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啟文感歎：“可惜付出的是生命的代價，換來的是無可補償的損失。我曾這麼想，歸田師由傅孟真先生提拔，五十年後又還於傅先生，似乎冥冥中別有契機。”
六、新史學殿軍
嚴耕望論民國以來中國現代史學，特別推重“呂思勉、陳垣、陳寅恪和錢穆”為“前輩史學四大家”，實亦見其自身之治史意趣與取法標杆。此四大家者，風格各異而造詣均深，惟於“方麵廣闊，述作宏富，且能深入為文”一點上殊途同歸，這也正是所謂“歸田史學”最基本的風格特征。進而言之，嚴氏對新史學四大家的排名先後亦非隨意為之，而是體現了他的推崇輕重、取法多寡。以治史意趣和研究途徑而言，擅長紮實考證、重證據、對製度和地理等具體問題感興趣的嚴耕望，距離擅長天馬行空的思辨、重理據、對學術思想等抽象問題感興趣的錢穆最遠。但嚴耕望推崇錢穆的才氣、識力和啟發性，認為這是大多數學者最欠缺的稟賦，有助於衝破執著，別開思路。總體而言，“錢學”在嚴耕望眼裏是“隻當領會其通觀全局、論斷雄健之魄力，吸取其精神意境，而不必斤斤計較其細節考證之正確性”的。陳寅恪的治學中心雖曆經三變，但無論早期的“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中期的“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乃至晚期的“心史”研究，都還屬於以考證方法解決具體問題的範疇，且每能於人所習見的史料中，看出人所未察的問題，通過曲折委蛇的辨析，達成境界高遠的新解。故在嚴耕望而言，“義寧史學”實兼有“錢學”的思想光輝而內容更充實、立論更穩健。惟其仍不免有過分強調別解而走偏鋒之病，可收一時創新之功，卻未必有長久之價值。加之陳氏治學不脫才子文士風格，就對史學本身的貢獻而言，實遠未盡其生平之才學。故像嚴耕望這般重著作質量亦重著作數量的“科學工作者”，對陳氏其人其學仍持“隻當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摹仿學”的保留態度。陳垣是嚴耕望在治學方法上最為推崇的前輩史家，認為“前輩學人成績之無懈可擊，未有逾於先生者”，乃至在《唐代交通圖考》的勝任人選上有非我即彼之慨。在“常能適時尋空蹈隙，提出重要有意義的問題”、“重視史料搜集，至以‘竭澤而漁’”、“重視校勘學、目錄學、史源學”、論述紮實穩健而能見其大，及對論著的工具性、典範性（易於追摹仿學）及恒久價值的追求諸方麵，嚴耕望都自認與陳垣有很多相通處。惟其熱心世務、與世浮沉的性格致使“勵耘史學”未能完全擺脫“史以致用”的傳統。晚年陳垣“由謝山而韶山”於學術上不能再有所貢獻，則在嚴氏看來與晚年陳寅恪之“著書唯剩頌紅妝”雖各走極端卻同屬“實無多大意義”者，故亦隻將陳垣列於陳寅恪、錢穆之上而已。至於呂思勉能躍居首位，蓋因其在四大家中於治學方法、生平經曆、人格修養方麵與嚴耕望共性最多。以學術風貌言之，“蒿廬史學”與“歸田史學”都建築於國學基礎之上，而治史意趣並不保守。以學術格局言之，呂思勉和嚴耕望同屬博通周贍、通貫斷代的曆史學家類型，非抱守一隅者所能同日而語；在史學分工上，兩人的主要業績都在“撰史”。在史料取材上，都強調基本功夫放在對普通史料的研究上。看人所常見的書，說人所未說的話。意在鉤沉，非必標新立異。就著述體例而言，皆征引繁複，紮實不苟，章節編排，篇幅有度，無任性繁簡之病，更無虛浮矜誇之病。看似不難，實極不易。就著作數量而言，其重要的史學著作，篇幅都相當多。生平著述之富，同輩中少能匹敵。
就治學精神而言，都具有令人驚服的魄力與堅毅力，以一人之力而欲至麵麵俱到之境，為同輩史家所莫及。就生平境遇而言，都沒有顯赫的學術出身，成名後亦不設教於一流學府、聞達於學術中心，更不爭名於朝、爭利於市，埋頭枯守，默默耕耘。最後，卻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呂思勉於“生活、修養”上所表現出的“恒德”，在嚴耕望看來恰是欲求在學術上有真實成就之最基本功夫。在《通貫的斷代史家——呂思勉》一文中，嚴耕望寫道：“我想像他一定是一位樸質恬淡、循規蹈矩、不揚露才學，不爭取名位的忠厚長者，無才子氣，無道學氣，也無領導社會的使命感；而是一位人生修養極深，冷靜、客觀、勤力、謹慎、有責任感的科學工作者。其治史，有理想，有計劃，又有高度的耐性，鍥而不舍的依照計劃，不怕辛苦，不嫌刻板的堅持工作，才能有這些成就。”
取這番話與嚴氏在《唐代交通圖考·序言》中的心跡表白（“當代前輩學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有一‘我’字存乎筆端。餘撰為此書，隻為讀史治史者提供一磚一瓦之用，‘今之學者為人’，不別寓任何心聲意識。如謂有‘我’，不過強毅、縝思之敬業精神與任運適性不假外求之生活情懷而已”）相參照，幾乎可以認為嚴氏心中的呂思勉實在也就是他自己的投影和化身。以上所談，乃就嚴耕望對四大家的優劣得失所作的權衡去取而言。
至於嚴氏中歲以後取西方現代社會科學之新觀點，以人文地理之視角對中國曆史作多方位、立體式的全麵關照，則其境界與成效又較新史學四老更上一層，此固不待言。試輯李啟文先生所作嚴氏挽辭，以為結語：
秦郎漢守開前路，魏鎮唐丞綴後篇。
體大思精傳地理，經時緯域寫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