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跨越學科的綜合。人類曆史前後呼應、左右關聯，雖然其間充滿後現代所“考古”出來的矛盾、遊離和斷裂，但即使這些矛盾、遊離和斷裂，也須在一個整體聯係中才突顯出來。因此，史學是一門綜合貫通之學，必須從各有關學科中吸取營養。何先生眼界寬宏，舉凡古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思想、製度及農業史等等，均有深入研究，且以專長宏觀史論著稱。以《北魏洛陽城郭規劃》一文為例，在確定了洛陽的規模和建置，提出北魏最後劃定的三十平方英裏的“大洛陽”的全部城郭為隋唐都城設計者采為城垣所圈的總麵積的結論之後，他進而以陳寅恪“東魏鄴都及隋代大興即安上代長安之都邑建置，全部直受北魏洛都之影響”的判斷為基礎，分析北魏洛陽的坊裏製不隻是土地利用製度，而是根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不同社會經濟性能的全盤都市設計：“北魏遷洛同年之中，孝文帝下詔‘製定姓族’，換言之，即是將鮮卑和漢族的統治階級通盤地門第化、世襲化、品級化。……北魏洛陽坊裏製中呈現出相當嚴格的階級和身份的區分，自是情理中事。”唐宋以降，閥閱製度漸次削弱，階級身份已趨流動，“故汴京裏巷之間，第邸同鬧市毗鄰，仕宦與萬庶肩擦，身份行業區域禁限消除，北魏洛都坊裏遺意盡失。甚至裏巷形狀麵積亦無複後魏隋唐之整齊規律”（第三七三～三七四頁）。這種既觀照洛陽城郭在其前後時代中縱的線索，又考察它與同時代一切有關的政治、經濟、製度之間的各種可能的橫向關係，正是章學誠所謂：“宇宙名物，有切己者，雖錙銖不遺；不切己者，雖泰山不顧。”
二是比較的綜合。何先生在清華時對西方史已有相當了解，而且在其博士論文寫作期間，對西方社會文化的各個方麵均有深切理解。“也許由於當年學習西史相當認真，我於國史選定研究對象之後往往先默默地作兩種比較：與西方類似課題作一概略的比較，亦即所謂不同文化間的比較；在同一國史課題之內試略作不同時代的，亦即所謂‘曆時’的比較。”（第四八八頁）很多研究因比較而視野開闊、新論迭出。比如《清實錄》中廣東省在呈報田地沙灘的頃、畝數字時，前麵都加了一個“稅”字。“這一小小發現立即引起我極大的好奇心；這些頃畝數字並不代表真正的耕地麵積，很像是經過折算後入冊的‘納稅畝’數。”（第二七四頁）何先生之所以在“速翻”《清實錄》時即對“畝”有革命性解釋，得益於他對英國史的了解。據英國十一世紀法令，田地最大的納稅單位是海得（hide），即一百二十英畝（實際數字各地相差很大）。這原是篇幅較大的英國史都會講到的一個英國史常識，一般中國史學者也許不會對此完全無知，但他們沒有想到英國史的材料可以幫助我們認識清代的土地製度，隻有對英國史爛熟於心的何先生才能觸類旁通，一舉確定清初的“畝”數並不代表真實的耕地麵積而是納稅單位。同樣，在評論張仲禮《中國紳士的收入》時，何先生認為張對“紳士”的定義是不準確的：“因為構成他所謂的‘紳士’的最大多數底層的‘生員’，在清代民俗上和小說裏往往被譏笑為‘窮秀才’。這與近古和近代的英國gentry（被十八世紀法國啟蒙大師伏爾泰認為是法國社會所沒有‘亞貴族’地主階層）在社會、經濟和政治地位上實有天壤之別。根據《大清會典事例》等官書，張所謂的‘紳士’的總數尚可勉強推算，至於他們的財產，甚至他們大多數是否有財產可言，根本無法知道。基本數據既如此殘缺，紳士的定義又如此欠通，怎能嚴肅地進行紳士收入的研究？”（第三〇一頁）可見，研究中國紳士也要了解西方紳士，否則從搜集材料開始就可能出錯。
三是詮釋的綜合。何先生的回憶錄全文摘抄的馮友蘭《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有雲：“並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唯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中華民族至今仍生生息，研究中國史不能不注重其連續性，不能不注重事件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但人間滄桑，世事無常，俯仰之間已成陳跡，史學的對象注定了它不能將所有材料都搜羅齊備、將所有史實都考辨清楚之後再下宏觀性判斷，除了據可靠史料鑒定史實，盡可能重建曆史真實外，今日史家也要發揮主觀的價值及其對時代問題的感受，解釋基本史實的內在關聯，說明曆史的變化與發展。易言之，理想的史學既“證”且“疏”，如此方能“通古今之變”。以何先生對兩淮鹽商的研究而論，主題是考釋兩淮食商的生產及銷售組織、估計場商、總商及運商的數目以及全體鹽商的利潤和財富，其結論是全部兩淮鹽商年均總利潤約五百萬兩，十八世紀後半葉總利不少於兩億五千萬兩，遠遠超過廣州十三行的總利潤。兩淮鹽商之家必有資產超過千萬上者，資產數百者亦有數十家。至此，這一研究的直接目的是完成了，但何先生繼續追問：何以這個資財雄厚的商團不能產生資本主義？他認為，首先是兩淮鹽商與其他社會的“新富”往往犯有“炫耀式消費”的心理情結，其次是鹽商子弟中中試成為進士、舉人、生、貢的人數越來越多，家族成員中經商的比率越來越小，巨富之家財很少能保持到四五代之上。再次，“傳統中國社會裏最不利於資本積累的基本因素——兩千年來無論貴族或平民，財產繼承諸子均分的法律、製度和習慣”（第二八五頁）。“美洲作物傳華考”首先是一個農業史問題，但何先生一旦考定十六世紀前半葉美洲四大作物花生、玉蜀黍、番薯、馬鈴薯傳入中華並向旱地、沙壤、山地推展，對中國旱地利用及雜糧生產貢獻巨大，構成近千年來第二次農業革命，則其意義立刻放大。它上承北宋初葉以降，主要由早稻的傳播和增產而構成我國千年以來第一個長期農業生產革命，使一一〇〇年左右我國人口在人類史上首次超過一億；下接康熙開始的“輕徭薄賦”、“開明專製”所造成的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中國人口從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年）的兩億七千五百萬迅速增加到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年）的四億三千萬。人口既然激增，資源便極其窘迫，經濟則陷入困境。何先生認為，今天長江中上遊地區的植被破壞引起的水土流失可能應歸咎於十九世紀種植玉米的農民對山地的無情榨取。這就是說，困擾著近代中國的人口過多和普遍貧窮的問題在道光年間已經存在，當代中國所麵臨的洪水、幹旱、沙塵等等都有曆史的原因。清初文人魏禧有“考古以證今”之論，我們當然不能簡單地“古為今用”，但何先生的人口史研究確實憑借其合理的解釋和推論“通古今之變”，為認識中國困境提供了新的視角。
讀其書想其人，何先生的學問生涯是完美的、令人羨慕的，卻絕不是輕鬆悠閑的。出乎意料而又不難理解的是，何先生多用軍事術語來描述其學術上的努力，如“打進第一流期刊”、“打進第一流學府”、“打出‘漢學’藩籬”、“打進社會科學園地”等等。中國史研究不能算是海外熱門學科，唯其如此，從事此一研究的多為優秀學者，加上資料豐富，學術自由，所以競爭激烈，欲達到國際最高水平確乎是一場戰鬥。從少年立誌到青年發奮，從壯歲苦鬥到暮年再戰，何先生敢於戰鬥、善於戰鬥，最終贏得了勝利。學者的戰鬥是一個人的戰鬥，輝煌的背後是寂寞、忍耐，甚至憤鬱。何先生喜歡用的一個詞是“孤軍作戰”，但他所收獲的，卻屬於全部炎黃子孫。中華複興賴學術，戰鬥正未有窮期，何先生的回憶錄召喚著更多的人來繼續這種“一個人的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