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1988年戊辰七十二歲
春，宋德熹參取若幹青年學人意見，草擬《論文集》初步選目，寄耕望斟酌，並雲已商得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出版。遂就其選目，增刪為二十篇，分上下編部居之。上編皆涉地理問題，共收論文十一篇。下編九篇多屬製度問題，而以訪談錄兩篇殿之。諸篇選錄，要遵兩項原則：其一，兼取通識通論性與專攻論辯性兩類文字。意在期祈青年學人由意趣所欣向漸及精思曲委綿密周贍之論證層次。其二，編入專著之論文，皆摒不錄；惟《交通圖考》之附篇，所論非交通問題，故不在此限。篇目既定，乃取舊文逐篇重訂，或正誤，或增補。
3月，宋德熹等人整理的訪談錄《忘情於“不古不今之學”——訪嚴耕望教授談中國中古史研究》刊於台北《書目季刊》第二十一卷第四期。內中談到對前輩史家陳寅恪的評價：
他以西方史學之長應用於中國曆史研究上，非有一己之見，能成一家之言的，絕不見諸文章，所以我們看到他的著作並不多，但每篇文章都有他獨到的見解。這些新見解雖然未必都很正確，能站得住，但我們仍要仔細的去看，至少可令我們得到許多啟發，從新的角度看問題。
28日，檢定舊作《唐代行政製度論略》、《唐代府州上佐與錄事參軍》。
4月2日，修訂《夏代都居與二裏頭文化》一文。篇中引《史記·吳起傳》，初刊稿誤作《魏世家》，承王仲孚提示改正。此文發表八年間，大陸陸續有考古資料公布，亦有不少論文發表。因工作繁忙，未克一一采讀。所可知者，遺跡發現，出乎此文附圖地理範圍者尚不甚多，而二裏頭文化碳十四數據亦所增無幾，故更進一層之討論，似尚有待。又篇末附圖，為1978年脫稿時所繪，本欲參合《晉南二裏頭文化遺址的調查與試掘》一文之附圖《晉南二裏頭文化遺址分布圖》，另繪新圖，惟因無人代作技術謄繪，隻好作罷。故收入《論文選集》時仍用舊圖，但附刊《晉南二裏頭文化遺址分布圖》於後，以便參考。
重校舊作《戰國時代列國民風與生計》。
12日，校訂舊作《正史脫訛小記》。爰就舊稿刪去十條，而選取《舊唐書·本紀》拾誤八條，並另撰《舊唐書·德宗紀》建中元年戶數脫文一條、《新唐書·地理誌》戶口數字脫訛一條若幹事，都計仍為六十條，俾青年讀者略窺正史奪訛之麵目，提高警惕，喚起戒心，期能盡量避免為古史脫訛所誤導。
14日，增訂舊作《略論唐六典之性質與施行問題》，作《附記》一則。
15日，增訂舊作《中古時代之仇池山——由典型塢堡到避世勝地》；重校《秦漢郎吏製度考》一文，緬懷往事，追加《附記》一則。
17日，重訂舊作《從南北朝地方政治之積弊論隋之致富》。
20日，增訂《漢書地誌縣名首書者即郡國治所辨》。在《附記二》中就王文楚發表於《曆史地理》第五輯上的《關於中國曆史地圖集第二冊西漢圖幾個郡國治所問題》一文，指出一處論證失誤，提出三點證據補充。
20日至23日，中國褒斜石門學術研究會第三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陝西漢中市舉行。有學者對《漢唐褒斜道考》一文中“褒穀短斜穀長”等觀點提出指正，以為“褒穀長斜穀短”乃常識，地圖一查即知，實地一看便知，是不該出現的學術錯誤。其時，耕望因未回內地，對地方性考古刊物及地方出版古籍無法多加注意，更談不上進行實地調查或利用地方館藏文獻，確有妨礙研究之弊。內地學者如西北大學的李之勤和陝西師範大學的辛德勇，在研究中古驛道及交通和隋唐兩京都亭驛的過程中，都就此提出與《唐代交通圖考》不同的見解，且托經常來內地的劉健明代轉與耕望商榷之論文。而在耕望，則因《圖考》前五卷已出版，商榷意見打算日後全書完成時再作參考及討論，但仍為有內地學人與之論辯而感興奮。
24日，修訂《括地誌序略都督府管州考》一文。據前撰各卷《圖考》，於諸府州之今地略作更正，惟附圖已無法盡改。
25日，增訂舊作《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
26日，重校《北魏尚書製度》一文，作《附記》一則。
5月，得邢義田通知，史語所編輯會通過議案，出《秦漢地方行政製度》、《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製度》第三版，詢問是否有須改訂處。其時，耕望工作雖甚忙，然生平之原則，凡論著再版，當作校訂，故決計抽暇看一過。
台北市議員周伯倫、立法委員陳水扁指責錢穆所居素書樓“既無租約，又不付租”，是非法占用公產，要求收回。按素書樓自1980年撤銷陽明山管理局、劃歸台北市府管理後，即由“總統府”向台北市當局借用，並由“行政院”核可，租用實屬合法。租約規定到1991年才期滿，並注明期滿後有權利可以續約再住下去。
26日，“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廣州中山大學召開。與會者除來自中國大陸地區各大學、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外，尚有來自美國、日本和香港地區的專家、學者共約七十人。
北京大學教授周一良在開幕式上發言，談及陳氏開創的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現狀與發展時，特別提到：
其他在此領域作出貢獻而並非陳先生及門弟子者，有餘遜（政治史）、賀昌群（土地製度）、武仙卿（經濟史）、劉汝霖（學術史）、王仲犖（政治、文化）、馬長壽（民族史）、勞榦（政治史）、唐長孺（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多方麵）、譚其驤（民族史）、何茲全（經濟、軍事）、繆鉞（政治、文化）、牟潤孫（政治、文化）、王伊同（門閥）、嚴耕望（行政製度）等。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或多或少受了陳先生學風的影響。他們幾乎都不是隻研究魏晉南北朝，而是或上連秦漢，或下及隋唐，隻有這樣才能觀曆史之會通，這也是陳先生作出的榜樣。其中譚其驤專治曆史地理，繆鉞長於文學，都兼及這段曆史。唐長孺涉及多方麵的三本論文集，姚薇元的胡姓考，嚴耕望的地方行政製度史，以及譚其驤、勞榦、何茲全的某些論文，成為研究這段曆史的人必讀的論著。
29日，草成《唐代盛時與西南鄰國之疆界》一文。此篇所謂國疆，專就唐代正州領域而言。唐代盛時與西南諸鄰國之分界較為明顯，前人諸圖差誤已不大。茲篇據實證，再為具體言之，期能更見正確。
台北聯合報係文化基金會為提倡漢學研究，以闡揚中華文化之精義，特在史語所設置“傅斯年漢學講座”，為期五年，每年由史語所選聘國際著名漢學家擔任。
6月，增訂舊作《杜工部和嚴武軍城早秋詩箋證》。
北京中華書局《書品》雜誌刊登黃永年的文章《唐仆尚丞郎表和著者嚴耕望先生》：
中華書局近年來出版了不少研究曆史用的專業性參考書，就唐代人物方麵來說，備受歡迎的就有清人徐鬆的《登科記考》，民國時人吳廷燮的《唐方鎮年表》，以及該局傅璿琮、張忱石、許逸民諸兄合編的《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到去年（按指1986年）又影印了嚴耕望先生近百萬字的《唐仆尚丞郎表》，對唐史研究者更是一大喜事。因為唐尚書省左右仆射自不待言，其左右丞和六部尚書、侍郎在中樞之重要，實不減於宰相，宰相尚有《新唐書》的宰相表和《唐會要》帝號門所記列朝宰相姓名可資查考，而尚書省曆任長官的姓名、任職時日舊史並無係統記述，經嚴先生前後耗費六年心力才搜輯考訂成編，一九五六年由台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初版問世（史語所專刊之三十六）。可惜流傳到大陸上的為數極少，且時經三十年迄未重印。如今中華書局有此魄力影印一千七百部，不特足供圖書館和唐史研究者個人購置閱覽，且對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也作出了貢獻。
說到交流，我想在這裏講一點個人和嚴先生的關係。
嚴先生是安徽桐城人，一九一六年出生，比我要長九歲。抗戰中他畢業於遷到大後方四川嘉定的武漢大學曆史係，進入顧頡剛先生主持的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任助理員，在錢賓四（穆）先生指導下從事政治製度和曆史地理的研究，勝利的一年轉入史語所。而我則遲至抗戰勝利後期才在淪陷區上完中學，在研究學問上隻能算是嚴先生的後學。
我最初見到嚴先生的大作，是抗戰勝利考入上海複旦大學以後，第二年暑假到蘇州住顧頡剛師家裏看書，從齊大國學研究所的《責善半月刊》舊雜誌上拜讀了他的《楚置漢中郡地望考》、《武帝創製年號辨》等文章。以後又買到他的《兩漢太守刺史表》（史語所專刊之三十），讀過《史語所集刊》上刊登的《北魏尚書製度考》等長篇論文，對他篤實的學風頗為欣賞欽佩。但由於當時治學興趣並不在此，而且生平不習慣向不相識的學者主動通函劄，日久自漸淡忘。
真和嚴先生作文字交往，是三十多年以後的事情。其時已開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學術界倍見活躍，對老一輩學者紛紛重作肯定，我應傅璿琮兄之邀寫了《回憶我的老師呂誠之（思勉）先生》萬言長文，追記抗戰期間我讀高中二年級、誠之先生當我們老師時的舊聞遺教，一九八一年在中華書局的《學林漫錄》第四集上發表。《學林漫錄》是海內外有影響的刊物，拙文不久即為嚴先生所寓目，一九八四年台灣《大陸雜誌》六十八卷第一期上刊登了他寫的《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就引用了拙文，並說“此文頗能見呂先生的生活、性情與為學為人各方麵，值得一看”。當時我不知道，第二年在母校複旦大學給古籍班講課時順便去看誠之師的女兒翼仁師姐，師姐才送給我嚴先生文章的複印本，我看了很有感受。因為嚴先生和誠之師夙未識麵，更無師弟之誼（雖然嚴先生當年的指導者錢賓四先生曾是誠之師執教常州中學時的學生），卻能對誠之師的著述和成就如此推崇，與錢賓四、陳寅恪、陳垣諸先生並尊為前一輩中國史學界四大家，並說：“我想像他一定是一位樸質恬淡、循規蹈矩、不揚露才學，不爭取名位的忠厚長者，無才子氣，無道學氣，也無領導社會的使命感，而是一位人生修養極深，冷靜、客觀、勤力、謹慎、有責任感的科學工作者。其治史，有理想、有計劃，又有高度的耐性，鍥而不舍的依照計劃，不怕辛苦，不嫌刻板的堅持工作，才能有這些成就。”我想，這恐怕不單是他對誠之師的理解和景仰，同時也正表達了他自己治學和為人的態度吧！
果不其然，一九八六年，嚴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研究所的高足、現執教香港的青年唐史專家劉健明博士來西安旅遊並到寒舍訪問，後來又乘出席學術會議之便帶來嚴先生送我的《唐史研究叢稿》（一九六九年香港新亞研究所版）和《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五年台灣商務印書館版），並多次傾談嚴先生的治學和為人，證實了我讀《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時的推測（此文即編入《治史答問》）。嚴先生現在仍是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史語所研究員，但又任新亞研究所教授而長期寓居香港，閉門不問外事，排日撰寫《唐代交通圖考》，在不慕榮利、勤苦為學這點上真堪繼武呂誠之師，而使我這個曾親聆誠之師訓誨者感到慚悚。《唐史研究叢稿》是論文集，其中《論唐代尚書省之職權與地位》糾正了杜佑《通典》以來的誤解，《唐代府州僚佐考》、《唐代方鎮使府僚佐考》足補職官誌之缺失，均為欲通解兩《唐書》、《通鑒》者所必讀。至於《治史經驗談》和《治史答問》，雖止兩小冊，實係嚴先生總結生平治學心得、對後學作“金針度與”之書，而且列舉自己的論著如《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圖考》等為例，所以也是閱讀使用這些論著的最好參考讀物。
這裏隻說《唐仆尚丞郎表》，原書冠有嚴先生的序言，對撰著的甘苦本已有所講說，到二十五年後寫《治史經驗談》時就作了更多的總結。如在“論文的撰寫與改訂”篇中說到“《唐仆尚丞郎表》初稿二百萬字以上，文章鬆懈得多，經過全盤改寫，刪為定稿，連‘通表’不到一百萬字，可謂相當精煉，出版至今已二十餘年，除了下文所談到的一些遺憾之外，就寫作而言，已無所憾，這也是寫成初稿，馬上變換體式，詳加刪改之故；若時間一過，也許就不可能”。遺憾在哪裏呢？就是“在起草之前，本已看了《金石錄》與《寶刻類編》，將材料抄錄下來，但不知怎地，在檢查材料作分類時，將此兩書的材料漏去一部分，到全書出版以後才發現，幸無與已安排之官任有衝突處，隻可據以增補數任。又此書搜集材料與撰寫，是在中研院極度困難時進行，當時史語所圖書未開箱，找一部書極不易。唐人文章隻有一部《全唐文》，《文苑英華》也看不到。後來很想根據遺漏的金石史料與《文苑英華》作一補正，迄未果行”。所以“文章改訂，要在未發表之前；一經發表，改訂的機會就甚微。因為事過境遷，不但興趣消失，而且可能為其他工作拖拉，不能再顧”。
嚴先生在這本書裏還講了不少研究方法，在“原則性的基本方法”篇中指出“新的稀有難得的史料當然可貴，但基本功夫仍在精研普通史料”，並說“我個人治史的路線也是從一般普通史料入手，雖然我征引史料除正史、政書、地誌之外，涉及詩文、石刻、佛藏、雜著等相當廣泛，也偶引新史料，但真正基礎仍然建築在正史上。當我三十幾歲靠近四十歲時，聽說姚從吾先生批評我‘隻是勤讀正史’，又諒宥的說‘能讀讀正史也好’，意思是不大看得起；等到我的《中國地方行政製度史》與《唐仆尚丞郎表》出版以後，才承他很看得起，給我一個實在不敢當的評語。此亦正見以正史為基礎，也能產生意想不到的成績”。在“論著標準”篇中，嚴先生又講到“陳寅恪先生考證史事‘能以小見大’”，“此種方法似乎較為省力，但要有天分與極深學力，不是一般人都能運用，而且容易出毛病。我個人的工作方式，有些處似乎可以說是‘聚小為大’，聚集許多似乎不相幹的瑣碎材料、瑣小事例，加以整理、組織，使其係統化，講出一個大問題、大結論。
如《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北魏尚書製度考》就是這種方法最好的例子。它如《中國地方行政製度史》、《唐仆尚丞郎表》與現在寫的唐代交通諸論文，本質上仍是此一方法的運用。這種方法，當然顯得很笨拙，也吃力很多，不過我想人人都可以做到”。嚴先生這些話，顯然不僅是對《唐仆尚丞郎表》等論著的研究方法和得失作講說，同時是給初涉史學的青年人作引導。聽說有的地方已把嚴先生這兩本小書複印了供研究生閱讀，但複印花錢太多，且如找不到原書就無從措手，最好也能重印以廣流通。
附帶說一下，《唐代交通圖考》（史語所專刊之八十三）出版了的前五冊，嚴先生也已寄給敝校唐史研究所了。這是分量更大大超過《唐仆尚丞郎表》的钜著。我衷心祝願嚴先生把後五冊順利完成付印，庶唐史和曆史地理研究者能早日得此高質量的參考圖書。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八日脫稿於陝西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18日，增訂前作《唐代盛時與西南鄰國之疆界》。
指導新亞研究生盧琦偉完成學位論文《魏晉南北朝時代黃河以南長江以北少數民族之分布》。
7月，勞榦擔任第一屆“傅斯年漢學講座”。
4日至7日，中研院第十八次院士會議，選出第十七屆新院士11名。
晉謁錢穆，已感其精神雖尚可，而已常常生病，體況大不如前。錢夫人遍訪名醫，力圖挽救，極盡苦心；同門諸君亦皆為此憂慮。
與夫人段畹蘭作台南遊。
檢定前刊《大陸雜誌》之《僧傳所記梵唄聲樂與唱導藝術》、《佛藏所見之大地球形說》、《佛藏所見之稽胡地理分布區》三文，合為《佛藏中之世俗史料三劄》一文，收入《論文選集》。《僧傳所記梵唄聲樂與唱導藝術》補入史料兩條。
28日，複訂《唐代盛時與西南鄰國之疆界》。
31日，檢定前刊《當代》雜誌的訪談錄《曆史地理學與曆史研究：專訪嚴耕望院士》，並就編者所加提要稍加增刪。擬作為《論文選集》之附錄。
8月，《齊長城地理考略》收入《董作賓先生九五誕辰紀念集》。
12日，舊作《唐五代時期之成都》一文增補畢，費時一周。
此文撰成7年間，續獲史料不少。尤其看到蒙文通遺著《成都二江考》所錄歐陽忞《輿地廣記》“雙流縣”一條，最具價值。乃補錄之，既見舊稿論證之不誣，亦得互相參證，又以見高駢羅城南牆在郫江（內江）故道之南也。其次王文才《成都城坊考》，對於坊市史料搜錄甚詳，可補初刊稿之闕略。惟此篇牽涉甚廣，疏落之處仍多，如寺觀名稱，可補之處仍不少，皆不暇詳考矣。
檢閱《秦漢地方行政製度》，雖不暇詳作校訂，更不能多增材料，暢為增補。然亦動筆一百五十餘處。最重要者，頁一五六脫“樂浪都尉”一行，得為補正。此外校出錯脫四十餘字，並增補漢中宜禾都尉、晉武平都尉及鹽官兩所，皆於不挪動原版上下頁之原則下進行。
22日，為《秦漢地方行政製度》作校補後記。
檢閱《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製度》，雖對此卷之文字寫作頗感不愜意，但內容立論，仍自信應無問題，故仍保存原稿形式，隻校訂錯脫處，並稍加若幹新材料，然仍不暇仔細閱讀。計校正錯脫二百七十餘字；所增史料，或就原文逕作訂補，或以括號識之，俾作參考，不欲挪動原版太多也。
29日，為《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製度》作校補後記。
撰成《絲綢之路——中國境內的途程》一文。認為絲綢之路泛指歐亞大陸東西陸上交通諸道而言，並非專指某一條路線。
這些東西交通路線，前人有不少記載，但能仔細詳考的隻中亞以東一段，大體都在唐代國境之內。茲篇以此為範圍，約述這些東西交通大道在中國境內的途程。分“珠寶絲綢之路”、“絲綢之路三主道”（1、河西走廊線；2、祁連山南道；3、突厥·回紇牙帳道）、“輔助路線與南北聯絡線”、“小結”四節。
11月，《絲綢之路——中國境內的途程》刊於台北《曆史月刊》第十期。
12月，《唐代盛時與西南鄰國之疆界》刊於《史語所集刊》第五十九本《李方桂先生紀念論文集》第四分。
〇1989年己巳七十三歲
戊辰除夕，收入《論文選集》的《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校稿增補畢。
《唐代北疆直接領轄之境界》一文收入《第一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中國史上之國界，至唐始有較詳史料可作較明確之判斷。然唐代疆域前後伸縮極大，而對邊疆地區邊疆民族之統治方式，亦因其地區其民族與唐廷關係深淺之不同而各異。
茲篇以為，一般論唐代疆域者，多將此類複雜不同關係之地區一概繪入版圖，而唐廷真正統轄之境界反被忽略，隨意圖繪，無人精究。羈縻府州聲威所及之地，固難定準，可暫置不論，但正州境界尚多史料可尋。此篇之作，一切以唐代盛時北疆正州直接領轄為限，所獲亦僅十餘定點或地段，據點段，連為一線，點段可據，而全線則未敢遽信全能準確耳。
3月，史語所所長丁邦新退休，研究員管東貴接任所長。
《中國史上經濟文化之地理的發展》刊於《浸會學院曆史係會會刊》第五期。
6月，《中國中古史入門書目（附：影響我一生最深的五本書）》刊於《書目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一期。所舉十種中古史入門書為：
司馬遷《史記》
班固《漢書》
司馬光《資治通鑒》
杜佑《通典》
劉義慶《世說新語》
慧皎《高僧傳》
錢穆《國史大綱》
呂思勉《秦漢史》、《兩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三書選一
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
永瑢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影響一生最深的五本書為：
曾國藩《曾文正公家書》
《中國分省地理圖》
司馬遷《史記》
梁啟超《中國曆史研究法》
摩爾根《古代社會》。
《中古時代桐柏山脈諸關道》收入《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曆史與考古組》下冊。
指導新亞研究生官德祥完成學位論文《漢晉西南產業分布考》。
指導新亞研究生易彬乾完成學位論文《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居住文化的研究》。
8月，張光直擔任第二屆“傅斯年漢學講座”。
錢穆向台北市政府提出，願遷出素書樓以遠離是非。
10月10日，耕望完成論文《南北朝三個都市人口數量之估測》初稿。茲篇以南北朝三大重要都市建康、洛陽、鄴城為限，檢討各都市之人口數量。篇中所列史料隻有少數幾條具體數字，餘多根據此諸具體數字，旁征其他相關史料，輾轉估測，未必有當，然在中古千年期間，能有幾條具體數字可據以推估者，已極難得。
是月，應邀赴東吳大學講學三個月。按耕望自史語所退休後，雖仍有幾次赴台，但自念已入老境，不欲再應聘到台擔任特約職位，隻想集中心力完成最低限度的工作計劃。所以接受東吳之邀，緣於兩種考慮。其一，昔日新亞弟子雷家驥在東吳任教，兩年多前，校方請其負責曆史係係務，彼頗為遲疑，乃征詢耕望意見。耕望以為學界能讀書者多，兼能辦行政者則甚少，雷君即其一。況行政亦需有人辦，故讚成其接受任命，期能有所作為。雷就任後，果亦很有闖勁，惟屢屢希耕望能至東吳作短期講學。顧念前已慫恿在先，亦當略予支持。其二，尤關緊要者，錢穆已年邁多病，枯居寂寞。東吳校舍近在素書樓左鄰，而外孫女小菊亦已離港回美讀書，耕望夫婦行動已可自由。故決然應雷家驥之邀，赴東吳作短期講學，以便常得趨侍。
到校後，居於後山半坡教授宿舍，有山林風味，下行素書樓隻數分鍾步程，故得每周謁候。其時，錢穆雖已精力大衰，有時常見渾噩，似無所知；但有時亦似頗清醒，例如一次嚐問耕望之講題，如何講法，校外有何人來聽。耕望在東吳講“中國政治製度史述論”，間亦請教錢穆意見，偶爾亦能得其清楚指示。惟不論錢穆神智如何，耕望皆侍坐頗久，一則可略解其枯寂，一則亦警覺到如此機會已不會很多。
耕望夫婦每至錢府，皆承錢夫人留餐。
11月6日，《戰國時代列國民風與生計》校補畢。時檢《國史人文地理》原講稿，有新錄材料若幹條，本擬補入正文或附注，但念排版已定，頗少錯誤，若補加史料，勢必挪動版麵，易滋訛亂，故除篇末《吳王濞傳》條外，隻擇取兩條，補記於後，以資參考。
12月1日，起草《佛教東傳及其早期流布地域》一文，為其“中古佛教地理”撰述計劃中“魏晉南北朝”時段的首篇。此項撰述計劃，蓋受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之影響，而欲別從地理角度撰述。擬目三經改訂後如下：
第一章佛教東傳及其早期流布地域
第二章三國西晉佛教流布地理區
第三章東晉時代佛學大師之宏佛地理
第四章東晉南北朝高僧之地理分布
第五章東晉南北朝佛教城市與山林
第六?佛教教風之地理分布：
（一）義解
（二）禪誦
第七章五台山佛教之盛
第八章佛教石刻之地理分布（石窟造像及其他刻石）
第九章結論
26日，再增補《唐五代時期之成都》並校畢。
兩年來，先後邀請大陸親友荷姑、嚴伯高、嚴曉月、嚴振應、嚴祖同來港相見，40年海天違隔，幸能一晤，自感快慰。
〇1990年庚午七十四歲
1月，東吳大學曆史係課畢。
16日，作《治史經驗談》初版校後記。是書出版後，發現少數錯字，曾逐條寫錄，然未及時刊正，好在無害大旨。是時複校讀一過，本欲作若幹增補，但恐影響版麵較大，有所未便，故除改訂錯字外，隻在不影響版麵原則下作輕微增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