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時，餘英時適在耶魯任教，因曆史係沒有空餘房間，特請校方於自己辦公室內為耕望安置書桌一張，俾其工作與接見研究生用。然研究生中真能有資格向耕望問學者實不多，故大部分時間仍在進行自己的研究。彼時耕望從香港攜去大量筆記卡片，皆為《唐代交通圖考》而準備，並謂自大學時代開始係統摘錄資料，從未有中斷，所積已不下二十萬件。以唐代而言，兩《唐書》以外，一千卷的《全唐文》都有做過分類卡片。
每天早到晚退，除授課外，即伏案用功。期間，曾就西方史學界“以社會科學理論為曆史研究主導方法”之傾向，聽取餘英時意見。餘認為，此一學派在西方史學界仍隻是一個小支流，人數並不很多；而正統的史學家仍局主流。他們的工作仍是著重在史料，根據史料實事求是的研究事實真相，並不標立理論，遵用模式。
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訪問耶魯，團員中包括錢鍾書、費孝通等著名學者。餘英時受校方委托，在家宴請代表團，擬請耕望一同與會。耕望堅守“避開任何不必要的活動”之原則，婉言辭謝。
4月，講學完畢，赴紐約小住。期間，前新亞研究所畢業生譚宗義為盡地主之誼，陪耕望夫婦及外孫女黃小菊參觀中央公園西側之自然曆史博物館，本意想看龐貝古城發掘專題展出，因遲到又值周末，展覽廳提早關閉，未能如願。隻好參觀墨西哥古城發掘及古恐龍化石展覽。在參觀恐龍化石展時，耕望於每件展品皆細細察看，饒有興趣。
譚宗義又為耕望夫婦安排隨團旅行華盛頓，並於起程前一日，陪至第五大道散步。路經聖伯德裏克大教堂，入內小坐，並參觀教堂內的擺設、壁畫、雕刻等。未幾，嚴夫人問譚宗義先生去了哪裏。譚四處張望，但見耕望於前麵行人通道自西徂東走一過，返後告訴二人，東西六十八步，約一百五十尺。當晚與譚宗義在下榻旅社長談三小時，且為譚即將上大學之長女提供選科意見。
5月7日，由新港專程到康橋看望楊聯陞，其時楊精神很好，相聚至感高興。
遊芝加哥，會老友、芝大曆史係教授何炳棣。
6月，前作《唐代黔中牂牁諸道考略》刊於《史語所集刊》第五十本第二分，並附《唐代蜀江以南川、黔、滇、越交通圖》。
7月初，自美遊罷返港。前作《治史經驗談》上篇發表以來，頗受青年讀者重視，促能多寫一些此類文字。乃想趁《交通圖考》新篇撰述尚未開始之際，就平日與新亞諸生閑談中涉及有關治史經驗諸問題而為前作兩篇所未論及者，續為寫出。
8月，李濟於台北逝世。史語所為紀念其學術成就及主持所務之功，特將考古館改稱為“李濟紀念館”。
9月2日，新成《治史經驗談》七篇：《論題選擇》、《論著標準》、《論文體式》、《引用材料與注釋方式》、《論文撰寫與改訂》、《努力途徑與工作要訣》和《生活、修養與治學之關係》。並就舊稿《原則性的基本方法》、《幾條具體規律》續作改訂，分別為篇，與新作合編為一小冊，仍題曰《治史經驗談》。
又《論著標準》一章內容，主要為就楊聯陞1971年來信中“充實而有光輝”一語作解。初稿完成後，因恐內容未必與楊之本意相合，故極欲寄付一觀，請其補充意見，或另寫一文，附於該章之後。但又聞楊舊疾複發，進入醫院，隻得稍俟時日。
香港中文大學準備發展中國文化哲學博士課程，校方高層希望禮聘名師指導研究生，遂請耕望每年在中國文化研究所開課，乃先擇“中國曆史地理”為諸生講授。因知自己的安徽國語不易懂，故上課時印備講義，方便學生理解。該課偏重人文地理，與前人側重疆域沿革及政區變遷有異。因其時正專研於中古交通問題，故心得甚多，學生半開玩笑說：先生考證之精細，縱然沒有到過的地方，其準確度可作旅遊指南。
21日，增訂前作《唐代成都江陵間蜀江水陸道考》。
24日，寫成《治史經驗談》的序言，文末雲：
近五六十年來，中國史學界人才輩出，朗若月星；爝火之光，何足自道！但念近代史學巨子多半天分極高，或且家學淵源，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後來學子可能自歎不如，不免自棄。我的成就雖極有限，但天賦亦極微薄，一切遲鈍不敏，記憶力尤壞。老妻曰，無聰明，有智慧；這話適可解嘲！
相信當今能入大學受教育的青年，論天分必大半在我之上，舉我小成之經驗與生活修養之蘄向以相告，或能有一點鼓勵作用！所以毅然違背我一向做人原則，不揣淺陋，不避自伐之嫌，將自己的工作經驗獻給青年史學工作者；是否有當，實際有用，在所不計！
27日，《治史經驗談》通篇再稿。
10月，新亞書院創校三十周年紀念，錢穆赴港出席盛典。首先熱心協助新亞之耶魯大學教授盧定亦來港赴會，二人回念前塵，感慨不已。
20日，《治史經驗談》續有增訂。
11月4日，前作《北朝隋唐滏口壺關道考》一文訂正畢。
5日，完成河東河北區《太行井陘承天軍道》初稿。《述征記》有“太行八陘”之說，井陘為第五陘。此陘道自昔為山西太原東通河北之最主要大道，故唐世置驛。其大致路線為，由太原東行出井陘關，至恒州五百裏，至趙州五百六十裏。茲篇考其詳細行程。
10日，補訂《太行井陘承天軍道》。
12月，《唐代太原西北通單於都護府及河上三城道》刊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十卷上冊，是為前作《唐代太原北塞交通圖考》第一節《太原北出雁門關西北通單於府及河上三城道》之抽刊。
〇1980年庚申六十四歲
3月，《北朝隋唐滏口壺關道考》刊於《史語所集刊》第五十一本《李濟屈萬裏先生紀念論文集》第一分。
7日，完成河東河北區《秦漢迄唐飛狐道考》初稿。太行山脈屢見中斷處有八，總稱“太行八陘”，自昔利之作為溝通平原與高原間之東西交通路線。就中飛狐、蒲陰、軍都三陘當中國古代北塞之東段，而飛狐、蒲陰又實為一道之北南兩口，故此道於八陘中旅途為最長。茲篇乃就飛狐盆地四出諸關陘與此諸關陘通達塞垣內外諸州郡之行程，以及此諸道可總稱為飛狐道者在中古南北交通上所居之地位，作一詳實之研究。又飛狐盆地以東，隔小五台山，有媯（今懷來）、易（今易縣）間之故城鎮道，與飛狐道地理毗鄰，考附此篇之末。
22日，增補《秦漢迄唐飛狐道考》。
又飛狐盆地以西，隔恒山古嶽（今大茂山），有五台山進香道，在中古南北交通上之地位頗重要，材料亦較詳。乃獨立為篇，詳為研考。
4月6日，為《秦漢迄唐飛狐道考》撰寫引言。
15日，《治史經驗談》三稿畢功。
聞楊聯陞病痊出院，並每周到校指導學生寫論文，耕望立即將《治史經驗談》中《論著標準》一章複印副本寄付請教。得楊聯陞5月2日手書，述其近況頗詳。內有關涉《論著標準》一章之意見：
“充實而有光輝”一語出自《孟子》“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依朱《注》似指德行修養，但引為論著標準，似乎亦無不可。有光輝之論著，可令讀者意動眼明，大抵由於沉思翰藻，但亦不限於此二端。我兄所發揮均甚重要，以自己著作為例，尤為切實。深入研討，有時可以發現奇跡，超出預料，如此現身說法，讀者得此鼓勵，必有聞風而起者矣。必欲吹毛求疵，則“永久價值”或可改作“長久價值”；原稿“永遠站得住”已增“腳的可能性比較大”，則我兄已注意及此矣。
耕望以為最後數語尤見謹嚴學人之態度，亦見文章之貴能改而後精。
20日，《論著標準》一章最後定稿。
26日，《治史經驗談》最後審訂畢功。
6月15日，《唐代太原北塞交通圖考（附北魏參合陂地望辨）》刊於《新亞學報》第十三卷。
指導中大研究生梁育成完成學位論文《東晉南北朝對峙政權之間的走私貿易》。
夏，耕望接幼侄祖同（時任教安徽師範大學物理係）托安徽師範大學同事帶來的信。展卷讀畢，喜極而泣。自是，乃與大陸親友恢複通信。是年，在給大侄嚴伯高（時任教懷寧縣皖河中學）的信中說：
今始悉家中情況：你祖母、父、母及二嬸、三叔、三嬸都已作古，三十年變化，何其大也！所幸荷姑尚健在，深為慶慰！現在政治已上軌道，你從事教育工作，生活當有所改善。
幼侄祖同信中提到，家中所存耕望青年時代所購圖書，皆已散逸，後在樅陽友人處見到一部《論衡》，有耕望簽名，乃索回珍藏。耕望平生好買書，幾乎成癮。惟屢經播遷，藏書亦幾度散失。中學時代所購圖書仍存手邊者，隻一冊孫馮翼集的《世本宋衷注》抄本，為高中時代同自修室田姓同學代為抄錄。小楷端正，情至可感，惜忘其名；另即刊有《儒家之禮的理論》的《學風》第七卷第一期一冊。
7月30日，中研院第十四次院士會議選出第十三屆新院士7名，史語所曾任研究員許倬雲當選人文組院士。
8月，耕望增訂前作《夏代都居與二裏頭文化》。此稿本待刊於新亞研究所《唐君毅先生紀念論文集》，惟交稿兩年餘，未見排校。而此類論題又頗具時效性，會台北《大陸雜誌》約稿，乃參取新見相關論著、考古報告之重要者，稍作訂補，擬改投發表。
5日，為《夏代都居與二裏頭文化》增訂稿作《附記》，略述增補原則及依據。若幹尚未利用之論文與資料，則列其名目與節要於附記之末。
15日至17日，出席中研院第一屆國際漢學會議，分語言文字、曆史與考古、思想與哲學、民俗文化、文學、藝術史六組。
新學年，於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講授“中國政治製度史”一課。課上教導諸生要從史事研究政治製度的發展。講授時指出台灣某一學者（按即楊樹藩）出版了多部政治製度史的專著，可惜沒有深度。
將《治史經驗談》書稿交給台灣政治大學曆史係主任王壽南，問能否納入台灣商務印書館的《岫廬文庫》出版，王是該《文庫》的主編，當即欣然接受。
數年來，深感漸入老境，力不從心，《唐代交通圖考》初擬二十萬言即可畢功，次及“唐代人文地理”其他方麵之探討，再將《中國曆史人文地理講義》擴充條理為專書。不意僅《交通圖考》一項計劃已耗時三十年，文繁逾百萬，尚多有未完成者。
餘下《唐代人文地理》與《國史人文地理》兩部大書，實已無法兼顧，勢必有所舍棄。友朋多有勸其先作《國史人文地理》者，蓋當立一大綱，啟益後學。深以為然，遂有意放棄《唐代人文地理》之撰著。
秋冬之際，耕望擬利用晚上時間，將曆年所搜錄交通問題以外之唐代人文地理史料如國疆、軍鎮、人口、都市、物產、民族、宗教、民風等約近十萬條，分類編列為一資料集，如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以便將來學人之取用。先提出“都市編”之成都資料，加以編排整理。因向來工作精細，遇問題力求解決，遂感晚上時間不夠，乃移至研究室作為專項課題來做，且一改資料編排為專題論文《唐五代時期之成都》。
10月23日，下午五時至六時三十分，耕望應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曆史係講座之邀，於新亞書院人文館十二室演講“談史學論題選擇”，講辭選自前撰《治史經驗談》第三章“論題選擇”的前三節。
11月，《夏代都居與二裏頭文化》刊於《大陸雜誌》第六十一卷第五期，頗為一般考古學界所重視。時任中大曆史係高級講師的林壽晉，一次回北京見到社科院考古所名譽所長夏鼐，談到耕望講上古問題特別重視考古資料，夏鼐說“不要忘記他是史語所出身的”。
12月，《唐代成都江陵間蜀江水陸道考》刊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十一卷上冊。
〇1981年辛酉六十五歲
1月18日，完成《唐五代時期之成都》初稿。唐代中葉，成都與揚州並稱為首都長安以外之兩大都市。時有“揚一益二“之言，實則揚州之盛，僅以地當南北水運樞紐，商業特為發達，若就政治軍事之地位與農業、工業、宗教、文藝諸端綜合觀之，成都決不在揚州之下。唐末黃巢亂後，長安殘破，蜀中安定如恒，關中士庶入蜀者益多。至五代時期，兩蜀割據，無供應中原之負擔，故物力更見雄厚，促成經濟文化又進一步之發展，達到成都在中國史上之巔峰時代。茲篇乃略征史料，述之如次：一、中古時代成都發展史概觀；二、唐代成都府在全國政治軍事上之地位；三、城郭與公署；四、坊市與四季市集；五、工業與商業；六、寺觀與佛道兩教；七、文學藝術與民風；八、都市戶口數額略測。
27日，增訂《唐五代時期之成都》。
2月23日，為《唐五代時期之成都》作附記，文末雲：
在這篇論文寫成之後，我的寫作計劃，又有一項大轉變，決心先寫《唐代人文地理》；至於《國史人文地理》一書，以後再說。因為唐代資料已搜集相當完備，成書極有把握。
即如這篇論文，全憑手頭已錄資料寫成；臨時參考，也隻限於自己收藏書刊，利用圖書館藏書之處極少。如此看來，雖然完全退休家居，工作進行仍無問題，必能順利完成這部計劃。至於《國史人文地理》，已有的成績，最主要的是曆年編寫講稿十八夾一百數十萬字及寫錄卡片（唐代除外），殆不逾兩萬張而已。此外曆年複印資料及搜購書刊雖大多為此項工作而準備，但尚待加功閱錄與擇采，想來就是盡有生之年，全力以赴，也無把握能寫得好（太大的東西本不能奢望寫得如意）。故為穩健計，先寫專題，暫置此項通論工作，將來隻將這批講稿加以整理，並作必要的補充，精粗雜陳，作為一種初步的未定稿保存而已。今後寫作計劃的這一項改變，實由此文寫作所促成，故附記於此。
4月，《治史經驗談》由台灣商務印書館作為《岫廬文庫》第〇七六種正式出版。是書為耕望就其四十餘年研究中國曆史的實際經驗現身說法，以供青年史學工作者之參考。全書分為九篇，內容涉及“基本方法”、“具體規律”、“論題選擇”、“論著標準”及“論文寫作”諸問題，最後兩篇談“努力途徑”與“生活修養”，尤為耕望特所致意，以為欲求在學術上有真實成就之最基本功夫。雖為與史學方法有關之書，然其蹊徑與一般講史學方法論者完全不同。出版後深獲學界重視，佳評如湧。
21日，王世傑在台北病逝，享年90歲。
5月14日，完成河東河北區《太行東麓南北走廊驛道》初稿。洛陽、大梁為黃河南岸古代兩大都市，由此兩都市北渡黃河，沿太行山脈走廊北行至幽州，為古今中原通向東北之最主要大道，古代建都往往在此道中。惟古代史料簡略，至唐乃可確考其州縣所經。北朝此道已置驛，唐世，全線置驛，稱為“大官道”。
唐代後期，河北藩鎮割據，關於此地區之詩文史料已少，然猶能考得十四驛、兩館之名號，正見此道於南北交通上之重要性也。
6月20日，寫成《林壽晉著戰國細木工榫接合工藝研究評介》一文。以為，中國近代鋤頭考古學發展已有幾十年的曆史，考古發現的古代木質器物數量極多，但卻無人嚐試運用近代木作工藝學去加以分析和研究，有之則自林著始。提出值得改進和進一步研究的地方三處，並就讀此書時所特別注意和聯想到的四點，略作申論。
7月，正式自中文大學退休。
10日，《我所了解的王校長》一文，收入《珞珈》第68期《王校長雪艇先生追思專輯》。
耕望在新界沙田的中國文化研究所辦公數年，每星期兩天到九龍農圃道的新亞研究所開課，而家住九龍塘筆架山，每天往來頗費時間，遂決意搬遷書籍回家，以便在家專心工作。因怕與搬運工人言語不通，乃囑中大研究生劉健明代為聯係。及至搬運完成，且請劉飲茶午膳，席間無所不談，言及某一當代史學大師的一本政製講稿（錢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時，劉指出此講稿有不少錯誤，並舉出其中例子。耕望耐心聽完後表示，此講稿確有缺點，但識見極高，必須重視。進而指出在追求學問時，不單要注意別人研究的缺失，更重要是欣賞別人的長處，才可以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
8月，中研院史語所所長高去尋三年任滿，研究員丁邦新以副所長代理所務。
9月，新亞研究所增辦博士研究班。招收有中國文學、史學或哲學之碩士學位者，修業期滿，完成論文，考試及格，給予畢業證書，經台北教育部認可其資格。
耕望始專任新亞研究所導師，並接受薪給。其時，研究所導師多為兼任，惟牟宗三、徐複觀、全漢昇（兼教務長）、耕望和羅夢冊五位為專任，所長由中大曆史係主任孫國棟兼任。所務會議每由五位專任導師與所長及總幹事七人組成，會中各人風範不同：牟宗三高曠瀟灑，隨處透出生命清光，不屑細務，大似魏晉人物；徐複觀時發偉論，激昂慷慨，不失政論家風采；羅夢冊意念高遠、超乎流俗，表現理想主義者精神；全漢昇淵穆寡言，兢兢自守；耕望則要言不繁，言必有中，且對研究生之學習情形最為關切。
某日，新亞研究所宴外地到港之客人。耕望以專任導師身份參與宴會，進餐時謂小有感冒，別叫一碗肉絲麵進食，對滿桌之佳肴不著一箸。
《唐代成都寺觀考略》刊於《大陸雜誌》第六十三卷第三期，為《唐五代時期之成都》第六節《寺觀與佛道兩教》之抽刊。
10月，《我與兩位王校長》一文，轉載於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學府紀聞：國立武漢大學卷》一書中。
授課之餘，耕望往往於研究室內埋首執筆，從事《唐代交通圖考》之述作，資料堆積如小山。有客至，則擱筆離座肅客，話不多，隻微微而笑。然一觸及學術問題，則旁征博引，滔滔不絕。
11月3日，完成河東河北區《河北平原南北交通兩道》初稿。唐代河北地區，除西部太行山脈東麓走廊之南北驛道外，仍有兩條南北交通幹線。其一為由衛州、黎陽北經魏、貝至幽州之道，縱貫河北道之中部，可稱為河北平原之中部縱貫線。此中部縱貫線以東，又有縱貫支線一條，即前所謂第二線。茲篇乃就此兩線之詳細行程考而出之。
12月，《治史經驗談》初版售罄，發行第二版。
《唐五代時期之成都》刊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十二卷。
是年，中大曆史係主任孫國棟遇哈佛大學教授楊聯陞，楊告之：“耕望是中文大學教授在國際學術界中最受推崇的，中文大學不做特別安排留他繼續任教，是表示中文大學的學術水平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