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1957年丁酉四十一歲
2月8日，史語所所長李濟在《論“道森氏·曉人”案件及原始資料之鑒定與處理》一文中，從1913年發現的英國“道森氏·曉人”偽頭骨案談起，論述了新史學工作者在資料麵前應達到的四個境界：第一個境界就是地質學家丁文江先生告訴他的朋友的話，他說：“中國境內作現代學術工作，真是遍地黃金，隻要有人揀。”若把中國曆史當作全人類曆史的一部分處理，垃圾堆裏也可以找出寶貴的史料出來。從一堆枯骨、一片碎陶到完整的鍾鼎彝器，從最落後地區的陋俗到最文明社會的高尚禮節，從窮鄉僻壤的土語到最時髦的演講詞，都是史學家的原始資料。第二境界可以說是“百聞不如一見”，靠別人不如靠自己。所需要的工作條件應該以自己動手動腳為第一義。同是資料，而以親眼看見的為更可信賴；同是看見的，又以自己找出來的更可鼓舞研究的興趣。第三個境界應該是“寧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不為吾心之所不安”。真的史料與哲學家追求的真理有類似的地方，它們都是無情的、不變的。它們的出現可以為時代風尚加注解，可以把個人的思想習慣納入正軌；也可以諷刺當代的迷信，不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細心人處理這些材料，若要把它們各作適當的安排，更需要一種職業上必具的膽量。原始資料遇了這種有勇氣的人，庶幾乎可以相得相輔了。第四個境界，姑稱之為“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境界”。原始資料既可分為若幹等級，可以作證據的程度顯然是不同的。史學家最大的責任，不應該放在用資料解決疑惑和回答問題方麵，與其在這方麵浪費心力，不如全心全力證明資料本身存在之原始性、真實性的高下之判。這樣做的結果，看似一無實效，其實“無用之用是為大用”，正是史學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此文可視為李濟的“曆史語言研究工作之旨趣”。
3月25日，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賴肖爾致信李濟：
親愛的李博士：
想來您已由電報得知，訪問學人計劃委員會已擇定貴所申請者嚴耕望教授為1957至1958年度訪問學者。
委員會成員對嚴教授的學術履曆深表欽仰，並囑我向您及貴所同仁在此問題上給予我們的合作致以最誠摯的謝意！
很高興通過您邀請到嚴教授加入我們1957至58年度的學術團隊，在此附上聘書一封，亦請您能轉交給他。
敬上。
埃德溫·賴肖爾社長
4月9日，耕望覆信賴肖爾：
親愛的賴肖爾教授：
請允許我告知，您3月25日的來信已收悉。非常榮幸能受邀擔任哈佛大學1957至1958學年的訪問學人，我很高興接受此項任命。
在等待下一步具體指示的同時，我想告訴您，因為我的英語不好，所以希望下學年能早些抵達美國，從而有可能接受一些英語聽力和口語方麵的預備訓練。如蒙垂允，不勝感激！
敬上。
嚴耕望
8月4日（星期六），下午五點多，蔣介石偕同夫人宋美齡、帶著隨邑蒞南港中研院。因事先未有預告，一行人抵達時，院方已經下班，多處房門深鎖，衛隊遂徑往史語所大樓找人。其時，天氣炎熱，所內又無外人，尤其周末快下班時，同仁常穿拖鞋、汗衫上班。耕望一人上身赤膊正在研究室工作，聞聲出來看了一下，進去換上衣服，請一行人先至會議室暫坐，隨即去找時正協助李濟處理所務的考古組研究員石璋如告知上事。據石璋如回憶：
我剛到家脫下衣服，馬上穿回衣服出來。我到所時隻見到蔣總統一行人已出所的背影，無法對他們有所招待，誰知道這樣就出錯了。中央研究院有固定的上班時間，蔣總統來所時已屬下班時間，不能說中研院偷懶不上班。後來不知道有誰說了什麼話，朱家驊院長就在十一月辭職。
9月，耕望抵哈佛大學，入住麻省劍橋達納街11號公寓。
以“唐代人文地理”為訪問研究期間的第一中心課題。
9日，致信胡適，並將帶給胡適的茶葉寄往其紐約寓所。
接胡適來信：
耕望先生：
我早知道你可以來美國的消息。昨天收到你九月九日的信，十分高興！
“既聾且啞，又兼半瞎”，這是人生最難得的境界，可以充分利用作爭取不聾不啞的鞭策，想在短時期中就可以做到“視聽稍有進步”的地步了。千萬不要失望，也不必著急。
去年幾次和你通信，使我得益不淺，至今回想，還覺神往！
最後一信，因料理行裝的匆忙，竟未及奉答。不久就大病了。
半年來函件堆積，尚未能繼續去年通信的樂事，想能蒙諒解。
承寄贈茶葉，想日內即可寄到，先此道謝。楊聯陞兄明日（十二）可到康橋。濟之先生已去歐洲，九月尾可到紐約。
匆匆，敬表歡迎，並祝平安。
胡適一九五七、九、十一
去年賤壽，承你作文祝賀，感謝之至！頃見《新亞學報》二卷一冊有你的《舊唐書本紀拾誤》，尚未及細讀。《舊唐書》是最有用的史書，今得你的校正校補，功績真不小。
12日，胡適在致楊聯陞的信末特囑其關照耕望：
嚴耕望先生已到康橋，來信說他“既聾且啞，又兼半瞎”。
此君的校史工作，能見其細，又能見其大，甚不易得。望老兄特別指導他，使他的時間可以用在最有益處。
參觀哈佛燕京圖書館，見所藏日文圖書豐富，對唐代人文地理之研究極為有用。
在史語所同人周法高的陪同下，走訪其時正於哈佛做研究生的同門學弟餘英時。餘日後回憶：
有一天回家，我的父親陪著兩位客人在談話，一位是兩年前逝世的周法高先生，另一位不相識，但說一口道地的桐城話。我進客廳的時候，父親也沒有為我介紹這位同鄉，而我則認定他是來探望父親的。不過我有點奇怪，為什麼周法高先生會在座呢？因為我雖已和周先生很熟，但我知道周先生和父親並不曾見過麵。這位生客並不擅言辭，在最初十幾分鍾之內，也一直沒有說清楚他的來意。我隻好坐在一旁納悶。
再聽下去，我忽然大悟了。我情不自禁地向這位生客大叫一聲：“你是嚴耕望！”他笑了，我們也都跟著大笑起來。這是相當戲劇性的一幕，我生平再也沒有過第二次這樣的經驗。但這次初晤也十足地顯露出耕望的性格：他質樸無華，根本不知道怎樣表達自己的意思。其實他是來找我的，因為他從賓四師處知道有我這個師弟在康橋。我現在記述這一段往事，心中有說不出的淒愴，因為當時主客四人，今天隻剩下我一個人了。
我們初見雖在一九五七年，但我知道耕望其人其學則早在五六年前。我在新亞讀書的時代，常有機會在課外聽賓四師暢談當代學術界的人物和軼事。有一次我問他，在他過去教過的許多學生之中，究竟誰是他最欣賞的。賓四師毫不遲疑地說，他最看重的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的嚴耕望，現已卓然有成。賓四師還補充一句說：他是你的同鄉，安徽桐城人。從此我便留心，想讀他的論著。但耕望不寫通論性的文字，我最早讀到的是《唐人讀書山林寺院之風尚》一文，刊於一九五四年香港《民主評論》為賓四師六十歲祝壽的專號上，深賞其運用史料之廣博與生動。後來又在史語所《集刊》上讀到關於唐代尚書省演變和漢代地方行政製度的長文，更佩服他的功力深細而又能見其大。在我們相見之前，我對他的認識僅此而已。但我已完全信服了賓四師鑒賞的準確。
將收有《漢書地誌縣名首書者即郡國治所辨》一文的《中國中古政製史論叢》一冊寄贈胡適。
為求通解日文，耕望臨時加入研究生《初級日文》班，每天一小時。任課老師為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賴肖爾，由於是用英語講授，遇有不明白處，即找餘英時一同討論。
10月8日，胡適致信耕望：
耕望兄：
謝謝你寄贈的《中國中古政製史論叢》一厚冊！這些日子我很忙——十月五日在華盛頓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年會，昨夜才回來——還沒有能夠細讀這些文章，隻看了“漢書地誌縣名首書者即郡國治所”一篇，我很讚成你的說法。閻百詩以來，兩百多年的疑案至此得一結論，可謂快事！何時能來紐約？望先期見告。中研院近有騮公辭職的大風波，想已有所聞。此是大不幸事。
胡適敬上
一九五七、十、八
赴紐約拜謁胡適。胡適在門鈴電話中聽到耕望的桐城口音，立即高興地向夫人說，“客人還是同鄉呢！”進門，見客堂、書房所有桌椅茶幾上，到處橫豎擺滿了圖書，且很多是翻開的。胡適興高采烈地與耕望大談禪宗史事，幾達三小時之久。中午邀耕望出外進餐後始別，彼此均感十分投契。
11月4日，中研院代理院長朱家驊獲準辭職，胡適被特任為中研院院長。
12月12日，史語所所長李濟受命在胡適到任前暫行代理院務。
在哈佛，耕望每天早晨九點不到，即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前等待開門。進館後，遍閱有關唐代人文地理的中日文書籍，並作詳細的筆記。下午五點，圖書館關門，方始離開。回寓所趕看日文書，因時間有限，往往讀至深夜兩三點鍾，是為平生唯一的例外。
是年，哈佛燕京學社發給耕望生活津貼1730美圓，赴美旅費1223．20美圓。
〇1958年戊戌四十二歲
1月，史語所研究員全漢昇代理中研院總幹事。
楊聯陞夫婦好客，中國學人留訪哈佛時間較長者，幾視楊府為俱樂部，假期佳節常去聚會。楊夫人盛肴招待，極為熱鬧，使友朋忘其異鄉之感。楊府常置一簽名簿，友朋初次來訪者，例行簽名留念，耕望到時已滿八九冊。一日，與周法高、李定一等數人到楊家玩。眾人要玩麻將，隻耕望一人不會，被罰作一首麻將詩。耕望雖愛誦詩，卻不會作詩，隻得胡謅打油四句：“初觀方城，南北西東，九丘八索，樂在其中。”
2月14日，訪問學人委員會成員約翰·裴澤教授致信耕望：
親愛的嚴先生：
我很高興的通知您，訪問學人委員會認為可以為您延長一年的訪問身份。這項提議自然很大程度上出於對您研究工作的認可，接下來我還會說到這一點。我們真誠的希望，該提議很快就能得到批準，這樣我們也能盡快確認可以為您提供的一切。正如我此前聲明的那樣，您留在這兒，絕不會影響史語所提名一位新的訪問學人來此工作。
訪問學人委員會認為，即將過去的這一年非常成功，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您高質量的參與和配合。我同樣希望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您能繼續暢所欲言的將自己的想法告訴我們，以便研究計劃能更好的得到執行。來自團隊成員的批評和意見，對於我們的工作是最有助益的。
敬上。
約翰·裴澤
3月2日，楊聯陞自哈佛致信紐約的胡適，報告了耕望的近況。4日，胡適回信楊聯陞：
嚴耕望再留一年，很好。他起勁學日文，是更可喜的。
4月初，胡適返台就任中研院院長。
11日，中研院第三次院士會議選出第二屆新院士14人，史語所研究員勞榦、通信研究員姚從吾當選人文組院士。
耕望參加哈燕社一次野餐會，座中談到中國學問。楊聯陞說，若列舉一百個研究中國學問的學者，日本人要占五十個或以上，意謂中國人對於中國學術的研究成就遠不如日本人。當時耕望和李定一、周法高聽了都不免有些反感，日後仔細分析此一問題，覺得楊聯陞的話不無道理：
就深度而言，日本學人自然比不上中國學人，但在成績表現方麵，中國學人就顯得比日本學人要落後。例如史學家，像陳寅恪、陳援庵與賓四師的造詣，在日本學人中顯然找不到；但次一級成就的學人，成績表現很顯著為人所重視的，在中國實在比日本人為少。我想這不關乎學問的深淺與程度的高低，而關乎研究方向。中國人做學問喜歡興之所至，不管問題是否重要，不管對別人是否有用，隻就個人癖好去做，有時所涉問題與曆史大勢毫不相幹，而一字一句的去鑽牛角尖，用功極大，效果極小，自得其樂，而別人從大處看曆史，就根本用不上。這類論文在中國人著作中占相當大的比例，自然就被埋沒，不為人所重視，在國際上更得不到一席位。反觀日本學人的研究，大體上都就中國曆史上國計民生方麵的重大問題下細密功夫。最顯著的成績，如經濟史、佛教史、邊疆史等，中國人在這些方麵，經濟史在較早期隻有一位全漢昇兄可與他們相抗衡，現在也慢慢有些人跟上；佛教史盡管有一位湯用彤先生，成就之高，非日本學人所能比擬，但畢竟太少。我們要想對於中國佛教史有個概括性觀念，還得要看日本著述，至於邊疆史更瞠乎其後，說來豈不慚愧？日本學人的工作，主要是肯下功夫，就其成就而言，不但境界不高，而且往往有不少錯誤，甚至很有名的學者，引用材料，斷句有誤，也有根本不懂那條材料的意義而加以引用者，鬧出笑話。我最近看到一位研究唐宋史的日本名學者引用李白《係尋陽上崔相渙詩》“邯鄲四十萬，一日陷長平”，作為唐代邯鄲人口殷盛的證據，不知此句是用戰國時代秦趙長平之戰，秦大勝，坑趙卒四十二萬的典故。我相信一位中國學者，尤其有很高學術地位的學者，斷不會鬧出這樣大的笑話。而在日本學人中就經常見到，並不出奇。然而這不能深責異國學人。因為語文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他們讀中國古書，在速度上，在了解深度上，究竟趕不上中國人讀自己的書，假若易地而處，我們更當慚愧萬分。
日本學人研究中國史，雖然境界不高，常常出錯，但他們的工作成果卻很有價值，能引起人注意，供大家參考利用，進而在國際上居很高地位。原因是他們研究的多是關涉國計民生的重要問題，專治瑣細不相幹問題的比較少。
國際學術界所以重視日本學人的成績，固然因為日本是亞洲先進強國，西方人學日文遠在學中文之前，他們多是通過日本人的著作來了解中國學問，所以看重日本人的成就。
但日本人的實用性也有絕大關係，不能一味說是西方人有偏見。就如我研究中國曆史上的人文地理，牽涉到政治、經濟、社會、民族、宗教、文化種種問題，參考近代人的著作，日本人的成績，可能不比中國學人的成績為少。如果日文好，取用的地方可能更多。這總不能說我也有偏見。
6月下旬，胡適返美治療，並打點藏書運台。
30日，耕望赴紐約晉謁胡適。
7月2日，胡適致信耕望：
耕望兄：
前日暢談，甚快慰！
寄上關於邵二雲的短文一篇，乞指正。楊聯陞兄可能曾見此文，如他未見此文，乞轉給他看看。敬問劍橋諸友好！
適
一九五八、七、二
8月19日，胡適致信楊聯陞，闡述對《水經注疏》稿本問題的見解，並囑將信轉給耕望一看。
9月，耕望在哈佛的第二學年訪問研究開始，遷寓鄧斯特街16號公寓。
6日，致函胡適：
適之前輩先生道鑒：
頃由楊聯陞先生交來長信兩疊，拜讀兩過，獲益甚多。
函中雖謙稱“跑野馬”，但論斷揣測理據甚精，殊為拜服。後學尤感興趣者，為關於中研院藏本各段。尊劄第九頁及第二十九頁論此本的時代以及經過李子魁塗改並經楊家人回改再歸中研院之經過極有理據，當為定案。但關於李子魁所藏的“謄清正本”，尊劄第十頁及第二十六頁均猜測是與徐行可藏本為同一時期的抄本。是則李子魁原獲有兩種稿本，一為早期的與徐行可藏本同時期的稿本，一為熊先生最後稿本，經李氏塗改後，複歸楊家，再歸中研院。但後學的想法，李子魁所謂“謄清正本”可能是他自己的“謄清正本”，他將熊先生的最後稿本塗改了之後，不好以留有塗改之跡的稿本示人，所以自己另抄一本，稱為“謄清正本”，事為楊家所知，乃憤而將原本索回，塗去“李子魁補疏”並回改案語仍屬守敬。不識先生以為然否。
自然李子魁得獲兩種稿本，亦屬可能。他既塗改了後期稿本，未及謄清，已為楊家索回，後來即將手中尚存之前期稿本在湖北師範學院刊物上發表。如此亦未始不可能，要當檢視湖北師院刊物始能證實究竟耳。關於湖北師院所在地，尊劄第九頁末行及第二十六頁第三行，湖北下附注“宜昌”二字，尊加疑問符號。按此院本在恩施，民國三十五年仍在恩施，複員以後很可能遷到宜昌，尚待訪查。又第五頁第四行之句讀，後學亦同意聯陞先生的意見，似仍當從鄭氏句讀，未識先生以為然否，肅此，敬頌道安。
後學嚴耕望謹上
九月六日
10月，胡適函邀耕望與史語所同人楊希枚列席11日至12日在紐約舉行的中研院院士談話會。耕望覆函表示能夠成行。
7日，胡適致信耕望：
耕望兄：
示悉。兄與楊希枚兄能來與會，好極了。
今寄上支票兩紙，各一百元，乞留作費用。
通訊研究員兩位，洪先生與楊先生都不能來，因使我失望，但此次須討論到“提名”問題，可能有人提到他們兩位，他們在座反不方便。
我想，你若能向聯陞先生取得他的重要著作論文目錄（不必提是為“提名”之用）帶來供參考，最為感謝。
談話會在Hewly?Hudson?Hotel，353West?57TH?8F．你們兩位的房間，即在此旅館內，已代定了。十月十日夜，可能我住此旅館。不幸元任先生臨時不能來。他因舉重，受了微傷，須養息。
適之
一九五八、十、七
11日和12日，耕望在紐約列席中研院院士談話會，議題之一為提名第三屆院士人選。
返哈佛。耕望告知楊聯陞，胡適與另四名院士有意提名其為下屆院士候選。
12月14日，致信胡適：
適之前輩先生道鑒：
紐約一別，行複兩月。時從報端得悉佳況，至為快慰。
而日前讀《中央日報》，院士提名將於本月底截止，使後學想起一事，試為先生陳之。
院士選舉本為團結全國學術界而設。乃南京第一次選舉之後，向達氏曾有“諸子皆出於王官”之譏，蓋針對傅先生而發也。彼未入選，故有此譏，本不足重視。而上次談話會時，竟有自然科學家某院士，亦有同樣看法，彼身為院士，且非史學界中人，竟亦持此見，則殊堪重視。惟傅先生本以才智絕倫顯，不以德量寬宏稱，而當時主持院務者又非學術界之真正領袖，雖有此偏亦事理必然，未可苛議。
先生德量素著，近三十年來全國學術界群趨於旗幟之下久矣，今以全國學術界真正領袖之盛譽，當全國學術界最高領導之職位，群情喁望，自屬異常。然先生事太煩忙，鑒照容不能周。後學秉知無不言之旨，敢為稟陳一事，則此次選舉如無特殊困難，必當延攬錢賓四先生是也。錢先生治學方法與吾史語所一派固自異趨，議論亦時見偏激，然其在史學上之成就與在史學界之地位，自屬無可否認者。而道路傳言賓四先生與先生之間稍有隔閡，在此種情形下尤須首先延攬，以釋群疑而顯胸襟，此其時也。蓋上次選舉雖由先生主持，然提名卻早之辦過，故親自主持提名，此為首次，即先舉群情（若遲到下次則意義大減）所疑之錢先生，此漢高封功自雍齒始之義也。況度兩位先生之間決不會有甚大之隔閡耶！後學深感此一舉措極為重要，蓋先生及錢先生將皆為中國學術史上有地位之人物，千百年後史家論斷必不能放過此一關鍵。先生試思，以為然否？
後學久欲呈獻此議，惟曾受業於錢先生，故有所顧慮而遲疑猶豫，未便具陳。然後學敬愛先生決不在敬愛錢先生之下，而友朋傳言，先生對後學之獎譽亦不遜於錢先生，故終不敢緘默而直率陳之，當不見疑為錢先生作說客也，一笑。其實站在錢先生之立場，愈孤立則愈光榮，惟站在先生之立場與中央研究院之立場，則必須延攬此唯一持異見之學人於一幟之下，始能象征領袖群倫團結一致耳。至於方法異同，論議相左，固不妨也。先生試思以為然否？
以後學度之，先生德量恢宏，對於此一獻議必欣然嘉納，至於是否有其他困難，則非後學所知耳。惟無論可行與否，皆請絕勿為他人吐露後學曾有此獻議。蓋一則必有很多人士不能了解後學之本意，而有所誤會。再則，若錢先生聞之，亦必以後學為多事也。肅此，敬請年安。
後學嚴耕望
一九五八十二十四
21日上午，中研院文史組院士談話會後，胡適留王世傑、董作賓、勞榦、姚從吾等午餐。
29日，胡適有致朱家驊一函：
騮兄：
送上錢穆先生提名表一紙，已有從吾、彥堂、貞一和我的簽名，尚缺一人。可否請老兄簽名加入提名人之一？倘蒙讚同，乞簽名後即交來人帶回，或郵寄給萬紹章兄。（下略）
是年，哈佛燕京學社發給耕望生活津貼共計3560美圓。
〇1959年己亥四十三歲
耕望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續獲若幹有關“新羅留唐學生與僧徒”的韓日材料。
在哈佛，耕望偶爾也參加中國同學聚會。當時，張光直已修完哈佛人類學係的博士課程，進入論文撰寫階段，有較多自由支配時間。張與妻子李卉住研究生宿舍，二人皆熱情好客，常於周末招待一些單身同學。頗有烹飪功夫的張光直，偶爾且下廚一顯身手。此類聚會主要為紓解學業壓力，排遣旅居愁悶，故大家都盡量輕鬆，打麻將和談武俠小說為其基本消遣。自持嚴謹、從來不看閑書的耕望，在大家的感染下，竟也對武俠小說發生了好奇心。
3月21日，中研院評議會審核通過第三屆院士候選人，計數理、生物、人文三組共29人，楊聯陞入圍人文組院士候選。惟因院內少數有力人士門戶之見仍深，提名錢穆為院士候選人一事終未果行。
牛津大學教授、教育專家富爾頓赴香港考察高等教育狀況，建議香港大學開設中文部，被港大拒絕。隨又向港府提議，合並包括新亞、崇基在內的三所中文專上學院，於港大之外成立一所新大學，獲港督柏立基準許。
4月尾，耕望收到胡適寄贈其新校訂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著兩種單行本一冊。
5月1日，致函胡適：
適之前輩先生道鑒：
承惠賜大著，已再度拜讀，歸國後百忙中仍能增訂數節，足見精神健旺，興致甚濃，殊為欣慰。
頃聞因肩部小恙入院治療，未識已迅速痊愈否？為念為禱。
前天在友人處，見到羅爾綱先生所寫《師門五年記》，假歸一氣讀完，深感羅先生真樸可尚，而先生之遇青年學子，親切，體貼，殷殷督教，無所不至其極，讀之令人神往。深感此書不但示人何以為學，亦且示人何以為師，實為近數十年來之一奇書！不識先生手頭尚有存餘否？如有存者，乞預留一冊惠賜為荷。
書中引先生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廿九日一函雲：
凡治史學，一切太整齊的係統都是形跡可疑的，因為人事從來不會如此容易被裝進一個太整齊的係統裏去。
後學於此亦具同感。常思治史極非易事，必當精深而又能見其大。精為基本功夫，然並不頂難，能深入而又能見其大，則甚難。若於大問題下斷語能恰到好處，則極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