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我們可以明白夏濟安的愛何以有那麼多的麻煩。追求愛的過程同時也是他的本能與他的信仰聯手對抗“自我”的過程，而其“自我”之所以成為分析的對象，也正基於上帝和本能提供的標準。但他的“自我”太強大、太可憎了，總能抓住一切機會跳將出來把一切愛意分析至無，甚至在屢屢的失望使他產生自殺和出家的念頭之後，“自我”也能以種種現實和理智的理由使其決絕不能付諸行動。夏濟安隻能以貶斥“自我”而向“自我”讓步：“我為人悲觀傾向太強，好向根本空虛處著想，這種人實在不應該結婚，結婚後難有幸福，而且將有害妻子幸福。所以為R。E。計，頂好還是讓她嫁一個穩健踏實，少耽於冥想，心理健康的人，對她頂有利。我應該放棄。”（七月五日）“愛”的力量戰勝不了“自戀”，約束、克服“自我”的嚐試宣告失敗，夏濟安的愛情故事是一出理智的瘋狂劇，也是一個知識人的悲劇。
若幹年過後，夏濟安以魯迅的名言“背著因襲的重負，肩住黑暗的閘門”為據，發現了魯迅作品中的黑暗麵，比如光與暗、迷與悟、不願被吞噬者與食人者、人與鬼、孤獨的鬥士與其周遭的惡勢力的對比，對死亡的迷戀，對目連戲中鬼魂的喜愛等等。夏濟安認為，魯迅作品中的黑暗麵有兩個來源：“一是傳統的中國文學與文化，一是作者本身不安的心靈。”（《魯迅作品的黑暗麵》，《夏濟安選集》，第二一頁）夏濟安晚魯迅一輩，且長期浸淫於西方文學，他沒有或較少有魯迅那種作為啟蒙者要詛咒那些極想埋掉、忘掉的過去，作為文人又無法逃避傳統的緊張和失望，其日記中的黑暗麵，隻有一個來源，那就是他不安的心靈。夏濟安對人心和人性是悲觀的，普通人在他的眼中是麻木而盲目，不可救藥。他曾想寫一部小說叫《植物之鄉》，意謂普通人像植物一樣吃喝白相，糊塗度日。所以盡管古往今來的列聖早就說了無數做人的道理，但人心卻一點也沒有改善。這是因為傳道者們“懂道理勝於懂人”，道理是簡單的，人心人性卻是從來沒有向善。既不是“植物”，也不是“聖賢”，這就注定了他不可能心如止水或心情坦蕩地度過一生。一見傾心的愛意萌生之後，強大的“自我”起而拒絕，雖上帝和本能都難以與之較量，夏濟安無法把自己的心靈安頓在其中任何一處，他的心靈又成為三種力量的格鬥場，呈現為紛亂的、撕裂的狀態。這就難怪，他能對充斥著價值虛無主義的現代中國的文學創作和社會運動作出深刻的分析。他的“自我”和智性沒有成就他的愛情，但培養了他作為文學研究者的洞察力。
紊亂無序的心靈當然是黑暗的，是無法用理智使之光明公開的世界，是隻有十九世紀末以降的文學藝術才能卓越地表現的世界。但夏濟安日記中的“黑暗麵”還不僅僅是心靈不安，也是指這個包含了智、情、信並可能對他們進行分析的“我”。換言之，夏濟安以什麼身份，憑借了什麼，居然可以分析包括欲、情、知、信在內的“我”的全部？起夏濟安於地下，恐怕也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它不隻屬於夏濟安個人。有寫日記習慣的人，寫完之後，恐怕都會起疑：當我的行為、遭遇、理智、情感甚至隱秘幽微的心靈悸動等都成為語言之時，寫日記的“我”又是什麼呢？如果有這一個“什麼”在指揮著“我”的筆，那麼我們還能說，日記或者任何語言作品，能夠把全部的“我”都轉換成言說、書寫的對象嗎？從邏輯上說，隻有自我分裂之後，一部分的“我”才成為寫作的對象和內容，被作為對象的“我”並不是一個完整的“我”。正如夏濟安分析到最後發現自己並不愛R。E。，細致分析起來，完整的“我”根本就不能為日記所傾瀉或包裹，日記中的“我”不過是寫日記的“我”的冰山一角。我們隻能說“我”寫日記，卻不能說日記寫的是“我”。早有人指出，盧梭的懺悔其實是自我表揚過於自我批評。在指出魯迅作品其實就是他心靈中的“黑暗麵”之後，夏濟安也認為“魯迅在探究這種奧秘方麵沒有太大的成就”。這不是虛偽或才能短缺，而是語言的局限，也是作為“我”的人的局限。“黑暗”一經說出或寫下，還是“黑暗”嗎？披露這“黑暗麵”的“我”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虛無，是一片混沌的黑暗，語言又如何能表現？天才和成就都超過魯迅的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不是創造了對話體的“複調小說”，又何以能敘述出一大片心靈的黑暗？
文末附言：一九九八年，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夏濟安日記》，收入《新世紀萬有文庫》第二輯；二〇〇一年，該社又推出《夏濟安選集》，收入《新世紀萬有文庫》第五輯，中國大陸學者得以對夏濟安其人其說有一個初步的了解。其實，細心的讀者早在一九八一年十月，就可以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國外魯迅研究論集》（樂黛雲編選）中讀到其《魯迅作品裏的黑暗麵》一文。
夏濟安（一九一六～一九六五），筆名夏楚、馬津等，江蘇蘇州人。一九四〇年在上海光華大學英文係畢業後留校任教，一九四三年後在昆明西南聯大和北京大學外語係任教。一九四九年春從上海去香港，翌年秋赴台灣，先後任台灣大學外語係講師、副教授、教授。一九五五年春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英文係進修一學期。翌年在台北創辦《文學雜誌》，主編這份對台灣當代文學發展影響至深的刊物達四年之久。一九五九年春赴美，先後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任教並從事研究，後因腦溢血而英年早逝。
關於夏濟安在文學上的成就，台灣有人這樣評價：“他可以說是第一位從學院的圍牆裏嚴肅而讚美地向一般創作文學伸出‘援手’的人物：他的理論和批評一度成為自覺的小說作家底指針和鞭策；他創辦的《文學雜誌》把‘朝（學院）野（文壇）’的距離拉到粘合的程度；他的影響力透過台大外文係的弟子，猶顯明地擴大著。論中西文學的修養，夏濟安是海運開通以來少數翹楚之一；論見解，夏濟安所理想的中國新文學永遠擺在我們所追求的那一端；論文采，五四以來用白話文寫批評和翻譯的，沒有多少人可以趕上他。”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海內外“學院派”中率先高度評價金庸的武俠小說。
夏濟安著譯甚豐，文學方麵的代表作是研究現代左翼文學的《黑暗的閘門》（The Gate of Darkness），一九六八年由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國大陸學界較為生疏的是他在一九六〇年代寫的有關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社會改造運動的三部著作——《隱喻、神話、儀式和人民公社》《下放運動》《人民公社製的潰敗》，三者都由加州大學中國研究所出版，在英美影響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