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且介亭雜文》一書中，魯迅先生寫過一篇《病後雜談》，其中談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古代酷刑：“剝皮揎草”。即是將一個活人的皮，生生地剝下來，然後塞上草。想象一下那行刑的場麵，肯定是慘不忍睹。在曆史上，大概隻有一些極凶殘的暴君、酷吏和殺人如麻的流寇、盜賊，才下得了這種毒手。然而，在明代，從朱元璋開始，有好幾任皇帝，都曾正式地采用過這種野蠻刑法。堂堂大國的統治者，到了如此失卻人性的地步，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少見。所以，魯迅先生說：“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與曹聚仁先生的通信）
將這位小和尚出身的皇帝，稱之為無賴，倒也恰如其分。老實說，政治家不無賴者也少，非無賴還不足以成大事咧！指望他們誠篤、敦厚、善良、純樸，無異緣木求魚。朱元璋登基以後據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引野史《草木子》載：“明祖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驚心。”把元代血淋淋活剝人皮的刑法繼承下來，進行他的恐怖統治，其嗜殺成性的本質，就非一般的市井無賴的行為了。
所以，趙翼認為：“蓋明祖一人，聖賢豪傑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這“盜賊之性”，才是擊中了朱元璋的要害。盜賊，就是武裝了的無賴，其特性就是無所不為地破壞，就是無時不刻地疑懼，就是無所不用其極地要達到目的。朱元璋，自小出身流氓無產者，來自不務正業的社會底層，在壓迫下生長，對社會充滿了仇恨，這種毀滅破壞的欲望，格外過敏的敵意，狡詐多變的性格，不怕采用最卑劣手段的惡毒行為，表現得更為突出，這就是曆史上的朱元璋。
所以，凡周遭的一切，足以危及到他認為的安全底線時，他最主要、最常用、最先考慮、最幹淨利落、最省事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一個字，殺。說白了，朱皇帝的“盜賊之性”，也就是反文明的獸性。文明多一點，獸性少一點；而文明少一點，或者失掉了最起碼的文明，社會便墮入黑暗與血腥之中，人命甚至比螻蟻都不如。
劉邦和朱元璋，都是揭竿而起的革命者，但也都是流氓無產者，大凡開國之君，要沒有一點痞子風格，流氓精神，也難以立國。朱元璋落魄到廟裏當小和尚，雖然不好好念經，偷雞摸狗，明搶暗盜，但劃一個赤貧階級，當無疑問，不貧他會偷嗎？劉邦不但不偷，還能在基層政權裏當差，拿工資，而且他老爹在鄉下有點田地，富農成份總是有的。這兩人的受教育狀況，史傳無記。但劉邦能“試為吏，為泗水亭長”，經得起一試，說明他多少識得幾個大字，有一定文化，要不然，不會在衣錦還鄉時，對眾鄉親吼起“大風起兮雲飛揚”那樣的順口溜了。也怪，中國的皇帝都會寫詩，連那位沒當上正式皇帝的黃巢，也有一首“我花開後百花殺”的《菊花詩》。比之劉邦，或者黃巢，朱元璋不免慚愧。
雖然，劉邦和朱元璋都具有一種對識文斷字的人那種偏執的拒絕心態。劉邦還曾拿儒生的帽子當尿壺使用，存心要惡心文人們一下，這是報他當年“廷中吏無所不狎侮”的一箭之仇，但是，尿撒了，氣出了，也就拉倒了。朱元璋不，這就是三代貧農所表現出來的階級感情了。既記仇，又記恨，睚眥必報，打江山時殺，坐江山時更殺，砍頭太快，不過癮，還要“剝皮揎草”，慢慢消遣。
魯迅先生曰“明則無賴兒郎”，說得一點不錯，朱元璋的兒子朱棣，更為歹毒，不但奪了他侄子的江山，還將忠於他侄子的臣屬如方孝孺，如鐵弦，如景清，“剝皮揎草”。當事人弄死不算，家屬也不放過，一並加以收拾。
所以，朱元璋，朱棣之流，“盜賊之性”不改，不過是做了皇帝的流寇而已。他們用挖空心思的酷刑，施之於他們所要鎮壓的臣民時，與流寇在一路屠殺的過程中罔顧一切地無惡不作，那心理狀態應當沒有什麼不同。
於是，我想起《孟子》中，這位亞聖與弟子告子關於性本善的辯論。告子認為：“性無善無不善也。”又說：“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他的說法，我認為很有道理。因為，人處在一個大環境中，周圍什麼樣，大致決定了這個人會是什麼樣。君子多則良性互動，善善相因；小人多則惡狗當道，惡性循環。曆史證明，當人性惡膨脹泛濫到不可抑製的地步，全社會的惡行就彙聚成一股可怕的濁流，禍水所至，人心中的殘忍，凶暴，惡毒，乖戾，變態，失常，狂悖，瘋癲……諸端的惡，就會衝決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