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人道主義
一九五八年，丁玲以戴罪之身到北大荒“體驗生活”。痛苦艱難之中想到自己的冤屈，不由得對周揚等人一腔憤慨：“大人先生們嗬！你們幸運，可能一輩子也不會體會到這種滋味的。”（《魍魎世界 風雪人間》，第二〇二頁）八年後，周揚也由最高領袖極為信用的“文藝沙皇”變為人人喊打的“反革命兩麵派”。從一九三〇年代到一九六〇年代，周揚整了幾代人，手上有血，但十年的“反革命兩麵派”生涯卻是周揚晚年的護身符，他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也是被整的嘛！”無論一九七九年後周揚的“懺悔”有多大的真實性，但其思想確實發生了不小的變化，甚至被認為文藝界思想解放的帶頭人。一九八三年，周揚因為講人道主義而挨整。寫回憶錄時，丁玲可以把周揚前後的言行對照起來：
一位權威人士的話，我是一輩子都不敢忘，而引為教育的。他說：“以後，沒有人會叫你‘同誌’了。你該怎麼想？”說這話時，他那輕鬆，得意，一副先知的臉色，正是狠狠刺痛了我心靈的痛處。我從他的冷語，從他的臉色中，我悟到了人。有些人隻是掛著黨員的招牌，口口聲聲講人道主義，而實際卻往往是沒有絲毫人性的。（《魍魎世界風雪人間》，第二〇三頁）
一九八四年周揚對法共《人道報》代表團說過：“我這個人一直信奉人道主義，你們是《人道報》，我就要見《人道報》的同誌。”（李輝：《往事蒼老》，第三四九頁，花城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雖然不能要周揚為那麼多遊魂野鬼負責，但他畢竟是文藝界淒風苦雨中的呼風喚雨的人物，無論怎樣豐富的聯想，也沒有人會認為周揚“一直”是人道主義者。“反右”期間時任作協黨組成員的秦兆陽回憶說，在周揚治下，“作協太黑暗了，弄得亂七八糟，我一想起這些事就難受”。此時周揚手下的“大將”郭小川白天組織批判會，晚上卻在寫《一個與八個》，這首長詩講的是革命時期“肅反”的悲劇，心理背景卻是此時此地的中國作協：“這期間，我對於周圍的許多人都是很討厭的。我覺得，這批人勾心鬥角，追名逐利，有時又凶暴得狠，殘酷得狠，簡直沒有什麼好人。”周揚依靠邵荃麟、劉白羽等人控製作協十多年，傷人太多太狠。“文革起來時，作協一百三四十人中，有一百零八人是反周揚、劉白羽的。”（《人有病 天知否》，第一八三、二四九頁）幾乎到了人人喊打的程度，他之倒黴，不完全是冤案。當然，沒有毛澤東支持的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一文，僅僅這一百多人是扳不倒周揚的，所以周揚確實是“晚年錯誤”和“四人幫”的受害者。
一個違背同誌關係準則、處心積慮整人的人，是否能真的立地成佛，是否有權利講人道主義？這裏有兩個層次的問題。首先是理論與行動的脫節。周揚晚年認可了人道主義，也在口頭上部分檢討了過去行為，向艾青、姚雪垠等人道歉過，但對丁玲、李之璉這些受他迫害更深的人，他仍然視為異類，必欲繼續懲罰而後快。其實，即使在周揚大打出手的當年，他也沒有完全否定人道主義。一九六〇年第三次文代會上，周揚報告的主題之一是批判人性論和人道主義，但在閉幕前召集的小型會議上，周揚卻講了另一番話，其中有：“我的報告講了反對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思想，批判‘人性論’、‘人道主義’、‘和平主義’，但千萬不要反過來，主張慘境無人道，不要和平，不要民主。不要把和平、民主、人道主義的旗子丟掉。我們反對‘人類之愛’難道主張人類之恨嗎？”（黎之：《文壇風雲錄》，第二六一頁，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在批判“人道主義”的同時卻又不想丟掉“人道”的旗幟，當然是不可能的，而且大會一套，小會一套，肯定也不是周揚個人的主意。但這至少表明周揚當年對“人道主義”的某種認同。問題是，在他口頭上反對“人類之恨”的同時幹的又是什麼呢？據於光遠說，陸定一晚年承認：“我在中宣部的十幾年中，無非是整完了這個之後接著再整另一個人。”周揚聽說此話後，苦笑著說：“可不是麼！事情就是這樣。”（於光遠：《周揚和我》，王蒙等主編《憶周揚》，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周揚可以成為人道主義的理論倡導者，卻不大可能成為人道主義實踐者，以至對他了解較多的黎之也認為：“我不懂得周揚如何從激烈的抨擊‘人道主義’到以肯定的態度研究‘人道主義’的思想轉變過程。”（《文壇風雲錄》，第二一六頁）
其次，對丁玲的批判不是周揚等人所能完全負責的。周揚並不是逢人就整的施虐狂，“反右”時既狠批丁玲、馮雪峰，也保護了舒群等人。據漫畫家華君武說，周揚在中宣部掌握的原則是“可劃可不劃的就不劃”，政治上並不是那麼尖銳、那麼厲害。要整垮丁玲這樣地位的作家，首先要有一定的政治形勢。一九五六年冬，政治氣候相對溫和，根據丁玲的申訴，中宣部審查丁玲問題的專門小組經過內查外調，準備推翻一九五五年給丁玲所作的結論，周揚也承認一九五五年的批判是不應當的，“反黨小集團”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但“反右”開始後，陸定一表示：對丁、陳的鬥爭要繼續。周揚再度主持批丁會議，丁玲的合理審訴成了“配合資產階級右派向黨猖狂進攻”，終被開除黨籍。其次還要有最高領導的同意。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周揚在中宣部部長辦公會議上說，一九五五年對丁玲的批判不是他建議的，而是黨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當時還在毛主席麵前講了丁玲的好話。一九七九年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周揚曾談到“反右”時的情況。他說：“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彙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我當時常常說‘在劫難逃’，許多人聽不懂。”（高華：《從丁玲的命運看革命文藝生態中的文化、權力與政治》，《炎黃春秋》二〇〇八年第四期）丁玲也明白自己被打倒是毛澤東的主意。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她在給丈夫陳明的信中說：“是的，我承認我是反黨……1957年時，我們是因為覺得那是最高領導點了頭，我們認為一切都應該隻有接受，以後也是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時，更不敢違抗。”（《丁玲冤案及其曆史反思》）
以階級鬥爭為主題的政治文化內在地具有殺傷性。丁玲在這一體製中的作為，也不都是令人稱道的。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在延安召開的“魯迅逝世六周年紀念大會”上，蕭軍為“王實味事件”與丁玲等人發生爭論，從晚上八點一直論戰到淩晨兩點，氣氛緊張。大會主席吳玉章眼看無法收場就勸解說：“蕭軍同誌是我黨的好朋友，他今天發了這麼大的火，一定是我們有什麼方式方法上不對頭，大家以團結為重，互相多做自我批評吧！”蕭軍受到感動，平靜地說：“我先檢討檢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錯，行不行？你們是不是也應該考慮一下你們的百分之一……”丁玲卻站起來答曰：“我們一點也沒有錯，你是百分之百的錯！告訴你，蕭軍，我們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丟掉你一個蕭軍，不過九牛一毛……”（王德芬：《蕭軍在延安》，《新文學史料》一九八七年第四期）袁良駿在一九八〇年代研究丁玲時，就有人對他說：“你不要同情丁玲。丁玲如果掌了權，整起周揚來，也絕不會比周揚整她差。”（《丁玲：不解的恩怨和困惑》）當然，不能因為丁玲也可能整人就取消整人者與被整者的區別。也許丁玲的自我意識比較清楚，所以她從來是以革命作家而不是以人道主義者自居。
十、組織
“反右”期間，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曾對被批的馮雪峰說：“黨不是抽象的。”“周揚是代表黨來領導文藝工作的。”（陳早春、萬家驥：《馮雪峰評傳》，第五二七頁，重慶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郭小川也在陳笑雨等人的批判稿中加上：“黨委托周揚同誌來領導工作，因此反黨必須反對人——就是周揚同誌等……通過周揚同誌等體現出來的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一條紅線。”（《人有病 天知否》，第一七四頁）頻仍的運動使受害者也認識到這一點。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的會議上，馮雪峰就這樣檢討說：“我過去認為我隻是反對周揚而不是反黨，這在認識上是錯誤的。反對周揚其實就是反對黨。……今後要接受周揚在文藝工作上的領導，團結在周揚周圍把文藝工作做好。”（《馮雪峰評傳》，第五一〇頁）周揚的親信張光年也發現，“周揚在哪裏工作，就要派人到處把關，派你去把守，你就得跟他走”。不跟他走的，就要整。陳湧曾是周揚的得力助手，並做過他的秘書，被打成右派時，張光年想要周揚保他一下，周揚一聽就火了：“我就恨這種人，看到這條船要翻了，就趕快往那邊跳。”（張光年：《回憶周揚》，王蒙等主編《憶周揚》，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黨是基於一定的政治主張和路線建立起來的政治組織，黨的生命是路線，黨的軀體是組織，從事黨的工作的是各級領導人及其普通黨員。從理論上說，服從黨首先是服從黨的路線，其次是服從黨的組織，最後才是服從領導者個人。但組織由人構成，路線由人製定，所以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常常是領導者個人執行黨的路線，代表黨的組織。比如在丁玲麵前，周揚因為是中宣部副部長，就可以代表黨，丁玲就不能不接受周揚的領導。隻不過，周揚隻習慣他自己代表黨，對其他代表黨的人似乎認識不清。一九八三年，周揚因人道主義、異化論等受到胡喬木的批評。據秦川回憶，在三月二十一日胡喬木召集的小會上，周揚看完鄧力群起草的中宣部給中央的報告後，“突然，他舉起那本報告，擲到喬木麵前，連聲說：‘這樣做法不正派，不正派，這樣做法不正派！’坐在對麵的喬木大概震驚了，‘你說什麼？說中央不正派？’周揚憤怒了：‘你們這樣不正派！’瞪大眼睛的喬木把頭伸過來，麵對周揚：‘你這是反中央！’周揚：‘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對你胡喬木這個具體的中央委員。’喬木：‘你這是反中央政治局！’周揚：‘我隻是反對你胡喬木這個具體的政治局委員！’”（顧驤：《晚年周揚》，第六五頁，文化藝術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自然，在政治局委員胡喬木麵前，他這個中宣部副部長的抗議是無力的。不久，周揚成了植物人。
一九五七年批馮雪峰時，“邵荃麟反複暗示過，隻要他按照周揚的口徑承認錯誤，‘為了黨的利益’犧牲自我，就可以保留黨籍，當他按照周揚要求作了一切而終被開除黨籍時，就覺得受了騙……幾次在辦公室外裏哭泣過，訴說自己被‘說服’的過程”（《馮雪峰評傳》，第五二八頁）。馮雪峰後來對牛漢介紹說：“反右後期，有一天，荃麟來找我，向我透露了中央對我的關懷。我很感激，激動地流出了眼淚。我不願離開黨。荃麟對我說，‘中央希望你跟中央保持一致。’向我提了一個忠告：‘你要想留在黨內，必須有所表現，具體說，《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所引起的問題，你應當出來澄清，承認自己的責任，承認自己當時有宗派情緒，是在魯迅重病和不了解情況之下，你為魯迅起草了答徐懋庸的信。’我對荃麟說：‘這個問題有人早已向我質問過，我都嚴詞拒絕，我決不能背離曆史事實。’之後我痛苦地考慮了好幾天才答複。我意識到這中間的複雜性，荃麟是我多年的朋友，過去多次幫助我渡過難關，這次又在危難中指出了一條活路。上麵選定荃麟來規勸我是很費了番心機的，他們曉得我與荃麟之間的交情，換了別人行不通。他們摸透了我的執拗脾氣。當時我的右派性質已確定無疑，黨籍肯定開除。麵對這個天大的難題，我真正地作難了。我深知黨內鬥爭的複雜性，但也相信曆史是公正的，事情的真相遲早會弄明白的。但是這個曲折而嚴酷的過程可能是很漫長的，對我來說是難以忍受的屈辱。我對荃麟誠懇地談了我內心的痛苦。荃麟說，先留在黨內再慢慢地解決，被開除了就更難辦。但我知道荃麟傳達的是周揚等人的話。實際上是對我威脅。荃麟不過是個傳話的人，他作不了主。我清楚，荃麟說的中央或上邊，毫無疑問是周揚。在萬般無奈之下，最後我同意照辦。這是一件令我一生悔恨的違心的事。我有好多天整夜睡不著，胃痛得很厲害，我按他們的指點，起草了《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有關注釋。我以為黨籍可以保留了。但是，我上當了。我最終被活活地欺騙和愚弄了。為了自己的人格和尊嚴，最後隻有一死，以證明自己的清白。我幾次下決心到頤和園投水自殺。但我真的下不了這個狠心。我的幾個孩子還小，需要我照料。妻子沒有獨自為生的條件，再痛苦也得活下去，等到那天的到來：曆史最後為我澄清一切。”（牛漢：《為馮雪峰辯證》，《讀書人報》二〇〇〇年一月十八日）
二十多年後，周揚也不得不忍受他當年施加於馮雪峰的委屈。一九八三年“反精神汙染”期間，胡喬木“勸周揚檢討，他說隻要反省幾句，這場批判就可了結。……周揚開始執意不肯檢討，經不起胡喬木再三‘誠懇’的勸說，答應接見記者講幾句。沒想到媒介立刻在電視和廣播上廣為傳播，仿佛是對廣大讀者說：你們瞧，周揚犯了嚴重錯誤，檢討了，而批判他的人證明是正確的，更有理了，也更起勁了，對周揚的批判向前推進了。……周揚並沒有真正過關，事情沒有了結，周感到自己受了騙，但又說不出這樣的話，於是就鬱鬱不樂”（《周揚和我》）。終至以植物人而告別人世。
既然個人可以代表組織，那麼地位越高就越能代表組織，就像胡喬木之於周揚一樣。但有時也會出現縣官不如現管的現象。川籍女革命家胡蘭畦一九二一年就在惲代英的影響下參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盡管表現極好，但因為她的丈夫陳夢雲是川軍軍官（傾向革命，與中共友好），李淑寧（即著名的抗聯女烈士趙一曼）等人就是不同意。一九二七年五月，熟悉她的陳毅到軍校擔任黨委書記，支持她入黨，並向“軍校黨組織介紹過我，但李淑寧等人始終不表態。……於是我入黨的事，也就從此沒有消息了”。陳毅是李淑寧的上級，說話也沒有用。一九三〇年在德國，得到廖承誌的幫助，胡蘭畦終於入了黨，成為“德國共產黨中國語言組”一員。一九三二年二月，因為她批評過該小組的一位同誌挪用一千多馬克的黨費等原因，就被小組開除黨籍。“我簡直無法想象，一個黨組織能這樣隨便處決一個人的政治生命的！”在她提出審訴後，德共中央正式宣布恢複她的黨籍，但“某些同誌表麵上也沒有異議，但內心卻並不願意照著執行。果然，會議結束後，他們仍沒有立即將黨證發還給我，也沒有再通知我開過會”（《胡蘭畦回憶錄 1901—1936》，第一六〇、二四三、二五五頁，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看來，德共中央也不能把自己的意見貫徹到一個黨小組中。胡蘭畦因此一直是民主人士，一九四九年後隻能在政協掛名。
在嚴格的意義上，反對黨的幹部不一定反黨，但反對黨的幹部與反黨的關係又是不斷變動的。一九五七年十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下發的《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第三條規定包括：“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為目的而惡毒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人員、汙蔑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汙蔑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組織原則。”但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社論《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卻說：“任何一個地區，任何一個單位的黨組織，都必須無條件地走群眾路線，接受群眾的監督和批評，決不允許以任何借口拒絕和壓製群眾的批評，更絕對不允許把批評自己的群眾打成‘反黨’，‘反黨中央’的‘反革命分子’。黨中央就是黨中央，如果違背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違背了毛澤東思想，為什麼批評不得？為什麼反不得？為什麼人家一批評，就叫做‘反黨’，‘反黨中央’，‘反革命’？”對於這個矛盾，朱正這樣解釋：“1957年的說法，黨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一個一個具體的基層組織組成的，因此，凡是‘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領導’的，就應劃分右派分子。這差別是因為1957年是全黨一致地要在右派猖狂進攻麵前保衛黨的領導；而1966年卻是要從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中奪權，就唯恐天下不亂了。同樣的言行，在1957年要劃右派，在1966年卻被看成是革命。右派分子也不必悲歎自己生不逢辰，不該‘超前’了幾年。因為文化大革命初期頗為風光的造反派，到1982年整黨時，其中不少人都屬於受到清查和處理的‘三種人’了。”（《1957年夏季》，第五〇一、五二五頁）其實，不用等到一九八二年，造反派中的精英分子一九六八年就受到控製了，一些代表人物七十年代初就被捕了。說到最後，任何反對黨的領導幹部的人，即使沒有反黨，也是絕對不應該的。
十二、蓋棺論定？
一九七九年平反後，丁玲的處境並不都是和風細雨的，因為她身處複雜的文壇。一九八三年批“精神汙染”時，中宣部召開會議，張光年、劉白羽都作了發言，丁玲接著說了幾句表態的話。“結果發表時丁玲成了打頭的，他們縮在後麵，要她承擔‘左’的責任，很可怕。”（《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第二五七頁，三聯書店二〇〇八年版）
丁玲病重時，胡啟立、薄一波、習仲勳、餘秋裏、王震等重要領導人都到醫院探視；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逝世後，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當晚就播發了新華社的電訊；時任中顧委主任的陳雲特意交代：一定要替他送一個花圈。如此哀榮，是一般作家難以想望的，但中國的事情就是有奧秘。此時官方要發一個《丁玲生平》，初稿中有“丁玲同誌是受‘左’的錯誤迫害時間較長、創傷很深的作家”一句，作家協會堅持要取消，家屬陳明堅持要寫上。雙方互不相讓，一大堆專門為喪事而來的人隻好幹等著。直到習仲勳認為“不應刪去”，告別儀式才於三月十五日舉行。
作協還要做文章，它把“訃告大量往下發給各省不能來的作家而少給在京的作家”，意欲縮小這個黨的總書記都送了花圈的追悼會的規模，以至於鄧穎超辦公室和著名作家秦兆陽都在追悼會後詢問何以沒有收到訃告。（周良沛：《丁玲傳》，第八二五～八二六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類似的事不止發生在丁玲一個人身上：
一九七九年決定為馮雪峰平反時，有關部門征求正在醫院的夏衍的意見，夏不顧病魔纏身極力反對。由於他的幹擾，原定於一九七九年四月召開的追悼會不得不推遲到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胡風去世後，因為家屬與文化部（胡風生前的單位）在悼詞上有爭論，遺體隻好在冰房裏保存了兩個月。這就是聶紺弩說的：“死無青蠅為吊客，屍藏太平冰廂裏。”家屬實在等不及，八月初自行辦理火化。直到次年一月十五日，也是由習仲勳拍板修改悼詞，追悼會才正式召開。而胡風的全麵平反，則還要等到一九八八年六月中央辦公廳發文。
這裏反映出三個問題。第一是名人與單位的關係。作家協會算不得什麼權力部門，但丁玲屬它管；丁玲是作家協會副主席，但“協會”之類社團，掌權的從來是“黨組”。作協秘書長郭小川“感到作協亂七八糟，勾心鬥角，他很想離開”。作協黨組成員秦兆陽的印象是：“作協太黑暗了，弄得亂七八糟，我一想起這些事就難受。”（《人有病 天知否》，第一七六、一七九頁）中央尊重丁玲的地位，但丁玲不能大事小事都找習仲勳，具體事情還得靠作協。在單位製下，任你是怎樣的名人，單位都有機會收拾你，而且越是名人就越要擺平你。
第二，政策和政策執行者的關係。一九八四年八月，中央組織部決定恢複丁玲的黨籍，政治局委員胡喬木親自過問。但在征求意見時，陸定一、周揚都甚為不滿，主持作協工作的張光年還把文件壓了許久。這些領導人可以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不完全執行中央政策，繼續給丁玲穿小鞋。曆次政治運動傷人的重要原因是各個單位都有宗派，握有權柄的人趁機清除對手，陸定一、周揚、夏衍、張光年等人對胡風、丁玲等人的平反，都有不同程度的抵製，他們可能認為自己比中央領導機構和中央領導同誌更有黨性。
第三，整人者與被整者的不平等關係並不因被整者的平反就顛倒過來。丁玲、胡風、馮雪峰等人終於平反了，活著的也官複原職，但這並不意味著周揚等人要為當年的舉措付出政治上的代價。運動是上麵發動、上麵領導的，打倒和平反看似相反，但都是整體政治的一環，周揚等人即使犯了錯誤，其責任也主要由組織承擔，所以當丁玲們曆盡艱辛終於複出後，周揚們還是他們的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