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曆代開國帝王中，朱元璋出身要算是最為苦大仇深的了，堪稱真正的紅五類。從小當過放牛娃，家貧無以自給，入皇覺寺為僧。先做小和尚，後當行腳僧，元末天下大亂，像他這樣一個流氓無產階級，自然投奔農民起義軍謀生。當時這些未成勢的，到處流竄的反抗官府的義軍，其實與賊無異，也打家劫舍，騷擾擄掠的。所以後來他當上皇帝以後，至尊無上，特別忌諱提及他貧寒微賤的過去，和他曾經為僧、為賊的曆史。
在這方麵，他表現得特別敏感，甚至有點病態的神經質。
《閑中今古錄》舉了這樣一個例子：杭州教授徐一夔撰寫了一份賀表，上呈朱元璋討好。馬屁拍得夠響的，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阿諛奉承語句。誰知朱元璋閱後大怒，他說：“‘生’者，僧也，以我嚐為僧也，‘光’則無發也，‘則’字音近賊也。”遂下令把教授斬了。這很有點像阿Q，因為頭禿，連“光”、連“亮”都在忌諱之列。但阿Q頂多怒目而視，朱元璋卻是皇帝，而且是一個暴虐成性，殘忍乖戾的獨夫，那自然是要殺人的了。
皇甫錄的《皇明紀略》裏也記載過，他曾經命令狀元張信教他的兒子們寫字，張信用杜甫詩“舍下筍穿壁”作為臨摹字式。朱元璋一見這五個字，莫明其妙地大怒：“堂堂天朝，何譏誚如此？”說話間把這位狀元推出去腰斬了。僧人來複上謝恩詩，其中有“金盤蘇合來殊域”、“自慚無德頌陶唐”兩句，朱元璋閱後發火了，頭一句認為“殊”字是“歹”和“朱”二字合起來的，是在咒罵他；後一句認為是諷刺他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這種毫無理性，動輒怪罪下來的文字禁忌，弄得他的臣屬害怕得要死，早晨上朝，不知道晚間能不能回家，臨離家門，全家泣送，如同死別，誰曉得一句什麼話，一件什麼事，惹怒這位皇帝而推出五朝門斬首。
這種莫明其妙的“忌諱”是和他本人的文化弱勢聯係著的，也是曆代帝王仇視讀書人的一個基本情結。加上朱元璋殘暴陰刻，自負偏狹，猜忌疑心，自然對有思想有才能的知識分子，視作心腹之患。雖然他與元軍，與其它起義軍作戰打天下的時候，很注意延攬士人，以為己用。譬如劉基，譬如宋濂，譬如“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高升，譬如“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於一”的唐仲實等等。但江山坐穩，這些讀書人和那些恃功自傲的功臣宿將一樣，很有礙於他的統治，登基沒幾年，他就開始收拾了。
雖然沒有翔實的統計數字，但可以相信，朱元璋做皇帝後殺的人，絕不比他打江山時殺的人少。“藍玉案”和“胡惟庸案”就各誅殺了幾萬口人，便可想而知。在中國曆史上，當著皇帝的麵拷打臣屬，叫做“廷杖”，打死，打傷，打得終身殘廢者，以朱元璋一朝最厲害；案件株連人數之多，地域之廣，造成村墟斷炊煙，隴上無行人的殺戮，也以朱元璋一朝最恐怖；刑罰之殘暴嚴酷，滅絕人性，例如“剝皮揎草”，也以朱元璋一朝最為駭人聽聞；而宦官之多，特務之眾，如東廠西廠，殘害百姓，為禍之深，也以朱元璋一朝創最高紀錄。
如果說引發朱元璋對開國元勳大開殺戒的藉口，是謀反叛亂，他對知識分子的鎮壓，就是不能容忍這些讀書人對他的“譏訕”，尤其不要碰他的“忌諱”。
《閑中今古錄》裏還舉了一個例子，洪武甲子，朱元璋開科取士，一些功勳大臣不服，認為他輕武重文，朱元璋講：“世亂則用武，世治則用文。”勳臣們提醒他：“此固然，但此輩善譏訕。”並舉了朱元璋的當年的死對頭，另一位起義軍領袖張士誠的例子告誡他。張原名九四，對儒士相當禮遇的，因嫌九四作名不雅，請教這些儒士，才改為張士誠這個名字的。朱元璋一聽，說：“這名字不是很好嗎？”哪知道這些勳臣說：“《孟子》裏有一句‘士誠小人也’，這根本就是在變著法兒罵他，他不明白罷了！”這正好碰上朱元璋的弱勢情結，從此對士人和他們的文字，挑剔找碴，沒完沒了。
於是，孟夫子在這位皇帝眼裏，便掉價了。尤其對“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平民思想，更為不滿。哈，老兒居然敢小看皇帝？而我就是皇帝，豈不等於小看朕乎！於是，火了，全祖望的《鮚埼亭集》記載過這段故事：“上（朱元璋）讀《孟子》，怪其對君不遜，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正好趕上祭孔，殺氣騰騰的他，下令將孟子牌位撤出文廟，認為他無資格配享。
在曆代王朝的帝王眼裏，孔孟一體，並不加以區別對待的。在儒學體係裏，孔夫子是主帥的話，孟夫子則為副帥了。祭孔的時候，孟子的牌位，擺在孔子的旁邊，同享三牲四果。雖然孟子老是要教訓帝王，不能當昏君，語言有點刺耳，不過出發點還是為了鞏固政權，哪怕最糟的昏君，這點道理還是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