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試來讀他的一首七絕：“山泉野飯聊今夕，金穀銅駝非故時。隨緣自有數椽竹，題儉真成一字師。”假如，不是標明嚴嵩之作，準以為是哪位尚未脫貧、甘於清苦的詩人，在什麼遠離塵囂，還具有一絲黍離之感的故國荒園，孤獨行吟呢！可是，當了解這不過是那個窮奢極欲，貪婪搜括，無惡不作，禍國殃民的大奸臣、大貪官，在那裏裝孫子的時候，就覺得是莫大的諷刺，天大的笑話了。
為文和為人的抵牾，嚴嵩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但奸臣名壓倒了他的文學名，在《明史》中，將他和他的兒子嚴世蕃，都列入了奸臣傳。然而，到了更後來，在人們心目中，他的貪汙名，又壓倒了他的奸臣名。如果有人搞一份中國貪官排行榜，我想嚴氏父子，很可能在前幾名之列。若是把宦官中的大貪汙犯如劉瑾、魏忠賢，還有清代的和珅之類不計在內，在政府官員的貪汙犯中，嚴嵩父子很有希望躍登榜首。
在《二十四史》的各史中，對遭唾棄之輩，如奸臣、佞幸、酷吏、亂賊、宦官、閹黨等，中國正史的體例，無不有分門別類的章節。很奇怪的一點，獨獨沒有專門的貪官列傳，使我納悶不已。是因為曆代沒有貪官呢？抑或由於貪官不多而無此必要呢？這當然不是理由。中國的貪汙文化或傳統，可謂綿綿瓜瓞，源遠流長。有一則笑話，說舊時一位地方官員離任，將他在職期間搜括的錢財，全部裝車運走。這位官員巡視長長的車隊，走到末尾的那輛車上，發現還坐著一個小老頭，便問，你是誰？小老頭回答，我是本地的土地。這位官員頗為驚訝，便說，土地爺，我已不在你的地麵上做官了，你還跟著我幹什麼？這位土地苦著臉子說，老爺！您把本地的地皮，都搜括走了，我不跟著您，跟誰？
這雖是笑話，但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從上到下，無官不貪，四海之內，不貪不官的現象，有時連皇帝本人，也可能就是首席貪汙犯。民諺曰：“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就是這種現象的寫照。一個相當於地市級的幹部，在一個油水不大的府州，能在三年之內，吞噬如此大量的民脂民膏，老百姓還有活路嗎？正因為貪汙之官，比比皆是，腐敗之風，泛濫成災，對史家來說，記不勝記，倒莫如擱筆不記了。
如果全是清官，隻有一個貪官，記史者可能有興趣做做文章；相反，遍地貪官，清官成了稀有品種，也就隻能讓那些一塵不染，兩袖清風者，在史書上占一席之地了。正如陳壽在《三國誌》裏記下東吳顧雍不喝酒一筆。初讀時，甚不解，不喝酒有什麼稀奇，但讀到孫權這個大酒鬼，誰不陪他喝到醺醺然的程度，他還要發脾氣。便知道當時喝酒，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不但不喝，還敢抵製，這種罕見的例子，才使陳壽覺得有付諸於史的必要。因之，在史書裏，有良吏、循吏的傳，肯定是恪盡職守，公平正直，愛民恤民，清廉方正的官員，實在稀少的緣故。而至今尚無一部《貪汙史》或《貪官列傳》出現，恐怕與曆朝貪官多如牛毛有關。
大貪官嚴嵩、嚴世蕃到籍沒時，《明史》稱，抄出來“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珍寶服玩所直又數百萬”。在一本《天水冰山錄》的書中，更刊有查獲出來的贓物詳細清單，其中：“純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萬一千餘兩，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耳墜耳環共二百六十七雙，布緞綾羅紗共一萬四千三百餘段，扇柄二萬七千三百餘把，南昌和分宜的第宅房店兩共三千三百間。”據沈德符《野獲編》，說抄嚴家時，光碧玉白玉的圍棋就有幾百副，金銀象棋也是數百副。這位老學究感歎：對弈本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情，拿著一顆顆足赤純金澆出來的棋子，沉掂掂的，豈不累煞人也。
明代的衡製，一兩相當於公製的36.9克，乘以11000的話，應該是405900克，按近日黃金市場價，每克為120元計，光這些金器就值人民幣五千萬。若以《明史》的三萬餘兩計算，僅黃金一項，值兩億人民幣，遑論其它。所以，抄家的當時，就有民謠：“抄了嚴分宜，肥了嘉靖帝”之說。據《明通鑒》：“所籍嵩等家財銀兩，詔悉送太倉，以一半濟邊餉，一半充內庫取用。”這後一半，也就是進了朱厚熄的腰包。
抄家，是皇帝發財的一道。據趙翼的《二十二史劄記》，王振籍沒時，“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李廣歿後，孝宗得其賂籍，文武大臣饋黃白米各千百石。帝曰：‘廣食幾何，乃受米如許？’左右曰：‘隱語耳，黃者金，白者銀也。’”劉瑾敗後，抄家得“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七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錢寧籍沒時，“黃金十餘萬兩，白金三千箱，玉帶二千五百束”。另一說為“金七十扛，共十五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江彬籍沒時，“入公帑者，黃金七十櫃，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櫃二千兩”……看來，明代是中國曆史上的貪汙大朝，當不會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