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元人陶宗儀著的《南村輟耕錄》中一則人食人記錄，也可略知朱元璋殘忍之端倪：“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婦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鐵架上生炙。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卻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作事件以淹之。或男子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剜其兩乳，酷毒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曰‘想肉’，以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
“天下兵甲方殷”，“淮右之軍嗜食人”，這大環境，這大背景，使得本來具有無賴精神，盜賊之性的朱元璋，放開手來殺人。連人食人，都不以為奇，那麼“剝皮揎草”，他壓根兒不會覺得野蠻的。根據魯迅先生的文章，我們知道“剝皮揎草”，有孫可望的官式與張獻忠的流寇式之區別。張獻忠式為，“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而且，“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孫可望式為“促令仆地，剖脊，及臀，斷至手足，轉前胸，至頸，隨以灰漬之，紉以線，後乃入草”。
張獻忠為流寇，殺人無算，由於他是農民起義，屬於毛主席所說“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之列，隻要歸入革命範疇，即使人性喪失，亂殺無辜，也就成了革命行徑了。在這種缺乏最起碼的實事求是精神，而形成的“一白遮百醜”的絕對化的思維方式下，通常都不譴責這些“動力”們，塗炭生靈，赤地千裏，造成曆史大倒退的那些罪行。與張獻忠並列的李自成，竟然成為小說中精通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指揮員，大談軍民魚水情深之道，這種很認真的滑稽，也就不以為奇了。
孫可望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早先是土匪，後隨張獻忠為流寇，還是張的義子和部將，殺人無算，其殘酷是可想而知。不過，他後來成了南明小朝廷的保護神，被永曆帝封為秦王，但“盜賊之性”不改，“擅殺勳將，無人臣禮”，為禦史李如月參奏彈劾。永曆帝一看，哪還得了，為討好這位軍爺，先就打了李如月四十大板，孫還不依不饒，於是，“剝皮揎草”。
兩者，都係活剝。但要使受刑者痛苦萬分而不死，劊子手還真得有點精於解剖的專業經驗不可。否則，皮未剝下，被刑者死在先，行刑者也就完蛋。魯迅先生不禁感慨，中國古代，醫生對於人體解剖學的“草率錯誤到見不得人”，但剝皮而不立斃，淩遲而不斷氣，磔刑而不露痕，宮閉而不送命，其“虐刑的方法，則往往好像古人早就懂得了現代的科學”。這句感慨的背後，不知有多少人慘死刀下，不知有多少次臨場經驗，才有了這種屠夫合乎現代科學的精到。這一切，隻能說明在封建社會裏，統治者（包括想成為統治者的流寇）之殘忍，之凶惡，之殺人如麻，之把人不當人待罷了。
於是，魯迅先生結論曰：“明初，永樂皇帝剝那忠於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孫可望）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剝皮始，以剝皮終，可謂始終不變。”其實，明代用此刑，非始於朱棣，據明史專家吳晗考證，要說“剝皮揎草”幹得最起勁的，那個懷有無賴頑劣之心的小和尚，才是創朱明一代酷刑之先鋒。
他的虐殺狂，登極以後，變本加厲，更是大開殺戒。曆史上的開國之君，坐穩江山，如何處理與他在槍林彈雨中共同戰鬥，生死與共，稱兄道弟，親密無間，一齊革命的同黨，是個很棘手的難題。宋代趙匡胤，杯酒釋兵權，哥兒們從此就養尊處優，閉門謝客，別給我添麻煩，是上策。漢代的劉邦，留其願留者，如蕭何；去其願去者，如張良；像韓信這樣難剃的頭，幹脆送上斷頭台，是中策。而朱元璋不分青紅皂白，不論親疏遠近，統統一網打盡，寸草不留，恐怕就是下策了。殺功臣之狠之毒之不留情之不念舊交者，莫過於朱元璋，當然，他不是最初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不過，像他這樣，連兒女親家、李善長、藍玉都不放過，而且還“剝皮揎草”，其惡可知。
李善長跟他一起淮右舉事，是他的大總管，定都南京後，敘功封王，他定下來，李的功勞最大，置於諸將之上。他說李是他的蕭何，無李就不能有今天的大明王朝。但最後，告李與別人串通起來謀反他，於是，滿門抄斬。別人無法理解這罪狀能夠成立，一位禦史冒死上疏，說李已經位極人臣，應有盡有，無法再有，即使幫別人推翻了朱，他還能得到更多嗎？朱元璋一貫對上書者不客氣，稍忤天意，那下場就是人頭落地。李善長被殺一年，就有人敢提出來平反的要求，人們都替這位禦史捏把汗。朱元璋這一次一反常態，沒有大發雷霆，但也不給落實政策。看來，凡具“盜賊之性”者，錯了也不認錯。
而藍玉，南征北戰，東討西伐，將元軍主力，消滅殆盡，餘部都驅逐到大漠以北，是立下汗馬功勞的元帥。但元帥又如何，也以圖謀不軌定讞，下場比李更慘，給剝了皮，揎上草，傳示全國。這很有一點類似文革期間，小將們把走資派押在大卡車上遊街的做法。如果哪位紅衛兵，通過時光隧道，回到洪武年間，把戴高帽，掛木牌，坐噴氣式的比剝皮省事的高招，傳授給朱皇帝，肯定會龍顏大悅的。據吳晗《明代特務統治》引歐陽直《蜀亂》：“初，獻賊入蜀王府，見端禮門上奉一像，公侯品服，金裝，人皮質，頭與手足俱肉身。據內監雲，明初涼國公藍玉，蜀妃父也，為太祖疑忌，坐以謀反，剝其皮，傳示各省，自滇回蜀，王奏留之。”證明朱元璋對剝藍玉的皮，是一點悔意也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