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在此分際，最易犯先生所謂“太整齊的係統”化之毛病也。
後學常常反省，即覺時有此病。不但淺薄如後學者，即篤實如寅恪先生，遇大問題亦常常犯此毛病，乃知“允執厥中”實殊難做到。讀此一函，蓋思自勉矣。
此間工作已在結束中，擬六月初首途，七月初當可返院晉謁。肅此，敬請康安。
後學嚴耕望謹上
五月一日
聯陞兄已於上周出院，數日前曾訪晤暢談一小時，不見倦容，足見精神甚佳，知後特聞。又及。
6日，錢穆致信餘英時：
英時吾弟英鑒：
即日獲來書，甚慰想念。
此次中央研究院推選院士，台北方麵事先亦有人轉輾函告，窺其意似亦恐穆有堅拒不接受之意，惟最後結果據聞乃提出鄙名而未獲多數通過。穆對此事固惟有一笑置之。
穆一向論學甚不喜門戶之見，惟為青年指點路徑，為社會闡發正論，見仁見智，自當直抒己見。凡屬相邀作公開講演，此事亦當有一些影響，穆豈能堅拒不應，又豈能自掩其誠，為不痛不癢不盡不實之遊辭。而俗人不察，卻以私關係猜度，穆亦惟有一笑置之而已。穆之著述數十年來本是一貫與世共見，談中國文化、談儒學精微、談曆史大統，豈有受人挑撥而能然者。吾弟若能將穆生平著述三十年來從頭細誦，上所雲雲，豈當有所不信耶。數月前嚴君耕望來信，亦甚道胡君對穆著書極表同意雲雲，其意似亦謂穆於胡君或有所誤會。實則穆之為學向來不為目前私人利害計，更豈有私人恩怨夾雜其間。弟與嚴君與穆關係不得謂淺，而仍以此相規，則在穆惟有更自內省，自求無疚神明而已。道路之言穆自更不能對之有所辯白也。年前張君勱、唐君毅等四人聯名作“中國文化宣言書”，邀穆聯署，穆即拒之，曾有一函致張君，此函曾刊載於香港之《再生》。穆向不喜此等作法，恐在學術界引起無謂之壁壘，然心之所是不得不言，學有所見不得不自信，知我罪我，亦以待之天下後世而已。
穆自問數十年來絕意入政界，此下亦將如是，曆年赴台邀講演者多與政府有關，然如台大、中研院豈聞有邀之講演之事乎。有此機會，久鬱心中者不得不發，然講演辭亦多有紀錄，並多刊布，自問實並無他心也。匆匆不盡。
穆白五月六日
6月2日，港府正式宣布將成立一所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的新大學，並以新亞書院之參加為創辦新大學之一主要條件。
耕望結束在美訪問研究工作，返台。臨行，特向餘英時借了一部武俠小說，以為旅途中讀物。截至是月，哈佛燕京學社發給生活津貼共計1800美圓。
耕望返途經停日本，為胡適尋購《續藏經》，未得。
7月1日，中研院第四次院士會議選出第三屆新院士9位，史語所通信研究員楊聯陞當選人文組院士。
3日，胡適赴美準備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第三十次年會事宜。
耕望返史語所工作。所方要其擬一計劃，以申請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Foundation）的補注。其時，耕望的研究重心雖是《隋唐人文地理》，但因涉及問題太廣，材料尚未搜集略備，還不能動筆撰述；而關於魏晉南北朝時代地方行政製度的材料，則搜錄得相對完備得多，因而先提出《魏晉南朝地方行政製度》的撰述計劃。
二十年來，耕望兼治中央製度、政治人物、曆史地理，研究範圍愈擴愈廣，對於地方行政製度之興趣漸見衝淡。友朋間或以其致力於此一問題之研究既久，如不及時整理，一俟興趣盡失，將無能為。耕望深惕斯言，重感二十年來中外學人對於此一方麵之貢獻仍有不足，無奈一方麵要研究曆史地理，一方麵又須顧到生活問題，無暇再研治製度史。此時，能得洛氏基金補助，使生活安定，可專心做研究工作，遂決定重賈餘勇，分出部分時間重理舊業，欲上起春秋戰國之際，下迄隋唐五代，就“地方行政製度”這一課題撰為一書。因不擬續撰兩宋以下諸朝，故初欲名之為《漢唐地方行政製度》。
收到胡適秘書胡頌平贈送《師門五年記》一冊。
8月，耕望升任史語所專任研究員。與勞榦和1956年進所的助理研究員許倬雲三人共享兩間研究室。據許倬雲回憶：
他們兩人做功課、討論問題時，我在旁邊甚得益處。嚴先生吭吭巴巴，講話講不清楚，勞先生講得太快太多，但兩人都能抓住要點，所以聽他們兩人談話滿有意思的。嚴公吭出幾句話來的時候，一定是要緊話；勞先生一聽到這幾句要緊話，一拍桌子：“對！”就拿自己的話盒子打開了。他們兩人討論的問題都是自己看了書問對方，或是忽然間想起來：“貞一啊，昨天我想到一個問題……”或是勞先生有問題在腦子裏煩：“嚴公啊，有個事情，我昨天想到了，我解決不了……”真解決不了問題時，他們會說：“找李孝定！”、“找周法高！”有時候也會說：“這個事情不是害你，找高曉梅！”
就這麼去找高曉梅來了。那時沒電話，撒開兩隻腳丫子，把高曉梅從倉庫裏拖過來。我在這種課堂上得到的益處無法計數！但是今天的史語所沒有這種氣氛了。
18日，完成舊作《從南北朝地方政治論隋之致富》之再稿，標題改為《從南北朝地方行政之積弊論隋之致富》，交付《新亞學報》第四卷第一期（錢賓四先生六十五歲祝壽論文集上冊）發表。
史語所編輯三十周年紀念刊，耕望不暇撰述新稿，遂就近數年所獲之新材料，補訂舊稿《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以應之。
9月，開始撰寫《魏晉南朝地方行政製度》。
10月5日，耕望完成《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一文之補訂。
14日，胡適自美返台。
20日，史語所所長李濟赴哈佛大學進行訪問研究，芮逸夫暫代所務。
耕望前往晉謁胡適。胡適曾欲與耕望談及提名錢穆事，卻又默然中止；後來，姚從吾將事情原委簡略告知耕望。據姚的學生李敖說：
院士提名會議之前，胡適曾經自己拿錢搜集錢穆的著作，而且提名他競選院士，可是人文組開審查會議時，李濟負責審查，他說錢穆反對胡適，我們不能提名他競選院士，胡適當時解釋說：“我們今天選舉院士，是根據他的學術著作，不應該扯到個人恩怨上去。”結果李濟又用錢穆沒有正式大學畢業的資格提出否決，因此錢穆不得提名。
月尾，耕望就於哈佛訪問研究時所獲之新材料，寫成舊作《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的再稿。
11月7日，致函胡適：
適之前輩先生道鑒：
大著《注漢書的薛瓚》一文已拜讀，一千數百年爭論不決的臣瓚問題，至此才得到一個明確而絕對可信的解答，至佩！
當我讀到下篇所舉十二例，不覺欣然拍案。這是最笨拙的工夫，其實也是最聰明的方法，因為隻有用最笨拙的工夫，求最具體的證據，所得到的結論才能站得住，不被任何人推翻，這一篇文章可謂真正的做到了。
聞先生近日甚忙，我又別無材料可貢獻，所以今日不再晉謁打擾。再談，祝晚安。
後學嚴耕望謹上
七日晚
13日，胡適致信耕望：
耕望兄：
頃檢《鐵琴銅劍樓書影》及《藏書目錄》，始知宋刻《舊唐書》每葉廿八行、行廿四字、廿五字、廿六字不等。平均行廿五字，則每葉約有七百字。
瞿氏校《舊唐書》（《目錄》八，二二）指出卷廿一《地理誌》脫七十八字，乃是三行，行廿六字。又卷一百四十下《李白傳》脫廿六字，也是一行。
昨試估每葉四百八十字，是錯的。上元二年的九四三字，大概是卅八行。
適之
四八、十一、十三
12月4日，就《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之再稿複加改訂。
8日，將《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之再稿寄呈胡適，並附一信：
適之前輩：
茲呈上拙稿一篇，乞指正。文分上下兩節，下節牽涉佛教史問題，我是個門外漢，述論必多謬誤處，如有些和尚應歸何宗，即毫無把握。請特留意指教為感！敬頌晚安。
後學嚴耕望謹上
十二月八日
11日，胡適覆信耕望：
耕望兄：
大作已讀了，甚佩服你的功力。
已夾了幾條小箋條，供你參考。
鄙意以為上篇比下篇為佳，下篇毛病在於分宗派而不依年代先後。十宗之說，實無根據。南北宗之分，不過是神會鬥爭的口號，安史亂後，神會成功了，人人皆爭先“攀龍附鳳”，已無南北之分了。其實南宗史料大都是假造的。“傳衣”之說是假的，“二十八祖”也全是中唐晚唐先後捏造出來的，故敦煌石室所保存的廿八祖名單與日本從唐代請去的文件裏的廿八祖相同，而與《傳燈錄》及契嵩的廿八祖不相同。
日本入唐求法諸僧請去的法寶絕大多數是密宗資料（約占百分之九十七八以上）。我很奇怪的是新羅入唐之僧人傳密宗者何以如此之少！豈皆是後來“學時髦”而改節了嗎？
其實日本治中國佛學史的學者，並未懂得中國佛教史的真相，因為他們都不肯去檢查九世紀的日本求法僧從唐土帶回來的許多當時爭法統的史料。所以他們分的宗派也是不可信的。
其實“十宗”、“十二宗”之說都不可靠。例如“楞伽宗”，我曾作詳考，這是的的確確的一個宗派，以苦行（頭陀行）為常，有不少史料可據（唐人詩裏也常提到楞伽僧）。然而此宗並不在“十宗”、“十二宗”之列！可見此種分派都不可依據（看我的《楞伽宗考》）。
宗密的“三宗”、“七家”說，以唐人說唐時的佛教思想，最值得我們參考（原見《禪源諸詮集都序》及《圓覺大疏鈔》。最方便的節抄在忽滑穀快天的《禪學思想史》第三編，及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七八〇以下。馮書最便檢查，但不列原書所舉僧名，最為無識）。其中第二家即大文中提及之無相和尚也。
關於無相和尚及其所出無住和尚（宗密所謂“第三家”），我有金九經排印本《曆代法寶記》，有我的校記，你要看嗎？
其實馬祖（道一）也出於成都淨眾寺門下。此可見所謂南北宗之分者，不過一時（神會的時期）作戰的口號。在貞元以後，各宗各派都爭先恐後自附於南宗，人人都是菩提達摩派下的嫡傳了！
懷讓、行思都不見於最古本的《六祖壇經》。此可見《傳燈》的世係之完全不可靠。你屢次稱及六祖門下弟子若幹人，其中有西印度之崛多，這就是捏造的一個！
故我勸你把下卷分宗派的辦法改為與上篇的一律，也依年代先後為主，而不以宗派分。其有高麗碑傳文可依據者，可充分引用。其僅有《傳燈錄》可據而無其他旁證者，能不用最好。《宋僧傳》是比較可信的。天台一派的史傳也比禪宗史料可信的多。如圓側，《宋僧傳》既說氏族莫詳，則存疑為是。
匆匆寫就，不盡所欲言，或可供參考耳。
送上《曆代法寶記》一冊，忽滑穀快天《禪學思想史》上冊，備你檢查。敬祝平安。
適之
四八、十二、十一
15日，完成《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再稿之初步修正。“禪宗”一節，耕望本以《傳燈錄》為主，而據碑銘等材料加以補正。
至此，始參考胡適之意見，改以唐五代碑銘等材料為主，退《燈錄》材料於存疑之地位，俾研究態度更加謹嚴。
18日，完成《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排樣的初校。參影印談本《太平廣記》補入掃葉山房本所闕之三四條材料，惜未得終卷。
22日，致函胡適：
適之前輩：
本月十一日手教提示寶貴意見與材料，至以為感。上周已據以改訂增補。惟聞先生近日極忙，不便打擾，好在此文不急付印，擬稍遲再請教。另有《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一文，寫成於十月初，迫促繳卷，不及請教。本擬俟初校時再說，今初校樣本已送來數日，又值先生極忙，隻好又俟異日！
書二冊奉還，謝謝！敬請道安。
後學嚴耕望謹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月底，再將《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之改定稿送呈胡適審閱。
1960年庚子四十四歲
元旦，耕望閱畢影印談本《太平廣記》，複得材料三條。
2日，再校《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排樣，因不便增改太多，乃將補得材料三條附記於後。
5日，胡適致信耕望：
耕望兄：
連日太忙，尊文不及細讀。甚歉！
第頁僭改一字，此文法所關，乞審正。九華山的地藏，你的考證似是對的。他名“地藏”，後來九華山就把他當做“地藏王菩薩”了！
適之
四九、一、五
在新羅諸僧中，無相為最有特色。值得詳說。當看金九經鉛印本《曆代法寶記》（如卷中，頁9－10，又卷下4－5）。
無相一條，再稿原文仍存初稿原形，僅據《宋僧傳》與《曆代法寶記》略述其行事，而引《四證碑》以見其地位，以其為唐代極有名之高僧，人皆知之，無需贅言。至此，始詳加述說，且爰胡適提供之材料作進一步之探討，乃知無相在禪宗傳授史上所占之地位實遠在一般人所已了解者之上。
18日，錢穆應邀赴耶魯大學遠東係講學半年。
2月5日，耕望致函胡適：
適之前輩：
昨午晉謁，先生談到《全唐文》、《全唐詩》中佛教史料問題。茲檢上《日華佛教研究會年報》第二年一冊，內有春日禮智編《全唐詩佛教關係撰述目錄》，未識有用否？據此冊目次頁，本年報第一年冊中有春日編《全唐文佛教關係撰述目錄》，我在日時惜未搜到。但該冊內載有先生之《楞伽宗考》，未識可設法搜求否？敬頌早安。
後學嚴耕望謹上
五日晨
19日，再致函胡適：
適之前輩先生道鑒：
頃在所外發表一文，茲奉上，乞指正。
又往讀大著《荷澤大師傳》引《圓覺大疏鈔》卷三下《神會傳》“天寶十二年，被譖聚眾，敕黜弋陽郡，又移武當郡”，下文釋雲：弋陽在今江西弋陽。當時頗疑其地，蓋後學舊印象中，弋陽郡似不在江西也。然江西實有弋陽縣，遂未詳查。頃再讀《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七《光州》條略雲：魏分江夏郡置弋陽郡，兩晉南北朝多仍之，唐初置光州，“天寶元年改為弋陽郡，乾元元年複為光州”。檢《新唐書·地理誌》亦雲光州弋陽郡（《通典》當即作弋陽郡，手邊無書，未查）。至於江西之弋陽縣雖始置於隋唐時代，但縣屬信州上饒郡，不曾置弋陽郡。則宗密此傳所謂“弋陽郡”當指光州而言無疑，即今河南東南隅潢川縣地，非今江西弋陽縣也。小小意見，聊供參考。匆此，敬請年安。
後學嚴耕望謹上
二月十九日夜
《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刊於《史語所集刊》第三十本（集刊三十周年紀念專號）下冊。
錢穆在耶魯用中文授課兩門。學期中，哈佛燕京學社邀其去作學術講演，得晤時任社長賴肖爾。錢穆親謝其對新亞研究所之協助，賴肖爾謂：“哈佛得新亞一餘英時，價值勝哈佛贈款之上多矣，何言謝。”錢穆在哈燕社所作講演的講題為“人與學”，以歐陽修為例，說明中國學問主通不主專，故中國學術界貴通人，不貴專家。苟其專在一門上，則其地位即若次一等。錢穆講時，楊聯陞為作口譯，恰巧當天在美講學的史語所所長李濟亦在座。
李濟乃狷介之士，為人率性，愛憎分明。當天餘英時從旁注意到，李濟聽講時白眼多青眼少。事後，楊聯陞告訴餘英時，翌日李濟盛讚他的譯才，把原講者的“語病”都掩蓋過去了，楊付之一笑。
4月，胡適將鈔校的《雲謠集雜曲子三十首》送耕望過目。
12日，耕望致函胡適：
適之前輩：
讀這三十首雜曲很感興趣，但我於文學藝術可謂一竅不通，至於詩韻更是不懂，簽具了幾條小意見，未識可供參考否？又此曲何時所作可略推考否（是否為唐末）？敬頌晚安。
後學嚴耕望謹上
四月十二日
錢穆在耶魯講學結束，獲贈名譽博士學位。
7月，《魏晉南朝地方行政製度》初稿除第八章《任用雜考》、第九章《官佐品班表》及第七章《州郡察舉與地方學官》之上篇《州郡察舉》外，大體完成。《魏晉南朝地方行政製度》共分九章，首論行政區劃。州郡縣製，前人已詳，故述之甚略，而特詳於都督區域之研究。第二章至第六章考都督與州郡縣府之組織，而特致意於都督刺史之關係，與州府僚佐之雙軌製。第七章述察舉與學官，皆沿漢代之舊而式微。第八、九兩章，考任用，表官品，則承漢製而有衍革者。
21日，開始改寫《秦漢地方行政製度》舊稿，以作為《中國地方行政製度史（上編）》的上卷。此次改訂，增加的材料並不多，主要改變原書的綱目體式，盡量使行文格式正常化，不失於儉。
並對文字加一番修飾，使更便於閱讀。
8月18日，赴美出席“中美學術合作會議”和“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年度會議的中研院院長胡適，在紐約寓所與執教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曆史係的華裔學人何炳棣晤談。時何正準備代表加拿大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二十五屆國際東方學者大會，並宣讀《明清統治階級的社會成分》一文，即其1958至1959年度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期間的成果《明清社會史論》的主要統計部分。該書運用近百種明清兩代進士登科錄、進士三代履曆、進士同年齒錄和晚清若幹舉人和特種貢生三代履曆等鮮為人注意的科舉史料，輔之以政府律令、方誌、傳記、家譜、社會小說及觀察當代社會與家庭事務的著作，運用社會分層化和社會流動理論，解釋明清科舉製度與中國社會身份意識的緊密聯係。據何炳棣回憶，當日談話間胡適突然嚴肅的說：
炳棣，我多年來也有對你不起的地方。你記得你曾對我說過好幾次，傅孟真辦史語所，不但承繼了清代樸學的傳統，並且把歐洲的語言、哲學、心理，甚至比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裏輸入了；但是他卻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學觀點、選題、綜合、方法和社會科學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說，我每次把你搪塞住，總是說這事談何容易……今天我非要向你講實話不可：你必須了解，我在康奈爾頭兩年是念農科的，後兩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學也不過隻有兩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會科學，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語所做到？
9月1日，錢穆離美轉赴倫敦，會晤前向港府提議創辦新大學的牛津大學教授富爾頓，堅持新大學之首任校長必須由中國人擔任。
10月，錢穆結束歐遊，提前返港。
21日，耕望完成《秦漢地方行政製度》的改訂工作，恰巧費時三個月。其後仍陸續作局部修訂。
12月20日，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向史語所捐贈傅斯年遺書一萬二千餘冊。中研院院長胡適乃將由“國科會”輔助建造的史語所圖書館定名為“傅斯年圖書館”。
〇1961年辛醜四十五歲
1月，《秦漢地方行政製度》完成最後增訂。正文十三章，另作《前論：郡縣製度淵源論略》，及卷末《約論》並附《漢代地方行政組織係統圖》和《政風述要》。
錢穆來信：
歸田老弟大鑒：
久未通音問，每以為念。頃獲來書，欣快難言。從地理背景寫曆史文化，此是一大題目，非弟功夫，殆難勝任，如能著手撰述，實深盼望。際茲學殖荒落之世，吾儕篳路藍縷以開山林，隻求先指示一大路向，探幽鑿險待之後來繼起之人，不必老守一窟，盡求精備也。不知弟意以為如何。穆留美期間以數月之時光，匆匆寫成《論語新解》之初稿，本意返港後再自校閱，而人事冗雜，兩月中隻看過一遍。私意擬再看第二第三遍，恐到本年暑未必如意。來台並無確期，可免則免，實不願多此一行。所以之故，甚難宣之筆墨耳。李君定一寄來新著《中美關係史》，事冗未能閱讀。有一友人取去讀之，頗加稱道，如晤麵盼轉述相念之情，並致讚勉之私。
至囑至囑。尊作《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預期於旬日內當可匆匆一閱。專此順頌儷祉，並祝年禧。
穆啟
二月一日
《秦漢地方行政製度》付印前夕，又承陳槃審閱一過，並提示數條有關於春秋戰國時代郡縣製度之材料。
4月4日，作成《中國地方行政製度史（甲部）》序言，冠諸《秦漢地方行政製度》卷首。
6月，《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之再稿刊於《史語所集刊外編》第四種《慶祝董作賓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
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落成啟用。
是月，港府正式成立新大學籌備工作委員會。
7月，耕望在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的資助下，開始撰述《北朝地方行政製度》。史語所為其配備書記員一名，協助做些文字抄錄工作。通常是耕望用小簽條寫明自某頁某行某字起，至某行某字止，插在書頁中，交書記員抄寫。抄好後，自己再看一遍，用不同顏色的筆加以標識。
8月6日，撰畢《秦漢地方行政製度》之《成書後記》。
秋，牛津大學富爾頓赴港，訪錢穆，就新大學之校名問題征詢其意見。其時，英文校名已定為“The?Chinese?University”，而中文校名或主取“中山大學”，或主名“九龍大學”，其他尚有多名，久不決。錢穆謂，不如徑取已用之英文名直譯為“中文大學”，眾議乃定。
11月26日，中研院院長胡適因左心房血管硬化住進台大醫院。
12月17日，胡適七十歲生日。耕望往台大醫院探視，於病房前的祝壽冊上簽名。
《秦漢地方行政製度》（《中國地方行政製度史》甲部）作為《史語所專刊》之四十五A出版。
年終考績，耕望獲史語所第一。
〇1962年壬寅四十六歲
2月24日上午，中研院第五次院士會議選出第四屆新院士7位，史語所研究員陳槃當選人文組院士。
傍晚，胡適於院士會議酒會結束時心髒病突發，逝世於蔡元培館。據當天在場的石璋如回憶：
下午茶會的時候，胡先生身體不佳，但精神不差，親自主持酒會、講了一段話，眾人情緒皆佳，淩鴻勳、李濟、吳健雄、吳大猷、劉大中就接著講話，胡適再作結語。茶會散會之後，我跟高去尋、陳槃兩位先生一起走，走過現在的胡適紀念館一帶，隻聽到“嘩”一聲，就未再聽到聲音，我們沒有深究，繼續走回家。李濟先生由於吃得不多，就找了董先生、我一起去吃晚餐，李先生就說胡先生不好了。後來又聽人說，胡先生倒下、不行了。我們趕回去一看，胡先生已經倒在地上了，因為胡先生常住台大，也在台大醫院看病，就趕緊找到台大校長錢思亮，請台大醫生來診治，醫生急救到十一點多，就宣布沒有救了，送到醫院去吧。因此胡先生就在二十四日過世。這天天氣晴朗，沒想到也是胡先生的忌日，真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