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誌敏對革命的貢獻，一是創建和領導了贛東北根據地和紅十軍，他由此而成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先驅。這在當時和後來都一直受到高度評價。二是他在獄中寫成的《我從事革命鬥爭的述略》《可愛的中國》《獄中紀實》《死》等自傳性文稿，對中國革命做了抒情的論證和理性的探索，賦予革命以一種詩性的、神聖的光芒。一九八四年，方誌敏的全部文稿由人民出版社收集為《方誌敏文集》出版，一九九九年江西人民出版社修訂再版。
一、紀實與抒情
典型的革命者麵對的是刀光劍影、牢獄刑場，其生命寄托是理想與信念，其作品是獄中書簡。中國革命的獄中書簡，就現在可見的而言，以瞿秋白的《多餘的話》與方誌敏的《我從事革命鬥爭的述略》《可愛的中國》等最有價值。前者沉思的是革命者的人性，後者發掘的是人性中的革命性，都是體驗和理解革命的必讀書。
不是每個下獄的革命者都能寫書作文，即使是具備寫作才能的革命者。方誌敏之所以能在一九三五年三月至七月寫下十三萬字的書簡，很重要的條件是他住在獄中的“優待號”：“房子很寬敞，每室住一個或兩人，都有玻璃，都用紙裱糊過，與其說是囚室，不如說是書房。住在優待號裏的人，除了不能走出大門外，其餘都如在旅館裏住著一樣，十分自由方便。”（《方誌敏文集》，第一六四頁，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入獄之前，方誌敏從未住過這麼好的地方。另外，他還得益於四個被他爭取過來的看守的幫助。
參加革命的無非是三種人，一是基於對現實的觀察和研究後樹立革命理想的，二是在革命洪流中隨大流的（包括投機者），三是個人無路可走逼上梁山的。毛澤東一九六一年二月就在浙江說過：“轉入社會主義革命，很多人沒有精神準備，很多人不是為社會主義而參加我們隊伍的。有些人為了個人目的，為了發財，分土地，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產主義者。”（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第一一二五頁，中央文獻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方誌敏屬於第一類，他是一個自覺的革命者，對其行為有清醒的意識與反省。一旦成為革命者，他就義無反顧地承擔起一個革命者全部命運，包括隨時可能降臨的死亡。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他被俘的當天晚上，他就坦然公開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對於政治上總的意見，也就是共產黨所主張的意見。我已認定蘇維埃可以救中國，革命必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我願意犧牲一切，貢獻於蘇維埃和革命。”（《方誌敏文集》，第三頁）方誌敏獄中文稿的主要內容，一是政治彙報。他對革命極度忠誠，又是割據一方的領導人之一，其成敗得失需要有一個政治交代，如總結贛東北鬥爭的經驗教訓、檢討皖南行動失敗的原因等等。他不諱言，“我們因政治領導上的錯誤與軍事指揮上的遲疑”（《方誌敏文集》，第九九頁）而招致失敗。二是個體抒懷。對可愛的中國、對掌握著絕對真理的黨、對一定會勝利的革命，方誌敏都濃墨重彩地寫下了他的愛；其中對自己錯誤的嚴厲自責、對犧牲者的深切懷念等都真誠動人。政治彙報曾經是令人反感的材料，個性抒情一般是藝術家的專利，方誌敏把黨性和個性、政治和詩情融合在一起，以其滾燙的文字令人血脈賁張。
不過，這些周轉無數、奇跡般地保留下來的文稿並非政治抒情詩，而是革命紀實。作為贛東北根據地和紅十軍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人，方誌敏從一九二七年回到故鄉後就組織革命，不但艱苦卓絕，且多次“重起爐灶”，在關鍵時刻作出正確決策，其革命生涯與贛東北革命已血肉相融。他具有從事黨政軍工作的全麵才能，在贛東北的順利時期，隻要有方誌敏的參與，任何一項工作都可以打開新局麵。“血染東南半壁紅，忍將奇跡作奇功。”（葉劍英）獄中文稿既是一個革命者的成長史，也是一個根據地的興衰史，這裏沒有政治修辭，沒有刻意剪裁，具有高度的主觀真實性。
二、要革命（上）
革命成功半個世紀之後，知識界開始反省現代中國的激進思潮和革命行徑，有“告別革命”的主張。長期處於革命動員之中的國人，也許已經忘卻這本是二十世紀初康梁與國民黨人爭論得很熱烈的問題，即使是毛澤東，青年時代也認為恐怖性的革命是其他辦法走不通以後的“變計”。事實上，一些較有思想的革命家都曾思考過這個問題。
方誌敏在獄中也在為革命辯護。在他的家鄉：
群眾的赤貧化，以至於走到饑餓死亡線上，這還能壓製他們不心懷怨恨而另找出路以打破目前不可忍耐的現狀嗎？
（《方誌敏文集》，第九頁）
我每年暑假回家的時候，看到村中如此情形，心裏總感著難過，合得將它改良一下才好；但是左想右想，終想不出一個改良的方法來。不徹底革命，你會有什麼力量來改良農村？從前一些熱心新村運動者，他們到底做出來一點什麼成績，他們不都是宣告失敗了嗎？（《方誌敏文集》，第一一～一二頁）
一九二九年，方誌敏寫了一個宣傳戲《年關鬥爭》，說的是貧農張三年關前出門砍柴，他的妻子被一個來逼債的地主強奸，羞而自殺；他的女兒被另一個地主拉走抵債；張三剛回到家，他用賣柴的錢買來的半斤肉也被第三個地主搶走了。“怎麼樣才會出頭？”農民議論開了：“不革命這日子是過不出頭的。”“我家鍋都沒有了，不革命連飯都不要吃了。”這固然是基於宣傳需要的理性化、概念後的語言，但“農民丙”確實說了一句地道的農民話：“我們一身都是苦，除了苦一身都沒有什麼哇頭。依我說，我們餓死也是死，被土豪打死也是死，倒不如和土豪們拚命。”（《方誌敏文集》，第三六四頁）
從活不下去到鋌而走險，其中介是絕望心理。農民赤貧的根源在於貪官汙吏們以各種方式、各種名目的壓榨和盤剝。方誌敏家鄉派出所的餘姓小巡官，一手包攬立法、司法、行政三權，是當地的無上權威而又無惡不作。方誌敏等人曾上告省警察廳，餘巡官知道後，“連忙派人送了一大注贓款來進賄，天大的事，就化為無事了”（《方誌敏文集》，第六頁）。方誌敏由此體會到，惡霸橫行、民不聊生等嚴重的社會問題無法在現存的政治秩序內解決，不是一兩個貪官、惡人，而是一整套製度在維護著權勢階層。本來，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是中國資產主義的黃金時代，經濟增長很快，但這些進步、增長隻局限於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而廣大腹地農村卻由於人口增加、外國商品的湧入、傳統社會經濟結構的解體等原因而更趨衰落，官員越來越貪，窮人越來越窮。“在這樣的地方，群眾的貧窮、痛苦、怨恨和急急的要求解放，爆發一個革命運動，乃勢所必然之勢。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正如一箱火藥一樣，隻要有根導火索，馬上就哄哄爆炸的。”（《方誌敏文集》，第三九頁）按魯迅的說法，中國人從來沒有像人一樣地生活，但中國農民一般很少鋌而走險，隻有在實在活不下去、想做奴隸也不可得的時刻，才會逼上梁山。對於悲苦無告的老百姓，革命有時是唯一出路。革命的合法性有其全人類的普遍性。一七六六年，美國十三個州通過的《獨立宣言》宣稱：“為了慎重起見，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應當由於輕微和短暫的原因而予以變更的。過去的一切經驗也都說明，任何苦難，隻要是尚能忍受，人類都寧願容忍，而無意為了本身的權益便廢除他們久已習慣了的政府。但是，當追逐同一目標的一連串濫用職權和強取豪奪發生，證明政府企圖把人民置於專製統治之下時，那麼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並為他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趙一凡編：《美國的曆史文獻》，第一七～一八頁，三聯書店一九八九年版）
如果不革命，剩下的是改良一途。古今中外的改良，莫不是由權力中心發起而自上而下地實現，但握有全民生殺予奪之權和巨大社會財富的當權者，願意並且有可能自我調整、自我改善嗎？餘巡官對弋陽九區的民眾會仁慈一些嗎？統治者從來都是反對革命的，但他們又常常在為革命鋪路；革命確實給社會帶來震蕩，但統治者常常要弄到血流遍地的地步。德國詩人歌德早就說過：“我完全相信，任何一次大革命都不能歸咎於人民，而隻能歸咎於政府。隻要政府辦事經常公正和保持警惕，采取改良措施來預防革命，不要苟且因循，拖延到非受製於下麵來的壓力不可，這樣革命就決不會發生。”（愛克曼：《歌德談話錄》，第二四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要求受盡苦難的農民為著曆史長遠的利益忍而不發、自我犧牲，是殘忍的，也是不可能的。方誌敏之革命化，就在於他痛切認識到現狀非改變不可，而和平改良又全無可能，至少在他的視界中。
問題是複雜的。正像我們不能因革命的破壞性後果而輕易否定革命的合理性一樣，我們也不能因革命的成功就犬儒主義地認同革命所造成的一切。這都需要專門研究。對方誌敏的觀點至少可以有兩個具體補充。第一，他的家鄉是否有特殊性？並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像《年關鬥爭》中的楊克明、俞麻子、夏澄波那樣野蠻殘暴。一度與方誌敏並肩戰鬥過的粟裕大將，就是地主家庭出生：“我家雇有兩個長工。也許是因為我愛動的緣故吧，小時候常同他們一起玩。長工們見我沒有少爺的架子，都願意同我接近。其中有個叫阿陀的長工，年齡比我大十來歲，當時也還是個青年，是我童年最要好的朋友。幾十年來，阿陀美好的形象和名字一直印在我的腦海裏，我深深懷念他，因為他對我的影響很深，可以說是我童年的啟蒙老師。”“阿陀很會講故事，常常給我講劍俠殺富濟貧、除惡行善一類故事。……那時候我聽阿陀講故事，真可說是身心全隨故事裏主人公的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甚至比主人公的喜怒哀樂更喜怒哀樂。對故事裏的受苦受難的人們同情極了，對故事裏的壞人恨極了，對故事裏‘專管人間不平事’的劍俠崇拜極了。”（《粟裕回憶錄》，第二～三頁，解放軍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粟裕最早的革命啟蒙確實是長工阿陀教給他的，但阿陀對粟家肯定不像張三對楊克明那樣充滿仇恨，而粟裕也沒有因為自己是主人、是地主就壓迫阿陀。“我常常把家裏曬的蜜餞偷偷拿出來給阿陀吃，還同阿陀一起分享板栗。”（《粟裕回憶錄》，第四頁）阿陀和粟裕之間有階級的差異，卻無報複性的仇殺的欲望。與粟裕同為解放軍大將的陳賡，出身於大地主家庭，而父親曾在陳賡家做過長工的國民黨將領許克祥，卻發動了以“反共”為宗旨的“馬日事變”。陳賡家的另一個牛童盧冬生，是賀龍二方麵軍的重要將領，抗戰期間與陳賡同為八路軍旅長。僅僅階級分析似乎說不清這些複雜的社會關係。
第二，革命成功可以顛倒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關係，那麼新主人如何重建社會關係？一九二七年，方誌敏組織領導了橫峰的年關暴動，翻身的農民體驗到一種快感：“從前我們的頭踏在他們的腳下；現在我們的腳也要踏在他們的頭上；從前求他們讓一角一分的利錢不肯，現在卻馴服地捧出借字來作廢；從前求他們讓一升一合的租穀不肯，現在把他們占有的土地奪過來，燒契分田。從前他們管事，現在我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方誌敏文集》，第一八九頁）如此，則革命後的秩序仍然是壓迫性的，仍然有一部分人享受不到平等的權利。《年關鬥爭》中的三個地主當然死有餘辜，他們肯定是被殺的對象。但像粟裕這樣的地主，即使他不是革命的功臣，是不是也應當被革命呢？“地主”是一個階級，製定或執行對地主的政策並不考慮其個人的行為；而且“地主分子”的帽子一戴，地主的子孫就沒有出頭之日了。革命成功整整三十年後，數百萬“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其子女才獲得公民的權利。井岡山時期，毛澤東為遂川縣工農政府成立大會寫了一副對聯：“想當年，你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殺土豪，怕不怕，刀上加刀。”但“刀上加刀”可以是革命的動機、手段而不應當是革命的目的，革命不應當停留於顛倒上下位置，而應進而建構保障公民權利且受民眾監督和約束的權力結構和能夠自由流動的社會秩序。
這兩點並不足以否定革命，但在承認革命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對曾經發生過的革命事態還需做更多的考慮。
三、要革命（下）
在《可愛的中國》中，方誌敏比無數作家都更深入、更準確地把握到國人的靈魂和情緒。他寫作的動機，是想告訴讀者“關於中國、拯救中國”這一“比較緊要的問題”，是要辯明，革命不隻是為了工農階級的利益，也是為了民族的利益。
茶葉是贛東北的一大特產。“因中國的茶葉在國際市場上的慘跌，所有茶山茶地，也都荒蕪下去，無人過問；因為茶葉跌價，賣茶所得的錢，還不夠摘茶葉的工錢。”（《方誌敏文集》，第八～九頁）外國商品的進入對中國的影響，可以從許多方麵來進行研究，但在此時此地，它確實損害了農民的利益。經濟剝削之外，還有種族歧視。走出家鄉的方誌敏看夠了外國人的嘴臉，他們“自認為文明人，認我們為野蠻人，他們是優種，我們卻是劣種；他們昂首闊步，帶著一種藐視中國人、不屑與中國為伍的神氣，總引起我心裏的憤憤不平”（《方誌敏文集》，第一一六頁）。在中國內河上，行駛的是外國船隻；在方誌敏乘坐的日本船上，中國男人受毒打，婦女受汙辱。
我想，欲救中國民族的獨立解放，決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濟事，而是喚起全國民眾起來鬥爭，都手執武器，去與帝國主義進行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將他們打出中國去，這才是中國唯一的出路。（《方誌敏文集》，第一二七頁）
這是更為廣泛的革命動員。如果說階級複仇並不是全體中國人的願望的話，那麼民族自立卻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願望。大多數知識分子，本來不是革命的同情者或參與者，但對革命後突顯的民族獨立卻衷心感動。一九五七年“鳴放”期間，北京大學教授傅鷹說：“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國翻身，現在這個希望實現了，所以我擁護這個政府。共產主義我不了解，從書本上看的來說，意識形態方麵我不見得完全同意，但共產黨把國家弄成現在的氣派，我擁護它。”（朱正：《1957年夏天》，第五三頁，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一九九一年初，筆者在廣州文德路的地攤上買到美國學者斯潘塞寫的《改變中國》一書，大意是說，數百年來西方各式人士紛紛來到中國，試圖以自己的觀念改變中國，但從明末的湯若望到一九五〇年代的蘇聯援華專家，不但未能利用中國人，反而被中國人利用了，最終無不以失敗而告終。從文德路轉到北京路，在新華書店看到折價處理的香港三聯版的《可愛的中國》，恍然悟到，方誌敏已經提前回答了斯潘塞的問題：因為你們想欺侮我，所以你不可改變我。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可供政治家利用的巨大力量，卻又不是任何政治集團都可以利用的。作家韋君宜回顧她在“一二·九”期間的經曆：“我們回到學校，憤怒充滿胸膛。政府不支持愛國，隻有共產黨才說必須抗日，左派刊物毫無保留地支持學生的抗日運動，愚蠢的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府，共同把我這樣的青年推到了共產黨的旗幟之下。”（韋君宜：《思痛錄》，第二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國民政府沒有立即抗日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有其理性的考慮，但在沸騰熾熱的輿情中，這與賣國沒多大差別。當國民政府著手抗戰時，其政治信譽已經受到極大損害，革命卻因此成為滾滾洪流。
當然，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中，如何運用民族情緒是要講究藝術的。一九四一年，“中國人民的偉大朋友”蘇聯與中國人民的死敵日本訂立條約，蘇聯承認日本扶植的“滿洲國”，日本承認蘇聯扶植的蒙古國，理所當然地引起國人反感。當黨的一些老朋友如沈鈞儒、黃炎培、王造時等人因此向蘇聯提出抗議時，周恩來找他們談話，希望他們“不要在狹隘民族主義情緒之下一時衝動”；抗戰勝利後，蘇軍在東北犯下搶掠奸淫的惡劣行徑，有組織的左派學生也按兵不動，《新華日報》則發表《愛國不等於排外》的社論；但“沈崇事件”出現後，一些大城市卻出現了有組織的反美大遊行。（李慎之：《革命壓倒民主》，《當代中國研究》二〇〇一年第四期）
同樣是士兵犯罪，對蘇聯和對美國就不一樣，原因不難理解，在至高無上的革命利益麵前，民族主義的感情不是受到忽視，而是受到重新塑造。
四、農民革命
苦難可能永遠不能擺脫，壓迫不一定遭遇抵抗。逆來順受、“一切都是命”的傳統觀念可以有效地消解創造自己命運的衝動。要使客觀需要轉化為主觀自覺，要使主觀自覺轉化為一場現實運動，需要方誌敏式的知識人與軍事家。
革命需要知識分子的催化和激活。贛東北根據地主要創始人中，方誌敏和吳先民都曾在省城南昌受過教育；黃道和邵式平曾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受到過李大釗的教育，他們都已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農民。在經曆了十一年的知識教育和三年黨的教育、積累了相當的革命經驗之後，方誌敏於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回到故鄉，聯絡幾位同誌，以“平債分田”為號召，破除群眾的習慣心理，動員他們起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先是培養骨幹，然後再由他們向其他人宣傳。“你邀豬仔狗仔”，“他邀大仔細仔”，一兩天就召集了三四十人，他們宣誓畫押——“鬥爭到底，永不變心”，成立了“第一個農民革命團”，隨之向周圍農村擴散。“橫峰像一個革命的火藥桶，我毫不諱言的，我是燃線人，我走進橫峰，把這火藥箱的線點燃著，火藥爆炸了。”（《方誌敏文集》，第四〇頁）年關將近，縣裏的收捐委員照例到農民們自發開的小煤窯來收捐，經過啟蒙的農民再也不像過去那樣委曲求全。“性情暴躁”、“學過一些武藝，力能敵住兩三個人”的農民革命團團長蘭長金不但痛罵還打了收捐委員。此人逃走後，農民們有些後悔：明天縣裏一定會派兵來報複。他們一邊集中起來準備廝殺，一邊請來方誌敏。方誌敏立即把自發轉為自覺，作出暴動的決定，全縣一半地區五萬多人發出了這春雷第一聲。橫峰縣城裏的一營官兵因此不敢出來，兩個月後，暴動失敗了，但農民與官府的對立態勢已經形成。一九二九年，紅軍擊破了敵人為防止紅軍藏身的砍樹運動，極大地鼓舞了農民的信心。從此，贛東北數縣迅速赤化，根據地雛形嶄露。
革命需要轉入職業軍隊的軍事對抗。橫峰年關暴動前，方誌敏已經組織了“弋陽農民自衛軍”，武器主要是方誌敏從鄱陽搞來的十支槍。暴動後，他先是挑選農民軍中的積極分子二三十人組成脫產的遊擊隊，一九二八年六月正式成立紅軍獨立團，一九三〇年七月擴編為獨立師，一九三〇年九月成立紅十軍，下轄三個團共三萬多人。一九三三年初紅十軍調入中央蘇區後，方誌敏又在地方武裝的基礎上組建新的紅十軍。他明白，沒有正式的武裝軍隊，“農民革命”雲雲隻是一句空話。終生種田耕地的農民可以當兵卻不一定能組織軍隊、指揮打仗，革命的軍事人才多由舊軍閥和國民黨輸送。一九二八年，經過邵式平的運動，中士班長匡龍海等“七十餘名白軍士兵，嘩變來當紅軍。這不但突然增加了我們一倍以上的武裝，而且給了我們一批中下級軍事幹部，使原無多大戰鬥力的紅軍，逐漸強大起來，而且成為能戰的紅軍——這就是紅十軍的基礎”（《方誌敏文集》，第四九頁）。匡龍海後來成為新十軍的代理軍長。一九二九年冬，中央派參加過北伐和南昌起義的周建屏來到贛東北，先後任團長、師長、軍長，成為贛東北主要軍事領導人。周建屏原是滇軍團長，北伐時受朱德教育參加共產黨，與方誌敏配合很好。方誌敏常說：
沒有紅軍，可以組織和爆發一個群眾的暴動；但是，在暴動之後，不去訓練軍事幹部，建立堅強能戰的紅軍，無論如何暴動是不能長久支持下去的。（石淩鶴等：《方誌敏傳》，第一六八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
這句話包含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常識，同時也說出了中國革命的過程和特征。一九三〇年贛東北進入全盛時期，黨的建設的最重要一條就是“實現全黨軍事化……根據地的黨員，除在軍隊的外，都要參加地方武裝組織”（《回首當年——方誌純革命回憶錄》，第六二頁，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農民暴動隻是開始，它提供了革命合理性的基礎，也提供了武裝奪權的兵員，但如果不轉化為有組織的軍事對抗，它就隻能停留在“暴動”階段，政府很容易就能撲滅。僅僅農民暴動是不可能成功的。
革命需要由農民提供的各種資源。“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是就個體而言，即無論是官是兵不能私自拿群眾的物品。但就一個戰鬥集體而言，紅軍的背後需要一大批農民種田產糧，否則以戰鬥為主的官兵如何生存？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沒有足夠的農民種田而出現的糧食緊張。“蘇區總人口300萬左右，經過累年向軍隊輸送後，1933年初樂觀的估計‘尚有七十萬壯丁’。1933年5月至7月，擴大紅軍約5萬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擴大紅軍數達到11.2萬人，總計約16萬人，已占到可征召壯年男子的1/4.這其中還不包括各政權工作人員、工廠工人、前後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隊的地主、富農分子等，如果總計起來，大部分可以參加紅軍的青壯年男子實際都已被征發。大量青壯年男子投入前方後，農村勞動力嚴重缺乏，1934年4月，興國縣的紅軍家屬達61679人，留在後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殘。……1934年春耕期間，主要是因為勞動力缺乏，各地‘尚未蒔好的荒田，不下十二萬擔’。”於是，“1934年初，‘紅軍部隊及政府機關糧米不夠供給’的問題已經擺了上桌麵，2月召開的中央糧食會議透露了形勢的嚴重，‘糧食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地擺在我們麵前，穀價到處高漲，有些地方如會昌、瑞金、博生、於都等處已漲到七、八元一擔。應該收集的土地稅和公債穀子還差著很巨大的數目’。3月，贛縣米價漲到‘十七塊多一擔’。為節省糧食，蘇區中央號召廣泛開展節省運動，規定‘各級政府、紅軍後方機關、國家企業、學校等每人每天減發食米二兩’。隨後，又號召蘇區每人每月‘節省三升甚至三升以上的米來供給紅軍。’即使這樣，實際能夠發放的糧食數量仍遠遠低於節省後的定量，當時，‘黨政機關……每人每天隻10小一兩（1斤16兩）糧食，分成兩頓吃’。最艱難的時候，紅軍戰鬥部隊甚至‘每天隻能吃八兩至十兩’”。“在收集糧食遇到困難情況下，相當多的地區為完成任務不得不強行攤派，瑞金、長勝等地有農民因繳不起糧食被催帶自盡，‘引起中農的恐慌與一般群眾的不滿’。勝利、於都等地因催收糧食發生群眾‘要捉突擊隊員’並向蘇區請願的嚴重事件。”（黃道炫：《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原因探析——不以中共軍事政策為主線》，《近代史研究》二〇〇三年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