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胡惟庸案，藍玉案，李善長案等等，牽連之廣，上至朝廷，下至農舍，總計約十萬人之多掉了腦袋，真是殺得天昏地暗，神州變色。惟一例外的：前案，朱元璋怕他女兒當寡婦，赦了他女婿和外孫三人，不在滿門抄斬之列；後案，看來嫁給他兒子的藍玉的女兒，也幸而未被連坐，這總算讓我們看到這位皇帝未泯的一點可憐人性。
商鞅論囚，渭水盡赤，這位殘忍的懲罰狂，製造的恐怖場麵，令人心驚。秦時的渭水，不像現在這樣受到水土流失的威脅，弄得西安食水都困難。渭水流域，一直到唐代，從王維詩“渭城朝雨浥清塵”，還可證明那時的森林植被好，水源涵養好，一派江水，莽莽蒼蒼。試想，這位在批林批孔紅過一陣的法家，得殺掉多少人，才能將滾滾的江水染紅。但一念及朱皇帝動不動誅九族，常常是一村一鄉，一姓一族地殺到雞犬不留的地步，放眼望去，惟見十室九空，人煙斷絕，白骨累累，鬼影幢幢，那場麵之駭人，商鞅又瞠乎其後了。
所以，明代諸帝，無賴兒郎，也還懂得為尊者諱的道理，對開國老祖的殘忍，往往避而不談，若無其事似的；即使偶爾涉及到，也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最不知趣者，莫過於海瑞了。盡管他是位清官，盡管他一生操守正直，行節可嘉，盡管他死後了無分文，甚至葬資也賴他人支給，但同時代的文壇巨匠王世貞，評價海瑞，說他“不怕死，不愛錢，不結黨，是其所長，不虛心，不曉事，不讀書，是其所短”，倒也給這位迂執近腐的海剛峰先生，畫了個像。
晚年，重新起用。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海剛峰起南總憲，到任後，忽設二大紅板凳，雲欲笞禦史不法者，一時震駭，以為未有怪事。”這位相當於廉政公署的特派員，覺得按在板凳上打屁股，還不足阻嚇犯罪行為，於是，竟然不識時務地給萬曆皇帝上疏，要求“複國初剝皮囊草之製”，也就是把朱洪武那一套酷刑再搬出來。
接張居正任宰輔的申時行，是個極世故的官僚，重新起用不為張居正喜歡的海瑞，不過是俯順輿情而已。看到他的這份上疏時，肯定哭笑不得，“這個海剛峰啊！”可能勸過他，“老兄台，你已經是年過古稀的老爺子，你就省省吧！不要哪壺不開提那壺了！”他聽不進去，正襟危坐，作大任在肩，剛正不阿狀。
凡是性格殘忍的人，多自以為是，好剛愎自用，這位懲罰主義者到底送呈大內。果然，時情大嘩，禦史立刻就劾海瑞“導上法外淫刑”。幸好，朱翊鈞那天心情不錯，隻是怪罪“瑞偶失言”，未予處分，“仍留供職”。並且為他殘忍的老祖宗開脫：“按太祖初製，亦偶一行耳。所謂古有之，而不可行於今者，此類是也。”（以上均見《萬曆野獲編》）
不管後代皇帝怎樣曲意回護，朱元璋的殘忍，是無法抹煞的。從他生命不息，殺人不止的一生，可以判斷，他是一個人格上有缺陷，心理上有毛病，智商上有思維障礙，心靈上受到過嚴重傷害的病人，否則，無以解釋他無休止地將老百姓，也將官員，更將其舊臣死去活來地折騰的原因了。
一部二十四史，凡手握權力的中國人，把人不當人的殘忍，比比皆是，多到連曆史學者也索性懶得記載。秦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於長平，一句話，四十萬人被殘忍地活埋，楚項羽坑秦降卒二十萬於鹹陽，也是一句話，二十萬人被殘忍地砍掉腦袋。到了朱皇帝，殺人的單位仍以萬計，但總量在減少。到了清代，魯迅先生說：“清朝有滅族，有淩遲，卻沒有剝皮之刑，這是漢人應該慚愧的。”雖然文字獄，死了不少人，殺人的單位就以千計了。到了民國，就以《紀念劉和珍君》和《為了忘卻的紀念》為例，統治者一次性的屠殺，就下降到以百位和十位計了。
這種量的減少趨勢，不是表明統治者舉起屠刀時手軟了，而是人類的普遍覺醒的結果，也說明了曆史必然在不斷文明進步的總規律，時代愈遠，黑暗愈重；時代漸近，光明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