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在霞村的時候》絕非僅僅譴責鄉民愚昧保守的心理，丁玲在其中表達了自己對革命與性的困惑。在道德上，女性身體既作為孕育生命的神聖之所受到膜拜、作為欲望享受之源受到期待，也被視為藏汙納垢的不潔表征和倫常禮教的勁敵而受到譴責。對其膜拜是巫術的、藝術的，對其期待是個人的、私下的，獨有譴責是可以公開的、倫理的。不但男性社會是如此，女性也是這樣：“尤其是那一些婦女們，因為有了她才發生對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聖潔來，因為自己沒有被敵人強奸而驕傲了。”貞貞在霞村是不可能得到理解和認同的。在政治上，女人一方麵是紅顏禍水，誤國害民，另一方麵又可以以性為工具操控敵人，為國立功。在日軍蹂躪貞貞身體的同時，遊擊隊也利用貞貞的身體獲取情報。正因為女性身體既美好誘人又異常危險，男性社會才對之既肆意使用又嚴加防範，以至於連貞貞自己也甘受對自己的肉體忽視與摧殘。丁玲於此提出的是：兩性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在以“解放”為動員的革命中是否能獲得解決？女性的遭遇能否通過政治革命、階級鬥爭、民族獨立而有所改變？
丁玲與貞貞仍有很大差別：丁玲是因為身體與情感的需要而被迫和政治上有問題的“丈夫”同居，貞貞是為抗日而與日本人“睡”，不過無論是底層愚昧的民眾還是一些高級官員，對與敵人有過性行為的女性都不能原諒。革命者改天換地拋棄一切舊倫理，但仍然持有嚴格的“貞節觀”：性行為隻能在革命內部施行。一九五八年對丁玲進行再批判的時候，有論者說貞貞是一個喪失了民族氣節、背叛了祖國與人民的寡廉鮮恥的女人，丁玲是在把一個日本侵略者的隨營妓女當作女神一般來美化。
四、“客人”
丁玲被捕期間，國民黨的中宣部部長張道藩與她接觸了三次，目的是要軟化她，使她的筆為國民黨服務。第一次是來看她，建議她寫文章、寫劇本。“他說他有一段戲劇材料，他願意介紹給我，供我寫作參考；如果我肯執筆，那就太好了。”第二次是用汽車請她到辦公室，再提寫劇本的事。第三次是把他自己寫的劇本送來給丁玲看看，“或者請我動筆替他修改一下”（《魍魎世界 風雪人間》，第六四頁）。劇本演出時，還送來入場券。
丁玲在獲得自由之前，中統頭子徐恩曾約她談話：
他說：“聽說你想到上海去編刊物，可以的。你要編一個什麼樣的刊物？你打算要多少錢，要用些什麼人，你說說看，我們幫助你。”我心裏想，他們果然要利用我替國民黨編刊物，我決不會幹的。我答道：“我還沒有過細地想，也沒有具體的主張，我隻是想找一家在上海的書店出版，我自己編。”他說：“當然是你編，你自己編，不過有時候大家商量一下。”（《魍魎世界風雪人間》，第一〇二頁）
這些政府大員都想把丁玲這樣的作家收為黨用，但他們可以抓捕和控製丁玲，卻沒有膽量、能力和方法直接規定丁玲寫什麼和怎麼寫，也無法直接要求丁玲服從國民黨的領導、宣傳國民黨的教義、歌頌蔣介石。同時，國民黨也不敢殺她，就像叛徒顧順章說的：“國民黨殺你，沒有好處，不合算。現在外國人為了你在同國民黨打官司。國民黨也不敢放你，怕新聞記者找你，你本身就是一個證據，你是在租界上被他們抓來的。……你的事被鬧出去了，外國也知道了，外國的一些作家名人也打電報來反對國民黨抓你，要釋放你。”（《魍魎世界 風雪人間》，第四〇頁）總之，逮捕丁玲成了他們的麻煩：既無法改造丁玲，又不能一殺了事，還得顧忌國內外輿論，他們隻能“招待”這樣一個抓來的“客人”。
政治需要文藝的讚助，權力壓迫和經濟誘惑是達到讚助的兩種基本手段。然而，知識分子仍有自己的選擇，很多作家不拿國民黨的錢卻願意接受革命的組織提供的一切待遇就是一例。不過，知識分子的選擇主要不是由金錢來導向的。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學化學係教授傅鷹就當時改善知識分子待遇的做法指出：“知識分子的要求就是要把我們當自己人，如此而已，並不需要優待。加了薪便感激零涕，那麼蔣介石給更多的錢，怎麼辦？豈不危險？看電影時，特別留著好位置，坐在這種特別座位裏，心裏就想：不是把我當客人。用現在比過去的方法教育知識分子，根本不對頭。現在比過去好，所以應該擁護現在的政府，這個邏輯用於知識分子就很危險。過去我剛回國時，住了十三間房子，五個澡盆，每月六百元薪水。按這個邏輯推下去，我豈不要反對政府？”（傅鷹：《1957年4月27日在座談會上的講話》，牛漢、鄧九平主編《六月雪——記憶中反右派運動》，經濟日報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傅鷹大膽說出了知識分子的真實需要，也對政治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不滿足於做一個“客人”的一九五七年春，他沒有料到，數月後知識分子連“客人”也做不成了——他們成了“三天不打屁股就要翹尾巴”因此需要不停“打屁股”的對象。
五、冷暖
嚴峻的政治生活使丁玲對溫暖、熱情有特殊的敏感。一九三六年在西安，她見到史沫特萊：“我轉身望她時，發現了那一對閃爍的熱情的眼睛正緊盯我。……我急忙撲過去，她雙手一下就把我抱起來了，就在她有力的擁抱當中，我忽然感到一陣溫暖。……我是不怕冷酷的，卻經不起溫暖。我許久不易流出來的眼淚，悄悄地流在她的衣襟上。”（《魍魎世界 風雪人間》，第一〇九～一一〇頁）
政治鬥爭你死我活。國民黨曾把丁玲囚禁在寒冷的莫幹山。“我整天坐在這初冬的寂靜的高山上，向往宇宙中的一切。萬物皆自由，唯獨我被困在這離地麵一千公尺高的山上，像希臘神話那些受罪的神。”（《魍魎世界 風雪人間》，第四七頁）加入到革命家庭後，因為在南京的這一段曆史，丁玲還是難得原諒：
我有時不得不長歎：“這人世實在太殘酷了，怎麼四處都像那個寒冷的凍人的冰冷的莫幹山上的世界呢？”（《魍魎世界風雪人間》，第四九頁）
應該說，就丁玲在南京的生活狀況和國民黨對她的處置來說，她受到的審查不能說是很嚴厲的，這是因為對她的審查是整風前由中央組織部陳雲等人主持的。整風審幹期間，身世經曆中有一點疑問，甚至沒有一點疑問的人也會被打成特務。廖漢生中將回憶：“一次，我參加支部審查一個姓董的幹部，他講述在白區工作的曆史時說到某年12月在杭州西湖裏劃船。主持審幹的同誌是北方人，聽到這裏，把桌子一拍，嗬斥道：‘你說的這個就是假的！12月還劃船。12月冰都好厚了，你劃什麼船？這就是假編的！’”（《廖漢生回憶錄》，第二六九頁，解放軍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這個北方的幹部不知道十二月的西湖可能還沒有結冰，他隻以個人的經驗判斷一個幹部的曆史。如果丁玲撞到這樣的審查者，她當然隻能感到冰冷。
這不隻是能否與人為善的問題。革命需要發掘人性中的敵意而製勝。一九三七年，毛澤東發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主張積極的思想鬥爭，反對講人情、論私誼的“反自由主義”。據謝覺哉一九三九年二月九日的日記，老革命曾三當時就認為：“除同誌關係外，不許有私人感情，這話不盡對。隻能說私人朋友感情是次要的，不允許超過或並重於黨的利益，而不能說私人感情須一筆抹殺，這是違反人情的。這一傾向的發展，可能走到人間的冷酷。”（《謝覺哉日記》上卷，第二八四～二八五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老革命尚有此感，何況是敏感的作家？一九四〇年，丁玲在小說《在醫院中》中描述陸萍感到的“冷酷”：“當她一置身在空闊的窯洞中時，便感覺到在身體的四周，有一種怕人的冷氣襲來，薄弱的，黃昏的陽光照在那黑的土牆上，浮著一層淒慘的寂寞的光，人就像處在一個幽暗的，卻是半透明的那末一個世界，與現世脫離了似的。”（《丁玲文集》第三卷，第二四四～二四五頁，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窯洞當然是“幽暗的”，其“半透明”的直接原因是因為有夕陽，而象征意義或許是在一個沒有屬於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的世界，包括身體和性之類都不再是獨立於組織之外的隱私。
國民黨之“冷酷”是因為它是敵人，但回到自己的“家”裏，為什麼還沒有溫暖的感覺？整風之前，丁玲可以在小說中借陸萍之口提出質疑：“現實生活使她感到太可怕。她想為什麼那晚有很多人在她身旁走過，卻沒有一個人援助她。她想院長為節省幾十塊錢，寧肯把病人，醫生，看護來冒險。她回省她日常的生活，到底幹革命有什麼用？革命既然是為著廣大的人類，為什麼連最親近的同誌也缺少這樣的愛。”但當時的形勢對丁玲要求的“愛”毫無興趣。整風期間，廖漢生中將在延安說：“對於後麵那股自由主義的空氣，我和許多從前線來延安的同誌都非常反感。我曾為此向八路軍野戰政治部副主任陸定一同誌放了一‘炮’：‘我們在前方抗日，流血犧牲，人家卻在這裏說風涼話，挖苦人！’”（《廖漢生回憶錄》，第二六四頁）原不認為你是“家”裏人，你還要到哪裏去要愛？一九五五年劉白羽批判說：“丁玲到了延安，黨和人民給予丁玲以熱忱的歡迎。……丁玲不是愛講究溫暖嗎？難道世界上還有比這更值得珍貴的溫暖嗎？”（陳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第一一七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於是，丁玲不得不為貞貞、陸萍們要溫暖一事而反複檢討直至打入寒冷的北大荒。
丁玲是好的，至少在她受到批判時她的親友沒有起來鬥爭她。“丁陳反黨集團”的另一個成員陳企霞，是在他的情人、女作家柳溪的揭發批判後而精神而崩潰。另外，羅隆基的絕望主要源於三位親友的揭發：一是和他同居十年之久的浦熙修，二是他的機要秘書邵慈雲，三是他的辦公廳副主任趙文璧。“反右”中曾一度抗爭的章乃器，因其前妻、民建中央常委胡子嬰的文章《我所了解的章乃器》而受到致命一擊。在曆次運動和鬥爭中，親友互噬、自咬自噬的現象並非個別。
六、輿論
一九三五年丁玲被捕後，眾多報紙作了同情的報道，婦女界、文化界都發出嚴正抗議，知名人士聯名發電，還成立了一個“文化界丁潘營救會”。以至於國民黨特務也對這些“社會輿論”有所顧忌，一直不敢公開承認逮捕過丁玲。在南京，除開始時搞了一下神經戰外，國民黨對她所做的是派人勸降，包括張道藩這樣的大官、顧順章這樣的大叛徒和姚蓬子這樣“轉向”的文人朋友。鑒於她的影響和輿論的力量，國民黨不怎麼敢迫害她，她可以毫不認賬地開罪張道藩這樣的人，硬是不給國民黨麵子。開始是住旅館，日用品一應俱全。在寫了一張“回家養母，不參加社會活動”的紙條後，國民黨對她隻是軟禁：在莫幹山住小洋房，在南京住的也是比較大的民房，為軟化她，還把她的母親接到南京。一九三五年冬天發傷寒病時，“我住進了二等病房，單間，一天要四五元。我落落大方地交了兩百住院費。果然醫生、護士川流不息地來到病房。……我按醫生說的，臨時雇離一個保姆守夜，她為我全身按摩”（《魍魎世界 風雪人間》，第七九頁）。
但輿論不是永遠有力量。掌管輿論工具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就是批判丁玲的主要領導人，文藝界、輿論界的任務當然要無條件的配合：
一九五五年八月到九月，作家協會開了十六次黨組擴大會議批判丁玲。一九五七年七月，作協再次開會批判丁玲，幾乎文藝界所有知名人士都上台發言或發表文章。二十五日大會，“會議進行中有一些人憤怒指責，一些高呼‘打倒反黨分子丁玲’的口號，氣氛緊張，聲勢凶猛。在此情況下，把丁玲推到前台作交代。丁玲站在講台前，麵對人們的提問、追究、指責和口號，無以作答。她低著頭，欲哭無淚，要講難言，後來索性將頭伏在講桌上，嗚咽起來”（李之璉：《不該發生的故事》，《新文學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因為丁玲是女人，全國婦聯也不甘落後，緊接著也召開批丁大會。
一九五八年發配北大荒後，除了偶爾會得到一些同情、關心外，沒有任何一個組織、團體或個人公開為之鳴不平。像鄭振鐸、曹靖華這樣的好友也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態度，像瑪拉沁夫這樣的學生也積極批丁玲；甚至她的孩子也要與她劃清界限。北大荒生活條件極其惡劣，勞動強度遠遠超過丁玲所能承受的程度。“我咬著牙，強打精神，汗如雨流，跟在人家後麵幹。”（《魍魎世界 風雪人間》，第二六六頁）她剛把煙拿出，一些的姑娘們就叱責道：“什麼東西！不能抽煙！”她想午睡，還沒有倒下身去，就人叫了起來：“她怎麼也敢睡覺？！她怎麼能和我們一樣？我們是革命派，我們休息，她也休息，那怎麼成呢？”“出去，出去！下地幹活去！你還配睡午覺！”（《魍魎世界 風雪人間》，第二五九～二六〇頁）總之，“對於從京城官場、文壇全身而退的丁玲來說，沒有一個從容做人的生存環境，沒有一個抬頭平視的人性感覺，情感交往上的枯竭比起物資條件的困苦還更可怕，更使人的情感演變成那種卑微的易碎品”（《人有病 天知否》，第一三七頁）。
國民黨禮遇丁玲的原因之一，是名作家的聲望。革命者似乎也認可這一點。一九四〇年《中央組織部審查丁玲同誌被捕被禁經過的結論》中有一段話：“據一般內戰時代國民黨對付被捕共產黨員的情形，則丁玲同誌被捕後的經過，許多地方是值得嚴重懷疑的，但是估計到丁玲同誌當時的社會地位（是黨外活動的女作家）及當時上海文化界的營救運動，丁玲同誌未被殺戮，而國民黨也沒有多方逼她自首，反給她優待和最後任她離開南京，這種特殊情形也是可能的。”一九四九年後，丁玲已沒有獨立於組織之外的社會地位，而“輿論”雲雲是可以調控的，所以“反右”時對這一切已無須顧忌。毛澤東一九五七年會見捷克斯洛伐克訪華團時歡快地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搞文學的很糟，丁玲這樣的人，是一個大作家、黨員。現在很好，可以把她趕出去了，趕出去更好辦，文學藝術會發展。”（《文人毛澤東》，第四三五頁）
七、粗野
當丁玲在延安因為和馮達的關係受到指責和辱罵時，一些領導人是諒解的：
恩來同誌還說，你要幫助那些不熟悉白區情形的同誌了解情況，你們原來是夫妻；那時的實際情形也是“身不由己”嘛。而一些經曆過國民黨的恐怖統治、在我們黨組織部門工作的同誌對此是容易理解的。他們都曾為此默然良久。他們說：“這是很難怪你的。”（《魍魎世界風雪人間》，第四九頁）
白區的情報工作風險很大，但這裏沒有戰陣廝殺，他的工作成績也不是擴大地盤、分獲浮財。這很容易引起相信靠武力打天下的根據地將士們的不滿。因為要搞統戰和獲取情報，就要與國民黨及各種上層人士打交道，情報人員的社會關係比較複雜，潘漢年還見過汪精衛，所以政審起來就比較麻煩；加上情報人員要經常出入公館、酒吧、舞會、公園之類的場合，衣服要整齊，談吐要文雅，要過資產階級的生活。而在根據地就完全相反，張國燾到鄂豫皖蘇區後發現：“在這個村莊的廣場上，有成百的傷病兵，曬著春日早晨和暖的陽光，解開衣服在捉虱子。……有一種荒謬的說法：‘身上虱子越多，革命的資格就越老！’”（張國燾：《我的回憶》下，第二〇六頁，東方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凡此種種，白區地下工作者和根據地戰士之間就自然產生思想情感上的差異，進而演變為農村與城市、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
比如刮胡子。戰陣廝殺的人不會經常刮胡子，而主要在城市社會中活動的地下工作者卻不能整天胡子拉碴。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就嘲諷地說：“蔣介石的陰魂在城市沒有走，他們的臭氣染我們，與他們見麵，要剃頭，刮胡子，學紳士派頭，裝資產味，實在沒有味道。為什麼要刮胡子呢？一年剃四次頭、刮四次胡子不是很好嗎？”“跟資產階級、土豪劣紳搞在一起，正襟危坐，學資產階級的樣子，剃頭、刮胡子，一天刮三次，都是從這裏學來的。”（李銳：《大躍進親曆記》下卷，第一〇五、一二二頁，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當然，毛澤東也隻是說說而已。一九四九年後，毛澤東自己也是刮胡子的。不會一天刮三次，但三天刮一次總是有的。事實上，盡管曆次運動中，白區幹部因其“資產階級樣子”挨整最多，但已經進城的紅區幹部也日益“資產階級化”了。所以在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下決心：“這一回要恢複軍事傳統——紅軍、八路軍、解放軍的傳統，恢複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要把資產階級思想作風那一套化掉，我們‘粗野’一點，是真誠的，是最文明的；好像文明一點，實際是虛偽的，不文明的。恢複供給製，好像‘倒退’。‘倒退’就是進步，因為我們進城後退了，現在要恢複進步，我們帶頭把六億人民帶成共產主義作風。”（《大躍進親曆記》下卷，第一〇六頁）
但沒有人喜歡“粗野”，包括毛澤東。一九四九年以後，毛澤東喜歡去的地方如杭州、長沙、上海、武漢、廣州，都是富貴溫柔之鄉。著名的西湖劉莊，更是他經常下榻之所。“毛主席在劉莊的住所，建在伸入西湖的半島上，三麵環湖，風景秀麗，建築是中國式的園林別墅，高大方正，坐落在高大古木和花草叢中，雖盛夏亦不覺炎熱。”（吳冷西：《十年論戰》，第五六五頁，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一九六二年春節過後，李新等人應吳玉章之邀到西湖遊覽。“當時困難時期尚未完全過去，到處能見到‘民有菜色’，而我們這些沾邊特權的人，卻能優哉遊哉地盡情遊覽。名義上按規定付賬，實際上還是高檔免費。而我們卻安之若素，視為當然，可見享受特權者要打破特權實非易事。如果說‘浮誇風’、‘共產風’是由於領導人頭腦發熱而受了欺騙，那麼這些在困難期間修建起來的高級樓堂館所，領導人親自住在裏麵，能說什麼也不知道？一方麵三令五申反對修建樓堂館所，一方麵舒舒服服地住著高級館所，不但未受罰，反而升了官，這便是樓堂館所以屢禁不止的真正原因。”（《回望流年——李新回憶錄續編》，第一〇二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八、“文學史上少有的事”
一九五七年七月以後，中國作協連續開會批判“丁陳反黨集團”。壓力之大，以至於隻開了幾天會，挨批者即紛紛認罪。後來周揚在總結報告中如實地說：“十六天的會議就揭露出一個反黨集團的活動，這在文學史上恐怕也是很重要的、過去少有的鬥爭，翻一翻過去的曆史來看，恐怕都是很少有的事。”（《人有病 天知否》，第一一三頁）
周揚用了“恐怕”一詞是極為準確的。一方麵，把一個追隨黨二十多年、享有盛名的革命作家打成反黨集團當然是重要的，在文學史上確實是少有的。但這也是不確定的“恐怕是”，因為前不久的一九五五年五月中旬，毛澤東的“按語”一出，就揪出了一個規模遠較“丁陳反黨集團”為大的“胡風反黨集團”，更屬文學史少有。
事實上，要揪出一個反黨集團並不需要“十六天”，對於掌握國家命運的領導人來講，一句話就可以揪出一個。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各層各級、各行各業，“反黨集團”如過江之鯽。豪氣幹雲的領導人以開創曆史新紀元自期，不斷地創造曆史奇跡。胡喬木後來以批判《海瑞罷官》為例說：“在全國範圍內，由黨中央親自發動批一個劇本，搞得規模那樣大，這在國際上是沒有先例的。”（《胡喬木文集》第二卷，第一三三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沒有先例的何止是批《海瑞罷官》。一九六六年初，山西省晉劇團曾排演過一出晉劇《三下桃園》，主題是歌頌社會主義新風尚，有點像後來的樣板戲《龍江頌》，而與王光美、與“四清運動”、與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毫無關係。“文革”期間，劇團重排此劇，考慮到王光美與“桃園”的特殊關係，他們把劇名改為《三上桃峰》，並參加了一九七四年初的華北地區文藝調演。但就是因為這出戲寫的是“桃園”大隊的事，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發表初瀾的文章《評晉劇〈三上桃峰〉》，稱《三上桃峰》是《三下桃園》的翻版，是“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在文藝上的反映”，是“要為劉少奇翻案”。隨即在全省掀起了批判《三上桃峰》的高潮。“桃園”而外，因為《三上桃峰》的內容與馬有關，所以是凡出現牛、馬、羊等動物的戲劇，也受到批判。湖南花鼓戲《還牛》是根據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通訊《兩頭風格牛》改編的，劇情也是歌頌新社會新風尚，就因為有“牛”，也被認為是《三上桃峰》的“姊妹毒草”而受到批判。中外文化史還能找得出類似的事嗎？
革命是曆史上“少有的事”，但創造曆史上“少有的事”的動機有時卻不是革命。郭小川“反右”時是周揚的大將，“文革”中交代：“那時，文化部不太聽周揚的，管事的副部長錢俊瑞是鬧獨立性的。周揚後來利用一九五八年錢俊瑞不適當的工作方式，抓住了這個事。副部長劉芝明也看不起周揚，兩人並不見有原則的分歧。原來在文化方麵是胡喬木管，後來由陸定一主管，拉來周揚。周揚有文藝界的實權是從一九五四年或一九五五年初開始的。當時周揚手上隻有作協，當初隻有作協歸中宣部管，其他協會歸文化部管。周揚要從作協打開缺口，掌握文藝界。一九五五年底，康濯寫了一個揭發丁玲的材料，說丁玲自由主義，攻擊周揚。原來沒有準備搞丁陳的，劉白羽來作協後鬼得很，野心勃勃，對丁陳鬥爭是劉搞的。他一來作協就感到作協有一股勢力，要搞作協，必須把丁玲這一派打下去。因為反周揚的人很多，打丁玲是殺雞嚇猴，把作協的陣地抓到自己的手上來。”（《人有病 天知否》，第一一五頁）
奪權而外，還有報私仇。“文革”中張光年交代，一九五五年反丁玲時，“周揚知道我在52年文藝整風期間對丁陳有些看法，半開玩笑地說：‘現在是有冤報冤，有仇報仇啊！’”（《人有病 天知否》，第一一六～一一七頁）解放初期，周揚與一個知名人士的女兒發生婚外情，在與丁玲的交談中，他希望得到理解：“你是作家，你應該懂得感情。”丁玲則說：“你是領導，應該注意影響。”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七日，丁玲把這件事連同周揚的宗派主義錯誤一起向中宣部領導作了書麵揭發，周揚甚為惱火，曾對郭小川說：“為什麼要印發這樣的東西呢？我現在還是中宣部副部長，還讓不讓我工作嘛？要看政治問題，要看一個人同黨的關係嘛。”（《丁玲冤案及其曆史反思》）這一“冤仇”，周揚當然不會輕易忘記。當丁玲因為挨整而感到痛苦時，周說：“讓他們擔負著痛苦進墳墓去吧，你有痛苦你痛苦好了，不要抱緊我們。”（《人有病 天知否》，第一一三頁）一九七九年丁玲回京後不久，到醫院看望周揚、夏衍，但周揚對當年的行為沒有絲毫懺悔之意，他堅持認為丁玲是“變節分子”，一直等到死，丁玲都沒有聽到周揚說一句道歉的話。他是不是真的忠於革命、不原諒任何“變節行為”呢？“即使50年前，二三十歲的青年女作家丁玲有那麼一點‘變節行為’，難道在曆經滄桑的半個世紀之後，還不能得到寬恕嗎？劇作家田漢不也有那麼一點‘變節行為’嗎？為什麼周揚等人卻要用‘錚錚鐵骨’大加讚揚和悼念呢？”（袁良駿：《丁玲：不解的恩怨和困惑》，《粵海風》二〇〇一年第三期）原因很簡單：田漢一直是周揚的人，而丁玲卻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