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至素書樓辭行，錢夫人治肴餞別。
20日，準備回港。臨行，整裝已就，尚有時間，再到素書樓謁候。不想錢穆神誌極清醒的提出兩個有意義的問題。先問：“我這樣大年齡了，你想該不該仍寫文章？”耕望曰：“隻要有意見，仍當告訴邵小姐或秦小姐寫下，有一句記一句，供後輩參考；但不必費神寫成整篇文章。”繼又問：“現在學術界對於我治學的看法如何？”耕望曰：“三四十年前，考證派正盛，先生獨持異議，強調通識的治史方法，與時風迥異，所以當時雖然一般社會人群與部分青年學人心向先生的觀點，但主流的史學界卻似頗抗拒。現在潮流已有轉變，觀點與方法論漸與先生接近。最近趨勢，更強調運用社會科學理論來治中國史，觀點雖與先生不同，但重視有係統的通識，卻與先生路線暗合；所以有不少講思想史、講方法論的青年學人對於先生極為推崇。”錢穆聞言微笑。耕望講此番話，自認為都是據實陳說，無一虛語。卻不想已是師生二人最後一次論學。
2月6日，收入《論文選集》的《論唐代尚書省之職權與地位》增補初校畢。
7日，《正史脫訛小記》初校並增訂畢。
3月，《南北朝三個都市人口數量之估測》刊於《新史學》雜誌創刊號第一篇。《新史學》係由杜正勝、邢義田、林富士、柳立言、陶晉生、黃進興、黃寬重、陳永發等二十二位台灣中青年史學工作者籌組的非盈利性學術期刊。雜誌主編、時任史語所人類學組主任的杜正勝撰寫發刊詞：
史學是以時間發展為主軸的學問，對時代的變化比其他學科更敏感。一個時代必有一個時代的史學，新的時代往往蘊育出新的史學。
一九九○年春天有一種以前瞻、開放、嚐試態度研究中國曆史的學術刊物在台北問世，它就是《新史學》。
《新史學》創刊之日，二十世紀隻剩下最後十年；值此世之末，一個新的世界秩序正急遽蘊釀中。由於電子計算機之深入社會，普及民間，我們清晰地看到人類智識將引起革命性的改變；由於太平洋盆地西沿生產力之崛起，全球經濟重心也必將大幅調整轉移；由於蘇聯與東歐最近一連串驚天動地的政治改革，二次大戰以來均衡與對立的局麵也可能轉換，產生嶄新的架構。這些趨勢如果再持續發展下去，到二十一世紀，人類必另有一番新的世界觀，企盼另一番新的展望，本世紀來作為“正義”和“真理”化身的種種意識型態勢必喪失其激情與煽動力，但同時人類也會產生新問題和新危機。在一個眼光、觀念更新的時代裏，人類對於過往的曆史亦將重新反省，重新認識。我們相信世界局勢一旦打破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極化的對立，百餘年來依附在這大壁壘而締造的種種曆史觀，勢必紛紛修正；曆史家亦將自我解放，更自主、更客觀地了解曆史的本質和人類生存的目的。時代環境的轉變將是刺激新史學誕生的最佳契機。
大凡傑出史學家輩出的時代，他們的著作便代表一種“新史學”。第二次大戰以後，歐洲史學界蔚成一股風尚的年鑒學派，注重社會經濟以及心態文化的研究，相對於十九世紀的曆史著作是一種新史學，到七○年代大家遂冠以“新史學”之名。然而十九世紀下半葉德國史學家利用政府檔案建立歐洲的政治史和外交史，在當時何嚐不是一種非常新穎的史學！最近已有人開始反省這股流行數十年的“新史學”：他們開始思考社會經濟是否一定比政治對人類曆史的影響更具關鍵地位？曆史著作分析是否一定比敘述更高明？古人說：“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任何學風既然不可能一成不變，我們並不想再來提倡一種“新舊史學”或“新新史學”。
中國也曾發生史學新舊的問題。本世紀初梁任公針對傳統史學的弊端，提出“敘述人群進化現象而追求其公理公例”的“新史學”。二○年代末特別強調新史料的傅孟真，二○年代中專攻社會經濟史的陶希聖，和四十年來以馬恩史觀作骨架的中國大陸的史學，也都是各種不同形式的“新史學”。梁氏之新史學乃上世紀歐洲社會科學的餘緒；傅氏“史學即史料學”的矯枉過正，長年以來遭受不同程度的批評；陶氏的《食貨》過分重視經濟社會層次，亦有時而窮；至於以史觀作導引的大陸馬克思史學派，基本上已背離史學的本質。凡此種種都暴露出近一世紀來，中國出現的各種新史學，都不盡令人滿意。近代中國多難，曆史研究不如歐美波瀾壯闊，然而推陳出新，新又成舊的軌跡則如出一轍。
史學本應隨著時代社會而發展，能揭發真理，啟示人類，導引文明的便是新，否則為舊。近人喜以“形式”衡量新舊，譬如說采取某某方法的研究為新，否則為舊；運用某某觀念的著述謂之新，否則亦為舊。研究著述的內容雖與形式不可截然分割，但形式隻是達成目的的手段，過於偏重，難免有買櫝還珠之憾。
在新時代的前夕，台灣一群史學工作者籌辦這份史學雜誌——《新史學》——以迎接新時代的到臨。《新史學》不想取代任何形式的所謂“舊史學”，而是要嚐試各種方法（不論已用未用），拓展各種眼界（不論已識未識），以探索曆史的真實和意義。他們吸取曆史教訓，不要創造某一新學派，毋寧更要呼籲史學同道，在新的解放時代中，共同培養一種不斷追求曆史真實和意義的新風氣。二十世紀以來中國或世界史學界所積累的問題：研究對象譬如個人和群體的平衡，研究進程譬如方法與資料的調適，表達方式譬如分析與描述的取擇，他們希望藉著切磋、摸索，慢慢找出一條康莊大道。
研究曆史最能體會承先啟後、蘊育生息的道理。《新史學》的“新”不是天外突來的飛泉，而是舊有長河的新段落。
它是從舊枝萌吐的新芽，生生不息，不斷成長。它代表一種企盼，企盼站在前人已經建立的基礎上，汲取其養分，承繼其業績；但也希望彌補其漏失，矯正其偏倚，拓展前人未見之視野，思索前人未曾觸及之問題，在舊有的基礎上注入新的生命活力，以期待鮮豔花朵的盛開。
《新史學》正值新時代來臨之際創刊，相信在新世界觀的照耀下，我們的史學同誌將更勇於嚐試新的研究領域，尋找新的研究課題。我們敢預言，二十一世紀的曆史家必逐漸超越過去的命題，在更遼闊的天空中遨遊。當然，《新史學》在台灣創刊亦自有其獨特的曆史任務。我們史學界一向太“遺世獨立”，希望本刊的論文題目能扣住時代變動的脈搏，從嚴格的學術基礎探討曆史發展的知識，使曆史研究能發揮指引國家民族以及人類前途的作用。我們史學界一向太“老死不相往來”，希望藉著研究討論，逐漸集中焦點，激蕩大家的知識火花。我們史學界也一向太“孤芳自賞”，希望利用書評書介，一方麵互通資訊，另方麵建立客觀理性的學術評論風氣。
《新史學》不特別標榜社會、經濟、思想或政治的任何一種曆史，也不特別強調任何一種研究方法，但它也有所重視和關懷——對整個時代、社會、人群、文化的關懷。當天際浮現一線晨曦之時，正是萬丈光芒發皇的前奏。歡迎海內外所有史學同誌一起攜手，共同創造二十一世紀中國的新史學。
10日，撰成《隋唐通濟渠在交通上之功能》一文。一般學人論通濟渠之功能，例著眼於政府漕運。實則漕糧以外，政府其他物資之北運、中外商運行旅之盛，以及浮舟容量之大、航行速度之快捷、南北吞吐地理幅員之廣闊，皆為論此渠道所當認識者。
茲篇乃詳征史料，為之考論。按耕望於撰《唐代交通圖考》第六卷《河南淮南區》時，原擬有《中原東南通江淮諸水陸道》一篇，水道方麵，最重要者當為通濟渠，故原定篇目即有《通濟渠漕驛道》一篇。惟後於通濟渠之撰述，益發鑽研，越加深入，竟寫成二十餘萬字之稿本，其中第六卷原擬篇目中之《盱眙陸通揚州之九驛道》、《揚州城及其南達江岸水陸三道》，亦歸入通濟渠論述範圍之內，與原先之計劃有異。乃擬將此逾二十萬字之稿改作《隋唐通濟渠考》，別做專著出版。目次如下：
第一章引論
（一）人工河溝通南北之構想
（二）煬帝新渠取線之地理背景
（三）煬帝開通濟渠及渠水流程之概觀
（四）通濟渠入泗問題之解析
第二章洛陽漕渠與洛水黃河段流程
第三章汴河段流程
第四章淮水山陽瀆段流程
第五章揚州城在政軍交通上之地位及其城內渠道
第六章揚州城南通大江三渠道
第七章渠道規製與渠道淤廢
第八章通濟渠在南北交通上之功能
附錄通濟渠──汴渠山陽瀆水陸道
5月，史語所出《秦漢地方行政製度》、《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製度》第三版。
台北市部分議員再次抨擊素書樓為非法修建，要限期收回，改設“錢穆紀念館”。
6月1日，為避免享受特權之嫌，錢穆搬出素書樓，遷寓台北市杭州南路新居，並將素書樓部分藏書捐贈各學術單位。
12日，陪段畹蘭至台北作健康檢查。
16日，謁候錢穆於杭州南路新居。
24日，《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全書清校畢，時寓南港中研院學術活動中心3238室。
月尾，女兒曉鬆率外孫女小菊自美回港，中經台北與耕望夫婦會合。期間，段畹蘭率女兒、外孫女兩度謁候錢穆夫婦，並攝有象征學術關係的四代合照，耕望因事未能同去。
7月1日，趕在院士會議前再到錢府謁候並辭行。當天日記中寫道：“先生麵色極佳，頭發生多了，而且黝黑，一副健康形象。”
2日至5日，中研院第十九次院士會議，選出第十八屆新院士14名。史語所兼任研究員陶晉生當選人文組院士。
6日，返港。
8月，張琨擔任第三屆“傅斯年漢學講座”。
30日，錢穆在台逝世，享年96歲。五十年來追隨問學的恩師與世長辭，六十天前的拜別竟成永訣，耕望思之泫然。遭此巨變，連類想起小學數學老師馮溶生和中學曆史老師李則綱。前者離校後，即無消息。至於李則綱，耕望來港執教後，看到1956年出版的《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報告》，序文即為李先生所寫，其時任安徽省文物局副局長，主持發掘工作。有一次耕望參加安徽省旅港同鄉會，據一位同鄉說，李先生已於文革期間或稍前被誣陷，以莫須有罪名遭到清算，屈辱而終。想到中學時聽李先生講課，深感其憂國憂民、民胞物與的民族感情極為濃厚，且憧憬著民主自由、經濟繁榮的升平盛世，然終因對現實政治環境的認識不足，致遭浩劫，思之慨然。
新亞書院為紀念錢穆，囑耕望恭述行誼，遂於倉促間撰寫《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
9月16日，《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初稿完成，此文取錢穆自撰《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為素材，稍加增補，參以個人對於錢穆治學之認識，貫串述之，以見其治學意趣與人生境界。分刊《新亞生活月刊》十月、十一月兩期。
又《行誼述略》撰成後，追憶從遊往事，懷念無已，遂發往年生活隨錄及1949年師生分處台港兩地後之錢穆手劄六十一通，參以回憶，撰錄《從師問學五十年》。惟思從錢穆問學之前，小學中學時代，亦各有一位老師馮溶生與李則綱兩位先生，對於平生治學亦有甚深影響，故推前附述之，易題為《六十年》，而主要內容仍在錢穆一人。
11月尾，獲悉老友楊聯陞已於是月16日在美病逝。八十天內，良師益友一時俱逝，頓有孤寂之感，不甚痛惜之至。
12月15日，《從師問學六十年》初稿完成。
30日，《從師問學六十年》再稿。文末雲：
記得賓四師曾有一次謂我曰：“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即是他並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卻消失了，等於我已死了一分！”此論近似詭異，但想起來，確有至理。
現在賓師、蓮生的言行狀貌曆曆在目，我則不但頓失兩大精神支柱，而且我留在他們兩人心目中的形象意趣已完全幻滅了，是猶我已向死亡邁近了一步，豈僅孤單之感而已！
《隋唐通濟渠在交通上之功能》刊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廿一卷，是為《隋唐通濟渠考》之第八章。
〇1991年辛未七十五歲
1月10日，增補《從師問學六十年》。撰寫此文過程中，深感錢穆述作雖富，但教人治學之文字並不多見，讀其書者，更無當麵聆教之真切。自感平生粗有成就，得利於錢穆之督教鼓勵者實甚多。此中曆程，亦為個人治史經驗極重要之一環，對於後輩學人之治學蹊徑與治學精神，容有可觀摩處。擬合此文與《行誼述略》為一小冊，名之《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作為繼《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後個人“治史五書”之第三種出版。
3月30日，《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校補再稿。
5月20日，為胡應元編《中國史學辭彙》一書作序。
赴台擔任史語所第四屆“傅斯年漢學講座”，寓南港中研院新落成之學人宿舍。
27日，開始第一講。
28日，《從師問學六十年》校訂畢功，複取舊作《我與兩位王校長》、《我對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感念》增補校訂，擬作為《行誼述略》與《六十年》之附錄重刊。
史語所編輯委員會決議重刊《兩漢太守刺史表》，征詢是否有所增訂。乃思此書最當補寫序文與目次，既備體製，亦便翻檢。至於內容，可增補處當甚多，然已久疏漢籍，且無暇時，隻能就原文略事檢查而已。
6月5日，應邀赴中正大學作“華夏文化之地理的發展”的講演。
8日，《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呈錢夫人胡美琦女士審閱後，再作增訂。
10日，作“傅斯年漢學講座”第二講“唐代的重要城市”。地點在文物館五樓會議室。史語所所長管東貴主持。
15日，由台飛美度假，先至舊金山長子曉田處小住。
是月，《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由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正式出版，是為繼《唐史研究叢稿》後，個人的第二部論文選集。附錄《忘情於“不古不今之學”——訪嚴耕望教授談中國中古史研究》收入《選集》時有增補，內中有對譚其驤主編《中國曆史地圖集》的評價：
就目前來看，譚其驤所編的《地圖集》還算不錯，足夠教學及平常參考之用，但就學術上來說，還嫌不夠。……我如果有機會編製“中國曆史地圖”的話，人文地圖如：人口圖、物產圖、都市圖、民族圖等等都不可少。……當然，地圖要編得好很不容易。我這個人做學問，標準比較高，不做則已，做了就一定要做好；每張人文圖都必須是一篇論文的總結，不是隨便引引他人資料就可以繪製，否則連自己都不相信，又怎麼使讀者相信，我的脾氣就是這樣，不做好的話，徒然害人！
前刊《書目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一期的《中國中古史入門書目（附：影響我一生最深的五本書）》修訂後置諸訪談之末。
所指導的新亞研究生黃熾霖，完成學位論文《兩漢九卿製度考》。
先前指導的新亞研究生李啟文報讀新亞研究所博士班。
7月14日，完成《錢穆賓四先生與我·序言》初稿。
得暇即為《兩漢太守刺史表》編列目次，並將全書略檢一過，就其顯有謬誤處逕予更訂。檢讀過程中，看到第三卷《兩漢司隸刺史錄》，有輯文，未作表，乃據輯文補作《西漢司隸刺史表》與《東漢司隸刺史表》，俾讀者更為方便。
複至洛杉磯女兒曉鬆處居月餘，於其寓所前手植小鬆一株。
8月4日，完成《錢穆賓四先生與我·序言》的再稿，旋複增訂為三稿。
期間，在女兒曉鬆和外孫女小菊陪同下，遊覽猶他州和黃石公園。一路觀賞景色，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有一晚，甚至未吃晚餐，而專心在一間禮品店翻閱一冊精美的山水圖冊。
9月8日，由美返港。
複就檢讀《兩漢太守刺史表》時所發現疑誤處而未能逕為訂正者，檢讀漢籍，為之厘定。此項增訂工作本擬即此為止。惟念此書既頗有讀者，而寫作不精，殊為愧憾，當盡量利用此一重版機會稍加改進。遂取《論衡》及新近所出周天遊《八家後漢書輯注》、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參稽兩《漢書》、《三國誌》為之增補，期能略減尤悔，仍未能作進一步增訂也。
得悉宋德熹到台中中興大學曆史係任教，耕望去信勖勉，內中提到青年史學工作者有“黃金十年”一說，即取得學位之後的十年光陰，為一生治學的黃金歲月，應當珍惜。
10月，《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增訂稿刊《新亞學報》第十六卷《錢穆先生紀念論文集》上冊。
29日，《兩漢太守刺史表》校訂竣事。計此次校訂，除正誤九十餘字，又輯文原有其人而表中漏列者，為之補列外，主要收獲有三：其一，增補郡國守相西漢五任，東漢三十二任，東漢司隸刺史五任，共凡四十二任。其二，原本有其人，但無籍貫者，增補其郡籍，西漢守相三人，東漢守相十七人，東漢司隸刺史九人（十任），共凡二十九人。其三，原本《東漢豫州郡國守相表》“沛國相”格有河東裴潛以下四人，但輯文無之，此為當時清校疏忽所致，複檢讀漢籍補得三人，惟範皮一人已無法考其出處，隻得任之。此外，任職諸人有補姓、補名、補字者，任職時代亦有挪動或更加確定者，皆未詳計。若能編製引得，可資互勘，必能發現更多錯誤，更多可互補互正處，然皆不暇為之。又此表史料，以隋前成書者為斷。其後各書所見，凡不雲出自早期某書者，初版輯文皆低一格寫錄，而各表格中或列或不列。至是，乃將表格中此類列名皆從刪落以嚴體例。
30日晨，起草《兩漢太守刺史表·增訂版序言》初稿，驚悉老友高去尋突謝世，不覺擱筆惘然。
11月9日，完成《兩漢太守刺史表·增訂版序言》再稿。
將《錢穆賓四先生與我》書稿交王壽南，付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12月12日，《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最後校畢。此文再稿曾寄大學同窗錢樹棠指正，得其覆信提出幾點意見。惟時台北商務已排版三校清稿，隻能在適當處約略增補。但信中尚有一條雲：“先生曾說，辛亥革命時期，曾擬在棉衣內縫入銀元當甲胄，參加攻寧之役。”此條字數較多，若補入正文，勢必挪動版麵，故附記於後。
14日，《從師問學六十年》清校，最後定稿。
〇1992年壬申七十六歲
3月，《錢穆賓四先生與我》由台灣商務印書館作為《岫廬文庫》第一〇七種出版。該書既是錢穆傳敘，亦是耕望的治學回憶錄，可與前撰《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合看。
4月，《新舊兩唐書史料價值比論》成稿。茲篇以為，從史料觀點言，兩唐書各有優劣，《舊書》之長處在能保存舊史料，遠較《新書》近乎原始形態，而《新書》之最大貢獻則在《表》、《誌》。
乃詳為比論之，稿成後續有增訂。
29日，《資治通鑒的史料價值》成稿。茲篇以為《通鑒》隋唐五代時段，所采正史以外史料極為豐富；而被采錄之原書絕大多數都已失傳，僅能在《通鑒》中留其內容之蹤跡，故史料價值大為提高。然改編前人陳篇，且加濃縮，照例不免有誤解誤書處。故利用通鑒史料，若其所采之原書尚見行世者，最好隨時取於比勘，免為《通鑒》改編之文所誤導。最後，不但《通鑒》本文有極高之史料價值，其《考異》與《胡注》亦當留意，有不少重要史料。
指導新亞博士生謝興周完成學位論文《宋代轉運使研究》。謝興周日後回憶：
先生批改學生論文時，絕不馬虎從事。有時候，他是逐段修改，而且是口授與筆改雙管齊下，有時候亦會逐字細改。譬如我寫宋代轉運使一文時，誤用了“遺風”二字去形容政治製度，先生就麵授我“遺風”之意，並將“風”字改做“意”字。他說這樣才合乎製度曆代相傳的含義。先生的工作態度是非常嚴謹的，連一字一詞也不掉以輕心。
6月29日，應邀赴台中中興大學曆史學研究所，講演“我撰唐代交通圖考的動機與經驗”。分“撰述動機”、“撰述經驗”、“撰述工作”三節，最後就已成諸卷作幾點自我批評。
7月5日，出席中研院學術谘詢總會第一次委員會議。
6日至9日，中研院第廿次院士會議，選出第十九屆新院士21位。史語所研究員杜正勝當選人文組院士。
史語所召開“暑期史料專題研討會”，邀請耕望等六位院士演講，並安排所內外同仁擔任討論人。乃就前撰《新舊兩唐書史料價值比論》、《資治通鑒的史料價值》之主要論點略作闡發。
許倬雲擔任第五屆“傅斯年漢學講座”。
12月2日，完成《魏晉南北朝佛教地理》第七章《五台山佛教之盛》初稿。據《水經注》記載，至遲在北魏末期，五台山已傳為文殊道場，僧徒甚多，為四方僧俗所敬禮膜拜之目標。茲篇詳征史料，與相參證，以見五台非但為唐初以前南北朝時代之一大佛教中心，且可能為當時全國最興盛之佛教山林也。
8日，《五台山佛教之盛》再稿。
《資治通鑒的史料價值》刊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一期。
〇1993年癸酉七十七歲
1月，《唐代海岱地區南北交通兩道》刊於《新亞學報》第十六卷（下）。
有致章群一函：
煥之吾兄：
廿七日惠函已奉讀，拙作小冊直陳故實，謬承嘉許，深所欣謝！
來示論從師之道，鄙意正有同感！吾兄退休家居，仍努力不懈，多所述作，甚善。我輩書生亦惟讀書寫作以樂餘年。否則心神無所措置，必致彷徨頹廢失去生機矣！惟望已年近八十，精力顯見日衰，頗羨吾兄差較十餘年尚能開拓新論題也！
《新唐書》引用筆記小說表，顯出新唐史料之一麵！乃史料探原功夫值得努力。去年史語所舉辦史料研討會，囑吾講唐代，當時講了兩《唐書》與《通鑒》，《通鑒》一節頃在中大文化所發表，剛收到抽印本，茲奉上乞正。餘不一一。即祝康安。
弟嚴耕望
4月，《我撰唐代交通圖考的動機與經驗》刊於《興大曆史學報》第三期。
史語所出《兩漢太守刺史表》增訂版。
指導新亞研究生梁錦棠完成學位論文《兩漢人口的數量和分布》。
7月，餘英時擔任第六屆“傅斯年漢學講座”。
8月4日，完成《魏晉南北朝佛教地理》第六章《佛教教風之地理分布——義解與禪誦》的草稿。前人論佛教教風與地理環境、社會環境之關係，惟強調南北地區之異，即江南重義解，北國重禪行。茲篇以為“實則都市（城）、山林（鄉）之殊，尤極顯著”。
“江南義解固自極盛，惟禪行卓著者亦複不少。北土習禪為盛，但就都市而言，義解光時者亦無遜於禪行。”為統計撰述之便利，仍分義解與禪誦兩節，各別述其地理分布，然後歸結到南北之異與都市山林之異。
前撰《魏晉南北朝佛教地理》第七章《五台山佛教之盛》收入《國故新知：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詮釋——湯用彤先生誕辰百周年紀念論文集》，題作《南北朝時代五台山之佛教》。
9月30日，有致無錫錢樹棠一信：
誦甘吾兄：
八日惠書已奉到，大作已校改完事，料不久即可出書。
下麵著作當量精力許可為之，亦不能勉強趕寫也！人到老年，總是精神不濟，弟外表看來甚為健康，但近年為耳鳴頭暈所困，令人膽怯，不敢勤於寫作。不但數十年來所積大批史料不能都如計劃完成，即多年工作中心之《唐代交通圖考》，已出五冊，四五年來，隻償寫成第六冊，下麵至少還要寫一冊（即第七卷·江南嶺南區）才能勉強算是竟功，但這一卷一直拖著未寫，可能將留遺憾矣，思之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