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表達抗議，寄托希望。在一個充滿不義和苦痛的社會中，以文學來渲染仇恨、鼓動造反幾乎是天經地義。在二十世紀初期，許多心高氣盛、生活無望的青年由反抗包辦婚姻、不滿閉塞環境而流入都市，在逼仄陰暗的“亭子間”用筆和紙來抒發爆破現狀、改造社會的激情。現代文學的主流是激進的、政治的，所以毛澤東曾把左翼文學說成是另一支革命軍隊，盡管這支軍隊仍需要改造和馴化。
丁玲是左翼作家中傑出的一員，她善於發現女性的不平和苦悶，但自身卻頗具男性的叛逆和潑野，與意在徹底變革現存秩序的革命有極大的親緣性。她一九二〇年代就參與文化政治運動，後來又成為黨在文藝方麵的領導人之一，而且無論是劃為右派後受批判的屈辱還是北大荒的風雪，都沒有改變其對革命政治的認同。一九三〇年代的“左聯”期間，每次小組會，“她跟錢杏邨（阿英）一樣，隻談政治，不談文藝”（艾蕪：《有關丁玲的回憶》，《新文學史料》一九九六年第四期）。在經曆了一係列政治運動、受到嚴重傷害之後的晚年，她依然強調“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首先是黨員然後才是作家”。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魍魎世界 風雪人間》是丁玲晚年幾篇回憶性文章的結集，它記錄了一個“政治化”作家的兩段主要經曆。
一、“曆史問題”
一九三三年五月，丁玲被國民黨特務綁架，囚禁三年多，當時有丁玲在南京自首一說。到延安後的一九四〇年十月，中央組織部對她進行了審查，毛澤東親自在結尾處加了一句：“因此應該認為丁玲同誌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丁玲：《魍魎世界 風雪人間》，第三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整風期間，丁玲不但因《三八節有感》等文章而受到批評，也因補充交代一九三三年十月在南京寫過的一張紙條——“因誤會被捕，生活蒙受優待，未經什麼審訊，以後出去，願居家讀書養母”——而使自己的曆史成為問題，但其政治地位卻未受影響，還被任命為“文抗會”整風運動委員會的主任，甚至讓她主持對蕭軍等人的批判會。在延安文藝座談會集體照相時，毛澤東又特別招呼丁玲坐在離自己較近的位置。一九四九年後，丁玲成為新中國文藝界的領導人之一，一九五二年，她的小說《太陽照在桑幹河上》榮獲斯大林獎金，其作為黨員作家的聲望達到頂點。但突然間，丁玲遭遇厄運：一九五五年被扣上“反黨分子”的帽子；一九五八年一月《文藝報》發起對丁玲延安時期幾篇文章的“再批判”時，毛澤東親自為“編者按”中加寫和改寫了幾段話：“丁玲、陳企霞、羅烽、艾青是黨員。丁玲在南京寫過自首書，向蔣介石出賣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她隱瞞起來，騙得了黨的信任。”“1942年，抗日戰爭處於艱苦的時期，國民黨又起勁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實味等人的文章，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派。”（陳晉：《文人毛澤東》，第四四〇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這一斬釘截鐵的政治判決宣告了丁玲此後的悲苦命運。
丁玲的命運變遷包含著如何對待曆史問題的重要原則。
首先，既然丁玲、王實味並提，為什麼當年隻把王實味殺掉卻把丁玲留下來？原因也許是當年還用得著丁玲。對於這位以《莎菲女士的日記》震動文壇的著名作家，作家孫犁一九八〇年代還記得：“丁玲，她在三十年代的出現，她的名望，她的影響，對當時的文學青年來說，是能夠使萬人空巷的，舉國若狂的。”（陳漱渝：《丁玲冤案及其曆史反思》，《粵海風》二〇〇五年第四期）丁玲不但以其作品參與了對一代青年的革命啟蒙，而且還是最先到陝北的作家，其時革命的前景還不很明朗。顯然，在當時的環境下，打擊丁玲會在國統區左翼文化人和青年學生中產生較大震動，對延安的整體形象不利。相比之下，隻出版過一些小說和翻譯作品的王實味知名度較小，處死王實味不會削弱國統區人士對延安的向心力。丁玲和王實味就這樣分屬於不同性質的矛盾。丁玲記得：當時“毛主席說：‘《三八節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樣，《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同王實味也不同，丁玲是同誌，王實味是托派。’毛主席的話保了我，我心裏一直感謝他老人家。”（《丁玲文集》第五卷，第二八〇～二八一頁，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其次，為什麼一九四二年要保護過關，一九五八年卻不能放過？原因也許是丁玲的作用發生了變化。毛澤東一般不喜歡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具有西化色彩的知識分子。一九三七年他在丁玲住處，“遇見一群從國統區到延安抗大學習的青年。他對我笑道：‘丁玲，我看這些知識分子很喜歡同你接近，你這有點像文化人的俱樂部。’我懂得他是在批評”。但是，“毛主席統率革命大軍，創業維艱，需要知識分子，也需要作家。他看出這群人的弱點、缺點，從個人角度可能他並不喜歡這些人，但革命需要人，需要大批知識分子，需要有才華的人。他從革命的需要出發，和這些人交朋友”（《丁玲文集》第五卷，第二四九、二五一頁）。一九四九年以後，文藝和文化人仍然需要，但隻限於周揚式的“歌頌光明”而不是丁玲式的“暴露黑暗”。一九六二年七八月間，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談到如何認識形勢時，就以丁玲為反麵典型：是不是一片黑暗，還有點光明？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就是隻看到黑暗。同一件事，站在不同的立場觀察，會有不同結論。丁玲是反革命，曾經投降敵人，所以她隻看到黑暗。（《丁玲冤案及其曆史反思》）這種反複，很多人都遭遇過。副總參謀長張愛萍上將在“文革”中被打倒，一九七五年三月八日，中央任命他擔任國防科委主任。中央專案小組第三辦公室於同年十月七日做出審查結論：“經調查核實，張愛萍同誌曆史清楚，政治上沒有問題。”一九七六年，張愛萍又被認為是“右傾翻案風”的幹將，第二次被打倒。四月二十一日，汪東興在三辦關於張的審查結論上批示：應重新審查結論，請中央三辦研究處理。粉碎“四人幫”後，張愛萍又出來工作了。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央三辦建議不要再重新結論了。（張勝：《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第三四九頁，中國青年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人還是同一個人，事還是那些事，審查不審查、如何下結論，主要是看上麵與時俱變的態度。林彪事件後，毛澤東提出要為賀龍平反。一九七四年九月四日又催問：“賀龍恢複名譽搞好了沒有？不要核對材料了。”（李烈主編：《賀龍年譜》，第八〇三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對於一個人打倒也好，平反也好，應當是一件非常重大而嚴肅的事件，但在那時連核對材料都沒有必要了。所以丁玲還想討什麼公道？
再次，有權保護你就有權不保護你。丁玲享受過組織給予的榮譽。到延安後，毛澤東一度對她表現了空前的熱情：“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纖筆一支誰得似，三千毛瑟精兵。”她是郭沫若、柳亞子之外第三個得到毛澤東贈詩的作家，是楊開慧、江青之外毛澤東為之寫詩的第三個女性。此後毛、丁之間亦有一段親切隨和的交往。丁玲像其他許多高級幹部一樣，其命運不在自己手中。在《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這篇著名的講話中，丁玲提及一九五四年，一位領導曾對她說過：“作家有什麼了不起，黨叫你當，你就是作家，黨不叫你當，你就什麼也不是。”對文化人來說，這類話確實很不入耳，但在相當一個時期內又確是事實。比如郭沫若的地位，就既有其文藝上的成就，也由於組織上的認可。一九三八年，周恩來向中央建議，做出黨內決定：以郭沫若為魯迅的繼承者、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並由全國各地黨組織向黨內外傳達。（吳奚如：《郭沫若同誌與黨的關係》，《新文學史料》一九八〇年第二期）地方文藝界也是如此。一九五〇年代初，中南局宣傳部長熊複和文化部長陳荒煤告訴廣東文藝界的領導人：中央有意思要把歐陽山同誌作為廣東文藝界的一麵旗幟，你們要有意識地把這麵旗幟樹起來，同時要對他嚴格要求。（周國瑾：《無盡的思念》，《紀念歐陽山同誌》，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
“曆史問題”是重要的，但其意義要根據現實需來確定。形勢天天在變，曆史的意義也就不斷變化。延安時代，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高度評價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運動，周揚以此光榮曆史而長期榮膺重任，但在“文革”前夕批判田漢、夏衍、陽翰笙時，“三十年代”已轉化為不祥之物。一九六六年初周揚進行肺癌手術前意識到：“我身上有兩個癌。一個是肺癌，一個是三十年代。”（龔育之：《在漩渦的邊緣》，第三八～三九頁，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既然“三十年代”在毛澤東主持寫作並數易其稿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中被判定為“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組織上是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文藝思想實際上是俄國資產階級文藝評論家……的思想”，它理所當然就是周揚政治生命中“癌”。陳伯達、張春橋都參加過《紀要》的起草，當他們大批“三十年代”時，沒有想到自己的屁股也不幹淨：一九七〇年陳伯達的罪名之一是三十年代寫過《文學界兩個口號問題應該休戰》，一九七七年張春橋的罪名之一也是他在三十年代寫過《我們要執行自我批評》。
與此類似，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海一些報紙上發表中統特務偽造的《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伍豪即此時已到江西蘇區的周恩來，此事因此不難弄清。不但上海的臨時中央做了辟謠，毛澤東也在江西鄭重宣告：“事實上伍豪同誌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裏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汙蔑。”（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第三〇六頁，中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時移境遷，一九六七年，紅衛兵查到刊有這則啟事的報紙寄給江青，從此周恩來就不得不為此事一再做出解釋。直到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進手術室之前，還再度在有關材料上簽字以示清白。在另一種情形下，發現了曆史問題也可以不追究。一九七三年四月九日，周恩來對鄧小平說：“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來向毛澤東談了江、張二人的嚴重曆史問題。“毛澤東表示，他已知道有關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曆史問題的情況。”鄧小平的女兒毛毛評論說：“是的，毛澤東早就知道江青和張春橋有曆史問題。當初，為了用江青和張春橋等人發動‘文革’，毛澤東不讓提這個問題。到了現在，事情發展到這樣地步，毛澤東更不會提這個問題了。要是換了別的人，如果有所謂的曆史‘問題’，早就會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沒有什麼衡量是非對錯的統一準則。政治的需要，就是標準。”（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二七五、三三〇、三三一頁，中央文獻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
二、馮達
以著名革命作家的身份被綁架後，失去自由的丁玲沒有受酷刑或被處決，在較好的物質條件下，她還寫了《鬆子》《一月二十三日》《團聚》等小說發表，一些政府要人也常去拉攏她。一九三〇年代的南京，政治關係複雜，特務又製造了很多有關丁玲的謠言。在這種情況下，有人認為丁玲“轉向”也就不是偶然的。一向愛護她的魯迅也在信中說道：“丁玲還活著，政府在養她。”回到革命隊伍後，丁玲的曆史問題一波三折。指控她在南京自首的證據，一是她給國民黨寫一份“自首書”，二是她在被囚期間與馮達有過一個孩子。
所謂“自首書”，是指一九三三年十月丁玲在南京寫過的那張紙條。一九五八年在給丁玲的曆史問題定性時，這張紙條是最重要的證據；一九八〇年代為她平反時，中央組織部的文件也專門指出：這是“為了對付敵人”，其中“沒有誣蔑黨、泄露黨的秘密或向敵人自首的言詞”。丁玲自己認為：“我當時和現在一直認為我寫給國民黨的這張紙條沒有什麼價值，既不是叛變、自首，也不是動搖、妥協。對敵人來說，這沒有什麼用處。對我自己，則可能是擺脫敵人的一種手段。”（《魍魎世界 風雪人間》，第四四頁）
馮達是中宣部下屬的工農通訊社的通訊員，在胡也頻死後，“寂寞孤淒的時候，馮達走進了我的生活”。丁玲對他的感覺是“沒有熱。也沒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嚇唬我，不驚動我”（《魍魎世界 風雪人間》，第九頁）。
丁玲與馮達同居後不久的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晚上，馮達回來時發現他們的住處已被盯上，他們約定第二天十二點鍾以前回家，屆時如有一人未回，另一人就立即離家，並通知組織。第二天十一點半，丁玲回家時發現馮達未歸，就清理東西準備走，剛好此時曆來從容不迫的老革命潘梓年來了。“我坐在床頭急於要按規定及時離開，但看見潘梓年那樣穩定、沉著，我有點不好意思再催。”於是兩人都被衝進來的特務捕獲。幾分鍾後，特務把馮達帶進來，此後又一直讓馮達陪著丁玲，試圖勸說丁玲。丁玲認為馮達是叛徒，但馮達卻反複聲稱他是在無知中犯了罪：“他去看那兩個記者的時候，被敵人扭住了，盤問了，他竭力分辯，也無法脫身。他們說你既然是一個普通人，那你總有妻室，總有家，隻要到你的家看看，證明你不是共產黨，與共產黨也沒有聯係，就沒有事了，就立即放你。他盤算已經超過了我們約定的歸家的時間，我一定早已離家走避，而且家中任何可疑的東西都沒有，不會出事，所以說了住址。他實在沒有想到我尚未出走，還在家裏，而且連潘梓年也等在我們家裏。”（《魍魎世界 風雪人間》，第三一～三二頁）
馮達沒有講出其他同誌的地址，也沒有自首書之類；他身體較差，性格也不堅強。“隻是賭咒、罵自己，他承認犯了罪，連累了別人，是一個不可饒恕的人。但他死不承認他自首。他分辯自己沒有一點點自首的念頭。他恨自己太愚蠢，輕信了敵人的謊言。”（《魍魎世界 風雪人間》，第三一頁）丁玲相信他講的是真話，但不能原諒他。隻是兩人始終被關在一起，無法完全決裂。
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到底也還是一個人，總還留有那末一點點人的自然而然有的求生的欲望。我在我的小宇宙裏，一個冰冷的全無生機的小宇宙裏，不得不用麻木了的、凍僵了的心，緩解了我對馮達的仇恨。在這山上，除了他還有什麼人呢？而他這時隻表現出對他自己的悔恨，對我的憐憫、同情。我隻能責備我的心腸還不夠硬，我居然能容忍我以前的丈夫，是應該恨之入骨的人所伸過來的手。誰知就由於我這一時的軟弱，麻木，當時、以後竟長時間遭受某些人的指責和辱罵，因為我終於懷了一個孩子。（《魍魎世界風雪人間》，第四七～四八頁）
馮達病重後很想回廣東老家，卻又不願在此時此境留下丁玲獨自受困。他始終盡力幫助丁玲恢複自由。他們有過三年患難相依的日子，當丁玲接上組織關係找到“家”後，就毫不猶豫地離開了馮達。對於這個患有三期肺病的丈夫，丁玲沒有任何留戀。他們最後一次聯係是：“1938年我率西北戰地服務團在西安工作時。收到他從廣州寄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轉給我的一封信。信中說廣州淪陷在即，他要到香港去，希望我能為他介紹幾個香港文化界的朋友。我把這封信交給辦事處主任林伯渠同誌看過，沒有給他回信，誰知道他後來是什麼下場呢？”（《魍魎世界 風雪人間》，第一〇四頁）對有過政治失足，但不想做亡國奴的前夫，丁玲是冷漠無情的。即使如此，她和馮達的關係一直是她政治上的嚴重負擔。對丁玲這個堅強的革命作家，“叛徒”馮達心甘情願地為之效力；對於馮達這個“叛徒”，丁玲卻不能與他有絲毫瓜葛：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丁玲獲得平反後，陸定一、周揚、張光年等人仍然認為丁玲是變節分子。
除了如何正確對待曆史問題外，這裏還有一個隻屬於女革命者的問題。作為一種解釋世界、改造世界的宏觀理論，革命話語原本缺乏有關日常生活問題的解答和規範，它原則上重視女性的作用，但也沒有認真考慮過女革命者的特殊性。從“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到“不愛紅裝愛武裝”，革命話語對外有階級之分，對內有路線之別，卻極少甚至沒有注意到革命者有性別之分，承認女革命者的性征問題。因為丁玲是個作家，因為丁玲有過與馮達這個政治上的敵人同居的經驗，所以她能在《三八節有感》中嚴肅地提出這個問題。“我自己是女人，我會比別人更懂得女人的缺點，但我卻更懂得女人的痛苦。”
比如結婚和生育，這是女性無法回避的。“女同誌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而不會使人滿意的。她們不能同一個男同誌比較接近，更不能同幾個都接近。她們被畫家們諷刺：‘一個科長也嫁了麼？’詩人們也說：‘延安隻有騎馬的首長，沒有藝術家的首長，藝術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們也在某種場合聆聽著這樣的訓詞：‘他媽的，瞧不起我們老幹部，說是土包子，要不是我們土包子，你想來延安吃小米！’但女人總是要結婚的。（不結婚更有罪惡，她將更多的被作為製造謠言的對象，永遠被汙蔑。）”而且，“她們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運：有的被細羊毛線和花絨布包著，抱在保姆的懷裏，有的被沒有洗淨的布片包著，扔在床頭啼哭。而媽媽和爸爸都在大嚼著孩子的津貼（每月二十五元，價值二斤半豬肉），要是沒有這筆津貼，也許他們根本就嚐不到肉味。然而女同誌究竟應該嫁誰呢，事實是這樣，被逼著帶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開的譏諷：‘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著保姆的女同誌，每一個星期可以有一天最衛生的交際舞。雖說在背地裏也會有難聽的誹語悄聲的傳播著，然而隻要她走到那裏，那裏就會熱鬧，不管騎馬的，穿草鞋的，總務科長，藝術家們的眼睛都會望著她”。
女性的煩惱和苦悶部分地與延安的等級製有關。它意在重組權力結構和革命，沒有重組男女關係，女人的身份依附於丈夫的地位，孩子的處境取決於父親的權勢。更重要的是，女性無法找到自己在革命中的恰當位置和恰當地位。當女性基於自身的性征對組織化的男性進行抵抗時，她們被認為缺乏紀律性；當女性被迫服從組織化的男性時，她們被認為是“回家的娜拉”。革命壓倒一切，要女革命者完全不考慮婚嫁、生育是不可能的，女革命者有隻屬於她們的痛苦。正如崔衛平提問的，有多少人認真考慮過：“在如此激烈的曆史轉折時期在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又以如此的方式深刻觸及個人時，一個從新思潮走出來的婦女所隨的巨大壓力！她們如何繼續保持自己作為一個新女性的形象？如何堅持早年將她們解放出來的社會理想？如何麵對事實上處於依附地位的自己的身份與工作，而原來他們都平等的革命隊伍的同誌？如何對待婆媳、姑嫂、妯娌等等複雜的關係？如何對待一個接著一個地生孩子？她們自身的成長和發展呢？婚姻不如意或者出現問題怎麼辦？……”“沒有一本書告訴她們到底應該怎麼辦。有一本劉少奇的《共產黨員的修養》，可是沒有一本《女共產黨員的修養》。”（崔衛平：《革命隊伍中女性的不幸》，李南央等《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上海文藝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然而，即使劉少奇寫一本《女共產黨員的修養》，這些問題就能解決嗎？也許還是丁玲說得好：“這同一切的理論都無關，同一切主義思想也無關，同一切開會演說也無關。”那麼，這同什麼有關呢？至少與權力有關。一九四六年，詩人郭小川的妻子杜惠在赤峰附近搞土改，政治局委員、東北局書記高崗來了，在土改工作團的會上，杜惠發了言，因此被高崗認識了。然後高崗的秘書馬洪通知杜惠去為高抄寫文件。大概是第三天早上，“高還在炕上躺著，我照便在門旁一張桌上抄文件，外屋還有警衛員，高就叫我：‘來，我跟你說點兒事。’我過去站在他麵前，他突然從被子裏伸出手拉住我的手不放說：‘我明天就回東北局了，我想把你調到我身邊，你願意不願意跟我走？’我對他的舉動很惡心，就說：‘我不願意。’高不放開我的手，又說：‘我很喜歡你。’我說：‘我的愛人郭小川還在前方打仗，我不能跟你去，’就使勁把手抽了回來。……聽說，第二天高走時帶走了別的女青年”（杜惠：《憶小川二三事》，郭小林編《一個人和一個時代——郭小川紀念文集》，作家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丈夫在前方打仗，高級領導人在後方騷擾妻子，這是什麼行為？其實，高崗不是最壞的，因為他至少沒有動用其巨大的權力和組織的權威壓迫杜惠，也沒有打擊或迫害郭小川。
三、貞貞
丁玲的小說常以實際經曆和真實人物為基礎。比如第一篇小說《夢珂》有她自己的影子，《韋護》寫的是她熟悉的瞿秋白和王劍虹，《母親》寫的是她自己的家族等等。
一九四二年，丁玲寫了一篇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主角貞貞一年多前在日軍進攻霞村的時候逃走不及而被強暴，但此後她非但沒有自我了斷，反而混入日軍陣中，甘操賤業。當“我”到了霞村之後，貞貞也回來了，受到的是包括父母親人在內的幾乎所有鄉人的極端鄙視。“我”和貞貞進一步接觸，了解到貞貞並非自甘墮落，而是領有遊擊隊布置的刺探日軍情報的使命。為革命犧牲肉體，貞貞本應受到尊敬，但鄉民昧於實情，更兼風俗保守，自然容不下她。這個故事有一個光明的尾巴：貞貞接受了組織的安排，準備先去××治病，再找學校學習，繼續為革命工作。
有理由判斷丁玲是借貞貞來表達自己的感受。貞貞回來的第二天，“我”出去散步，第一次聽到一家雜貨鋪老板“擠著那雙小眼睛，有趣地低聲”傳說有關貞貞的事：“聽說起碼一百個男人總‘睡’過，哼，還做了日本官太太，這種缺德的婆娘，是不該讓她回來的。”疑點在於：“我忍住了氣，因為不願同他吵，就走了出來。我並沒有再看他，但我感覺到他又眯著那雙小眼睛很得意地望著我的背影。”“我”此時並不了解貞貞為革命出賣肉體的真相，即使厭惡雜貨鋪老板的這種陰暗心態，似乎也不會出現“同他吵”的念頭；而且“我”在霞村的身份是從政治部下來休養的幹部，雜貨老板怎麼敢“很得意地望著我的背影”？顯然，這是丁玲的心理投射：她與馮達生過孩子而受到嚴厲審查一事，是她塑造貞貞這一人物的內在誘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