馬線。同樣，“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隻是對願意仿效者能產生向心力和感召力，而對那個一聽焦裕祿名字就煩死了的幹部，肯定瞎子點燈，白費蠟。
他並非不知道，嘉靖的老祖宗，開國之君朱元璋規定：“枉法贓八十貫論絞”，“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用如此重刑來遏製貪汙，又何曾濟事？《明史》第194卷《王廷相傳》裏，有此人的一封觸怒嘉靖的上疏，說得很清楚：“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賄賂盛行，先朝猶暮夜之私，而今則白日之攫。大臣汙則小臣悉效，京官貪則外臣無畏。”
明朝官員的貪汙現象，問題出在底下，根子卻在上頭。貪汙到了這樣大量、普遍、公開甚至合法化的程度，是從帝王開始，由上而下，至宗藩外戚，至宦豎權臣，至將帥督撫，至知府縣吏，至一切衙役隸卒，凡官皆貪，不貪者鮮。第159卷《楊繼忠傳》：“（忠）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憲宗問直，朝覲官孰廉？直答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忠一人耳！’”第201卷《吳嶽傳》：“嶽清望冠一時，禔躬嚴整。尚書馬森言平生見廉節士二人，與譚大初耳。”滿朝文武，隻找到這幾位不貪的官員，明朝的中後期，在中國曆史上，數得上是貪汙大朝了。
朝政黑暗，特權橫行，法令鬆弛，行政腐敗，是造成官員貪汙行為的主要原因。不過，讀明代趙翼的《二十二史劄記》，我們知道明代官員的薪俸，是中國曆朝中最低的，他不想成為餓殍，不額外求財，又有什麼辦法？如李卓吾，在河南輝縣任儒學教諭，在北京國子監當教習，在禮部作司務，又到南京刑部得到一份員外郎的閑差，其官俸微薄到難以糊口。他在離開河南時，窘迫到不得不把妻女留在那裏，托友人照顧。直到他放外任，當了最近發生地震的雲南省姚安府的知府，才有“常例”和其他灰色收入。這種實際上鼓勵官員從非法途徑獲取金錢的政策，是引發貪汙的主要原因。
那時官俸發放，有米有鈔，比例不一，米賤折鈔，鈔賤折米，總在盤剝上極盡克扣之能事。尤為可笑者，在北京的官員，發的米要憑票到南京去領，於是，手中的票，隻能三文不值兩文地出讓，逼得官員不得不另開財路，以謀生計。第158卷《顧佐傳》：“居歲餘，奸吏奏佐受隸金，私遣歸。帝密示（楊）士奇曰：‘爾不嚐舉佐廉乎？’對曰：‘中朝官俸薄，仆馬薪芻資之隸，遣隸半使出資免役。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先帝知之，故增中朝官俸。’帝歎曰：‘朝臣貧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