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學界廣泛引進海外中國研究成果，僅專門叢書就有好幾種，但這項工作迄今為止還遠未完備，特別是不同觀點、不同方法的論著未能及時引進。比如著名史家何炳棣先生的《1368～1953年中國人口研究》一九八九年就由葛劍雄譯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經何先生建議，二〇〇〇年三聯書店新版更名為《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但他的另一些論著，如《東方的搖籃：新石器時代及有史早期中國技術和理念土生起源的探討》至今還未與我們見麵。此書不但涵蓋之廣為考古學界所罕見，而且在中國文明起源的一些基本問題上提出了許多重要論斷，否定了西方盛行的有關舊大陸農業及文化皆起源於西南亞兩河流域的觀點和理論。它的重要性，至少可以與我們比較熟悉的一些重要論著，如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張光直古史係列等互為補充。何先生認為，李、張的方法、材料和結論均有嚴重錯誤。盡管李約瑟畢生宣揚中國文化令國人感佩，“但在討論主要文化因素起源時，李氏深潛的西方優越感，便使他不能完全客觀冷靜地做純理性的權衡判斷，便不能嚴肅地評價所有的實物和文獻證據，便不免采用從西到東的‘激發性傳播’的預設了”（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第四二八頁，香港商務印書館二〇〇四年版。以下引用該書時，隻標注頁碼）。因此其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有關農業、青銅和天文三個方麵的曆史解釋都是錯誤的。至於張光直先生，錯誤更為嚴重。比如他認為所有原始耕作都是遊耕製，仰韶人也采用所謂“砍燒法”，而何炳棣則以翔實的史料證明，在具有“自我加肥”功能的黃土地帶，自始出現的就是村落定居的耕作製度。“張光直六十年代初撰《古代中國的考古》時，完全不知利用中國地質方麵不少篇華北土壤各層的孢粉分析報告。我有關中國農業起源中、英論文和中文專刊陸續問世之後，他才不得已多少用了一點此類資料以求補救他的看法。最不可思議的是他仍然完全不用華北黃土地帶不少地點的孢粉分析，偏偏隻引用遼東半島普蘭田和台灣某地的孢粉分析，冀能證成他華北濕潤多林木古自然環境的立論。生平所遇，偏見如此之深，思維如此疏失的學人實在罕見。”（第四〇二頁）中國文化的起源是個大問題，不同方法和觀點之間完全應當展開競爭，誰是誰非需要進一步研究，但一麵是李、張之書一版再版，另一麵是何著無由得讀，這就可能導致我們對海外中國研究成果乃至對中國古史的片麵了解。
古之作者，於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後，通常會別作一篇，述先世，敘經曆，發凡例，明旨意，附於書尾，俾使後人知人論世、評論得失。雖然，何先生老當益壯正以其畢生之學集中闡發華夏文化的“宗法基因”，我們也期待他在思想史研究領域迭有創獲、不斷奉獻，但一個年逾八旬、成就顯赫的老人無疑可以也應當回首往事、總結一生，以其豐富的經曆、深湛學思啟示後人。史學原是記憶之學，它根據史料重建過去於依稀仿佛之間，從廣義上說，人類的一切經驗和事件都有研究的價值，學者的生平就是其所屬曆史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何先生積久成習，不但有意識地把回憶錄寫成其全部論著的一個導論，而且自覺地使之具有豐富的史學意義。
首先，何先生的回憶錄大量敘述其家世背景、校園生活、社會交往、學術形勢、學術論爭等大半個世紀以來的中、美社會文化方麵的材料。對何先生個人來說，朝花夕拾，親切而溫暖；對於讀者來說，這既是一個學者的知性探索史和研撰發展史，對研究現代中國文教史、海外中國研究史的具有重要價值。比如一九三〇年代北平學潮洶湧，何先生以當事人的身份指出：“30年代清華教授和大多數學生卻都認為南京政府是唯一有組織的抗日力量，而學生會和北平學聯等之一再暴露其居心和行動，正是為了削弱和顛覆這個力量。”（第八九頁）何先生自幼即仰慕哈佛，最後卻選擇了哥倫比亞大學，其原因與留學生在中國的勢力、地位有關：“大戰後中國以五強之一的地位，必然需要大批人才；而在中國‘校友’關係似乎比在其他國家更重要些。在中國高知中，再沒有比哥大校友更顯赫的了。”（第二〇六頁）在外交、哲學、教育界、政治學、經濟學、地質學、化工學等領域，執牛耳的都是哥大留學生。何先生求學治學多在中美名庠，所遇多為老師碩儒，他不憚其煩地回憶當時學校的教育理念、課程設計、教學程序、考題內容、答辯範圍等等，也評論性地追憶了一些中外著名學者的學術觀點、治學特點乃至個性風格等等，不但令關心學術史的讀者興味盎然，也是當代學術教育特別是史學教育所必須參考的。比如享譽海外的楊聯陞的方法之一：“日本的中史學人，史料用功之勤遠超一般中國學人是公認的事實。楊聯陞兄治史訣竅是先以日人著述為‘引得’，不時再加自己窮檢遍翻所獲的心得，所以在海外漢學界贏得博學無雙的美譽。”（第三七五頁）何先生的經曆還為現代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提供了佐證。如一些前輩學人每有憶及留美期間所遭遇的種族歧視，但何先生卻感到，留美學人是否受到歧視，因人、因時、因地而異，不能一概而論。“其中最基本的事實是二次大戰後來美的中國人大都是高知，不再是苦力工人了；中美友好關係方興未艾也大有助於兩國人民的接觸。”（第二七一頁）在修完博士課程、撰寫博士論文之前的口試中，何先生回答其導師“哲學激主義”的“激進”究竟是什麼含義時說：“在邊沁時代的英國‘激進’絲毫沒有用暴力推翻政府及從事社會革命的意思。……‘radical’的真意與字源接近，指根本的意思。換言之，邊沁及其信徒從理論上力求從最根本處（如假定的人性避苦趨樂論）出發。但在政治實踐上當時高知與政客認為主張全民普選者是激進分子。就邊沁學派而言，‘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推到理論極端，勢必引到全民普選不可。”又如英國憲法史上有三個意外的人事因素有利於議會主權的發展，包括掌握財務的紐卡什公爵以腐敗維持議會多數席位的行為：“英國史上出名的‘腐敗’一章，與傳統及當代中國的貪汙豈可同日而語？”（第二三五、二三八頁）如此等等，對我們今天研究相關問題都極有幫助。
其次，何先生的回憶錄是其史學研究的繼續和深化。一九五〇年代末，何先生根據明清兩代登科進士錄、進士三代履曆、同年齒錄等最精確的原始史料研究明清社會流動，發現明清五百五十餘年間，三品以上能享有“蔭”的特權家族的子弟所占進士尚不及百分之一，可見世家大族無法防阻其長期“下向”流動。但後來美國研究中國家庭製度的重要學者，如著有Statesman and Gentlmen：The Elite of Fu-chou， Chang-hsi，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一九八六年）的Richard Hymes和著有Political，Social，and Cultural Reprodu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九九一年）的Benjamin A。Elman等人卻突出家族、婚戚對向上社會流動的功能，並批評何先生低估了家族的積極功能。在回憶錄中，何先生除根據史料進行反批評外，更以自己的家世證明家族功能的有限性。金華何氏一門四房，何先生的堂兄何炳鬆和堂侄何德奎都是早期的官費留學生，前者曾任暨南大學校長，後者官至上海市副市長，是何氏家族的“英雄”和“柢柱”，但“以何炳鬆在自由職業裏地位聲望之高，他隻能負擔本房侄兒女的生計……德奎收入最高，能援引長房之外四房的族人為工部局小學教員，主動惠及遠在平津的第三房的小堂皇叔。但他主要支援的還是長房堂皇弟德華”。“回到帝製晚期，族中最成功者都無法保證本房本支每一世代都能通過科舉而延續其成功（事實上大多數都是不可能的），又怎有無邊法力澤及嫡堂、再堂、五服內外的同姓者呢？”所以一個家族能否維持或改進其社會地位，最主要的還是看族中有沒有傑出的新血。“我希望本章‘附錄’中金華何氏一族四房情況第一性的追述能有助於正確了解現代中國家族的功能及其限度。”（第二四～二五、二九頁）在許多地方，何先生通過回憶生平的方式重申、強化了其史學研究的方法、程序和結論，使其回憶錄成為其曆史寫作的一個有機部分。學者的回憶錄從來都是不隻屬於學者個人，但像何先生這樣把個人的身世經曆與其所涉及的史學論域內在一起來的卻不多見。比如何先生尊敬的前輩史家蔣廷黻、蕭公權等人的自我回憶就較少學術思想方麵的內容。
最後，何先生的回憶錄啟示了一種治學的門徑。作為一位真正自覺的學者，何先生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生活都奉獻給了史學，其自然生命與學思曆程和諧統一，所以，毫不奇怪，何先生的幾項重大研究幾乎都是由偶然的因素誘發的。
第一次是一九五二年決定轉向國史研究時，燕京學長杜聯喆以其研究“商籍”的論文見示，何先生由此了解到清代的“商籍”並非反映一般商人，而僅指兩淮等幾個鹽商區為鹽商子弟考生員所設的專籍。“這使我眼界大開，馬上聯想到古老的中國，曆代製度上的若幹專詞不可望文生義就去應用，必須窮索其真實內涵及其長時期的演變。從第二周起我就試以兩淮鹽商為此行研究的對象。”（第二七一～二七二頁）這就是他第一篇國史論文《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主義研究》的由來。也是用這種方法，何先生在翻閱《清實錄》及一些省誌後，竟能對明清賦役製度中兩個最根本的專詞“丁”和“畝”做出“初步的、革命性的定性和詮釋”，完成其《中國曆代土地字數考釋》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