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翼認為，以上這些貪汙犯，都比不上嚴嵩在任時間長，所以，他搜括得也應比他們多。“籍沒時，金銀珠寶，書畫器物田產，共估銀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七兩餘。又直隸巡按禦史孫丕揚所抄嵩京中家產，亦不止此數。而所估價，又不過十之一。即如裘衣，共一萬七千四十一件，僅估銀六千二百五兩零，帳幔被褥，二萬二千四百二十七件，僅估銀二千二百四十八兩零，則其他可知也。計其值，不下數十倍。”因此，嚴嵩的貪汙記錄，是可以上吉尼斯的，“則史傳所載，尚非實數”，這就是趙翼的結論。
一般來講，小貪如鼠，晝伏夜行，雞鳴狗盜，提心吊膽，貪也貪不出多大油水。而大貪如虎，無所顧忌，光天化日，明火執杖，才能貪出金山銀山。“稗史所載，嚴世蕃與其妻窖金於地，每百萬為一窖，凡十數窖。曰：‘不可不使老人見之。’及嵩至，亦大駭，以多藏厚亡為慮。”嚴氏父子所以敢如此放開手腳的瘋狂貪汙，聚斂如許錢財，還不是當皇帝的包庇和縱容的結果。這兩父子斑斑劣跡，早就民怨沸騰，“南北給事、禦史交章論貪汙大臣，皆首嵩”。但是，“嵩每被論，亟歸誠於帝，事輒已”。而且，“帝或以事諮嵩，所條對平無奇，帝必故稱賞，欲以諷止言者”。正因為有倚仗，嚴嵩才能有恃無恐，正因為他支持，嚴世蕃才敢胡作非為。
尤其，嘉靖十八年葬章聖太後以後，這位皇帝就不上班了，也就是不視朝了，連皇帝這項最起碼的本職工作，也不幹了，這就給了嚴氏父子更大的貪汙空間。“自二十年宮婢之變，即移居西苑萬壽宮，不入大內，大臣希得謁見，惟嵩獨得顧問，禦劄一日或數下，雖同列不獲聞，以故嵩得逞誌。”這樣，嚴嵩在裏麵將嘉靖哄得團團轉，嚴世蕃在外邊大肆搜括，斂財聚錢，更是不可一世。
這一對貪汙父子，同聲共氣，合作默契。“短項肥體，眇一目”的嚴世蕃，比其“長身戍削，疏眉目，大音聲”的老子，更能作惡。由於嚴嵩“旦夕值西內，諸司白事，輒曰以質東樓，東樓，世蕃別號也。朝事一委世蕃，九卿以下浹日不得見，或停至暮而遣之。士大夫側目視之，不肖者奔走其門，筐篋相望於道。世蕃熟諳中外官饒瘠險易，責賄多寡，毫發不能匿”。凡貪汙，必腐敗，凡大貪汙，必大腐敗，於是，賣官鬻爵，貪贓枉法，敲詐勒索，橫行都門。嚴嵩“竊政二十年，溺信惡子，流毒天下，人鹹指目為奸臣”。
嚴嵩最初以文邀寵於上，平步青雲，飛黃騰達。最後的失敗，也是老暮以後，文思日退，詩情大減，做不出令皇帝高興的文字來，才失去聖眷的。說實在的，一個詩人，總有江郎才盡的一天，也許七老八十，還能寫出分行的文字，但銀行賬目，商店流水，同樣也是一行一行，難道那能叫作詩嗎？除非打算將繆斯氣死。再說，在帝國宮廷最高層麵上的廝殺，並不亞於西班牙鬥牛場的角力，你不將刀插在牛身上，牛就會將你頂死，因此，作為詩人的嚴嵩，究竟還能有多少詩情畫意，湧上心頭，是大可懷疑的。更何況，他必須幹淨利落地排除政敵，必須不露聲色地告密陷害，必須殫思竭慮地獲得好處，必須恬不知恥地曲意媚上，當一天到晚盡琢磨這些外務的時候，他還會爆發創作的靈感嗎？
結果，朱厚熄所下手詔，老邁的嚴嵩竟“語多不可曉”，好像有些老詩人看不懂年青詩人寫的東西一樣，隻有一個勁地搖頭。幸好，獨眼龍嚴世蕃能“一覽了然，答案無不中”。但“嚴妻歐陽氏死，世蕃當護喪歸”，於是，“嵩受詔多不能答，遣使持問世蕃，值其方耽女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為之，往往失言。所進青詞，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這樣，就走到了末路盡頭。
嘉靖四十四年，嚴世蕃終因外投日本，內懷怨望罪被劾，“斬於市，籍其家”。但世宗還是給嚴嵩留了條命，削籍為民。“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這個大奸臣，大貪官，就這樣永遠地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真遺憾，他沒有周作人那樣幸運，至今還在翻來覆去地出知堂先生的書，而同是“堂”的《鈐山堂集》幾乎不為人知了。早在前清編《四庫全書》時，就因“跡其所為，究非他文士有才無行可以節取者比，故吟詠雖工，僅存其目”給否定了。
以兩“堂”的遭遇而言，看來，古人較呆，不靈活，認死理，還是今人聰明，腦袋瓜子轉得快。要是周作人生在明朝或清朝，會被視作貳臣的，怕就得不到今日的風光了。
從這個角度比，真有點為嚴嵩的詩文叫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