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地方在形式上了會受到照顧。曾洪易控製了贛東北的黨、軍兩權，唯一忽視了省蘇維埃這一“民意機關”。從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二日江西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開始，方誌敏就一直是農協、工農兵代表大會（即蘇維埃）的主席。此後，他在黨內、軍內時上時下，但省蘇維埃主席的職務從未變動。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贛東北全省工農兵代表大會上，幹部群眾都表示了對曾洪易的不滿，要求方誌敏出來主持工作。方誌敏把這一情況如實報告了中央。十二月，中央調曾洪易出席六屆五中全會，任命方誌敏為省委書記，暫時滿足了贛東北的地方要求。但方誌敏剛剛重振了一下旗鼓，一九三四年七月，由原紅十軍改編的紅七軍團作為抗日先遣隊北上到達贛東北後，曾洪易作為中央代表和隨軍全權代表又被留在贛東北主持省委工作。“在抗日先遣隊與新十軍會師合編為紅十軍團後，當時雖然中央和中央軍委要方誌敏同誌擔任抗日先遣隊軍政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但是，從當時中央作的具體人事安排來看，從當時根據地日益縮小的情況來看，這職務上不過是個虛職而已，軍事指揮權實際仍為曾洪易一夥所把持。”（《回首當年——方誌純革命回憶錄》，第一八七頁）方誌敏如果不死，他會有一個什麼結局是很難設想的。
最後，是整個革命過程中領導人之間的矛盾。方誌敏對曾洪易的“肅反”有尖銳的批評，或許是其不想公開黨內分歧，或許是其為人寬厚，他沒有對曾洪易其人作出評論。曾洪易一九三二年在贛東北實行了慘痛的“肅反”，方誌敏提出反對後，曾洪易將他隔離，要他寫檢討，將其排擠出贛東北省委。曾洪易之後，中央又派樂少華、劉英兩人到贛東北來。方誌敏認為他們政治工作做得不好：“特別是政治工作人員與戰鬥員有時隔膜，並且有時態度不親愛，缺乏耐性。”（《方誌敏文集》，第一〇四頁）政治工作做得不好，政治委員的權力卻一刻也沒有忘記。樂少華曾給參謀長粟裕扣上“反政治委員製度”的帽子，長時期對他進行限製和監視，對軍團長尋淮洲也極為霸道。據粟裕說：“這件事說起來是很荒唐的。我們在閩贛邊界執行牽製任務時，一次我們阻擊向江西前進的敵第四師李默庵部，消滅了一部分敵軍。我從前沿跑回來請示是否繼續追擊，當時軍團長和政委坐在一根木頭上，軍團長說：‘好，好，好！’表示要繼續追擊，政委沒有作聲，我以為他同意了，一轉身就走。他突然跳起來大叫：‘站住！媽那個×，政治委員製度不要了！？回來！回來！’我們隻得停止追擊。”“我第一次見到這位政委是在滸灣、八角亭戰鬥以後，那時他剛來七軍團上任，軍團部在一個大廟裏開大會歡迎他，請他作報告。恰巧這時我從戰場回來，軍團長見我到了會場門口，便走出來同我打招呼，剛簡單談了幾句，他就在會上拍桌子大罵：‘媽那個×，我在報告，哪個還在講話？’當時他還不認識我，竟對軍團長如此態度，顯然是要當眾耍一個下馬威。”（《粟裕回憶錄》，第八二～八三頁）所謂“政治委員製度”，對樂少華來說，就是隻有政委才是七軍團的最高領導，不承認他的最高權威，就是“反政治委員製度”。他甚至經常辱罵尋淮洲是“尋矮子”。（朱永來：《尋淮洲將軍傳》，第八四頁，解放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擅權的樂少華是堅定的革命者。懷玉山失敗、方誌敏等人被捕後，他收集餘部成立紅軍挺進師，任政治委員。不久因傷離隊，轉去上海治療。一九三六年八月去陝北保安，任軍委直屬政治處主任。抗戰期間在延安軍事工業部門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軍區軍工部局長等職。以他曾經擁有的地位，這樣的安排是太委屈了。一九四九年後，任東北軍區工業部副部長兼軍工局局長，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在他“三反”運動中自殺，一九八〇年獲平反。
九、路線
按照後來的評價標準，方誌敏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也即後來所謂的“王明路線”的讚揚是有點奇怪的：
黨中央的四中全會，是在共產國際正確領導之下開成功的，嚴格地揭發立三路線的錯誤，開展全黨的反立三路線的鬥爭。……中央四中全會的決議傳到贛東北時，我們滿心歡悅地完全同意中央的決議，擁護國際的路線，在黨內開展了反對立三路線與擁護國際路線的解釋運動。（《方誌敏文集》，第六八頁）
原因當然不僅僅是因為此時“王明路線”正占統治地位。
一九三〇年五月，信江特委書記唐在剛到上海向中央彙報工作，回來後把“立三路線”帶到贛東北。其中心是組織全國中心城市的武裝起義，要紅十軍攻打九江並配合朱毛紅軍攻打南昌。新路線要有新組織。唐在剛人未到就在路上將贛東北特委改為贛東北省委，增加肖韶、李傑三、胡定銓為省委委員，調邵式平到中央學習，這就保證了“立三路線”在贛東北的推行。方誌敏隻能服從，但堅持留下一個營在根據地，並要帶隊出征的周建屏“相機行事”。紅十軍在向九江進發後不久，形勢發生變化，十軍毅然返回。此時中央特派員塗振農到贛東北傳達六屆三中全會的精神，結束了贛東北的“立三路線”。應當說，“立三路線”沒有給贛東北和紅十軍造成多大危害。
真正使贛東北形勢惡化的是四中全會之後。新中央首先派來萬永誠、倪寶樹，他們批評贛東北的種種“右傾保守主義”，而方誌敏則認為：“這些批評是沒有根據的。贛東北的黨領導贛東北人民創造了紅軍，創建了根據地，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如果是右傾機會主義、封建地方觀念、富農路線、調和主義，路線都錯了，則無法解釋這些事實。”（《方誌敏傳》，第一九五頁）萬、倪雖然接任了省委書記和十軍政委之職，但沒有方誌敏的能力和威信，省委即以方取代倪的軍委之職，並取得“三日三捷”的勝利。新路線勢頭很強，不久又派曾洪易來贛東北，全權代表中央“幫助實行各方麵工作的轉變”。中央給贛東北特委的信中特別強調“他的權力高於省委”。方誌敏認為，曾洪易等人的錯誤：一是沒有抓住最中心的紅軍問題，二是批判右傾機會主義不夠，三是對贛東北的成績沒有肯定。一、三兩點沒有疑問，第二點需要說明。在中央，新的領導人不但批判“立三路線”，也嚴厲懲處了李立三個人；而在贛東北，曾洪易雖然排擠本地幹部，但對貫徹“立三路線”的唐在剛卻予以重用，這在方誌敏看來，當然就沒有劃清與“立三路線”的界限。另外，方誌敏對曾洪易等的軍事戰略、“肅反”錯誤等多有批評。
所以，方誌敏在讚揚四中全會糾正了“立三路線”的同時，實際上連帶批評了“王明路線”：“在一九三一、三二、三三，三個年頭中，環境都是很順利的。向周圍廣大的發展，並沒有多大困難。而障礙紅軍偉大勝利與蘇區迅速擴張的，就是右傾保守主義。”（《方誌敏文集》，第六九頁）問題是，李立三和王明從來被認為是“左”，何以方誌敏要以“右傾保守”來命名？原因之一，“左”的時刻不會出現的“左”的概念。隻是延安時期清算王明時，“左傾路線”才一錘定音地確定下來。其次，就軍事上來說，李立三要求打九江，放棄了其他可能發展的機會；曾洪易不懂軍事，隻是教條地執行中央命令，軍事上沒有任何主動性。方誌敏即批評他：“把紅軍擺在蘇區內部與敵人堡壘作戰，不肯向敵的空虛的浙南皖西方向發展，陷自己於被動，坐失許多有利戰機。”（《方誌敏傳》，第二三一～二三二頁）如此，則說“立三路線”與“王明路線”是“右”也不是全無道理。李立三、王明的“左”隻是就其根本性質而言，具體落實下來，表現形式很多，在沒有權威定名之前，是“左”是“右”都有道理，關鍵是從哪個角度看。
十、失敗
一九二七年國共兩黨決裂，革命之火在各個山頭燃燒。因其遠離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國民黨最初並不十分重視，僅以當地駐軍加以“圍剿”。一九三〇年二月至十月，蔣介石忙於應付中原大戰，給紅軍造成了極好的發展機遇，各根據地都相繼進入全盛時期。但在蔣介石集團基本統一了中國、集中全力“圍剿”革命之後，已成燎原之勢的革命之火漸趨暗淡。一九三四年十月，贛東北根據地丟失。
敵強我弱，所以隻能打遊擊戰。但遊擊戰隻能保全自己而不能大規模地消滅敵人，而且隊伍一旦發展到一定規模，也不可能采取遊擊戰的方式。比如幾萬大軍，一天的糧草運輸就是大問題，如何能進退自如？所以“到1930年夏，紅軍和蘇區都有了較大的發展我軍事戰略由遊擊戰向運動戰轉變”（《粟裕回憶錄》，第六一頁）。根據地可以掩護紅軍，但根據地也需要一定的力量才能維持，一旦敵我力量懸殊太大，根據地就難以堅持。一九三〇年代紅軍的失敗有其必然性。第五次反“圍剿”期間，新十軍軍長劉疇西執行中央指示與敵人硬拚。方誌敏與他商議：“能否改變打法，去打薄弱之敵？”劉答：“現在根據地範圍縮小，強敵壓境，到哪裏去打薄弱之敵？”方問：“敵55師、57師、12師、浙江保安師這些不是弱敵麼？”劉答：“從我們現有的力量來看，他們也已變為強敵，同他們打，也同樣要硬拚。”（《方誌敏傳》，第一五六頁）硬拚的結果隻能是失敗。方誌敏獄中反省說：“我們過於機械地執行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規定的戰略。”但問題不是紅軍要死打硬拚，而是敵人找上門來打；如果不機械執行中央戰略，那就隻有撤走，根據地總之是保不住了；撤走後的部隊也很難說就一定發展壯大。革命成功的原因，遠不是遊擊戰、根據地可以概括的。延安當然是偉大的根據地，但那是國民政府承認的合法的“特區”，八路軍、新四軍等也是政府承認的合法軍隊。
敵我力量懸殊，革命艱苦卓絕。認真從事革命的領導人不會不思考革命的前途。林彪在井岡山時期提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慮不全是悲觀。彭德懷一九五九年回憶：“在平江時，有人問：何時革命勝利？我說：胡子白了總要勝利，因而挨鬥。”（李銳：《廬山會議真麵目》，第二二四頁，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預言並無事實證明。江西蘇區前幾次成功的反“圍剿”經常為人稱頌，但越打越窮的趨勢卻導致了一九三四年的失敗。以三次反“圍剿”為例：“第一次紅軍傷亡約2000人，第二次增至4000人，第三次更達到6000，前後總計12000.其中死亡約2000人，殘廢1000餘人。第一次作戰時，士兵每天尚有0.15元的夥食標準，月發生活平均不足1元，加上醫院費用，總計開支可達25萬萬。因傷病大增，兵員急需擴充，籌款及物資卻日漸困難，以致士兵每天的夥食標準降至0.1元乃至0.08元，生活費完全停發，月耗總計已不足18萬元。……即便如此，加上地方政府及赤衛隊經費亦需補助，情況也頗難維持。而因為戰爭需要民眾支持，且造成生產停頓或破壞，故隻能免征土地稅，地主土豪早已打光，在蘇區根本無款可籌。維持政權及武裝全部要靠紅軍在國民黨軍‘圍剿’間隙之際，通過到國民黨區域裏去打土豪才能獲得。結果是，紅軍和蘇區要生存，就必須向外發展；而其越發展，越要威脅到國民黨控製的交通要道及其主要中心城市，國民黨就越會投入更多的兵力來‘消滅’紅軍。另一方麵，戰爭越打越大，紅軍對兵員和糧食物資的需求也就越大，而由於蘇區經常處於戰爭之中，難以滿足戰爭所需，也必須向外發展。如此循環的結果，勢必要導致國共雙方軍事總決戰的到來。”（楊奎鬆：《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第二八九～二九〇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而這正是國民黨所期待的。
根據地的失敗暴露了革命隊伍的一些嚴重問題。一是內訌嚴重。北上抗日先遣隊從瑞金出發時，軍團長尋淮洲、政委樂少華、隨軍中央代表曾洪易、政治部主任劉英、參謀長粟裕，前三人組成軍事委員會決斷一切，實際上尋淮洲並無實權。據先遣隊政治部主任劉英回憶：“每遇事相商或召開會議始終得不到好的結果。在先遣隊自瑞金出發直到閩浙贛蘇區這段時間內，從未開過一次圓滿的會議，不是你爭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鬧成打架……關於行動的決定，特別是作戰任務的決定，往往一致的通過與決定了，轉瞬間又來一個不同意，甚至有好幾次打響了後又命令下屬撤退，這不僅表示意見各殊，失卻了自己的戰鬥意誌，而且對士氣的消磨與戰鬥力的削弱，亦是極端有害的。”（《回首當年——方誌純革命回憶錄》，第一八七頁）二是叛徒眾多。在贛東北，中央代表曾洪易、省委書記萬永誠、紅十軍政委倪寶樹、紅十軍政治部主任塗振農等軍政領導人先後叛變；方誌敏的被捕，也是由於其警衛員魏長發為了四十銀元的賞格而出賣的。長征後，在贛東北領導地下鬥爭的閩贛軍區司令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等也當了叛徒。
十一、“飲泣望高樓”
方誌敏生前艱苦卓絕，死後英名遠播，成為中國革命的聖徒之一。雖然在贛東北蘇區，曾洪易曾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獨攬大權、擠壓方誌敏，但與方誌敏相比，曾洪易實在是一個渺小得多，也可憐得多的人物。
曾洪易有過激烈的青春歲月。一九二一年考入南昌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一九二三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入黨，為南昌早期黨、團員之一。一九二四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一九二九年四月回國。但自從他於一九三一年七月被臨時中央派到閩浙贛革命根據地任“中央代表”後，他對革命似乎就隻有罪惡沒有功勞。在贛東北，他不但排斥異己、任人唯親，而且還提出“肅反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大肆屠殺當地革命者，被人們視為“災星”。一九三四年一月調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不久，七月又以“中央代表”的身份隨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出發於十一月再次進入贛東北，十一月離隊任閩浙贛省委書記和省軍區政策。在困難的條件下，他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散布“野戰軍出動（即紅軍長征）不是勝利的出擊，而是逼得沒有辦法”、“五次圍剿敵人是勝利了”、“中國蘇維埃運動告一段落”、“布爾塞維克要學會退卻”等言論，所說雖是事實，但在當時的環境下卻理所當然地受到批判並被免去職務。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左右被派往閩浙贛蘇區東部邊沿浙江省江山縣擔任區委書記，因無法開展工作而離開江山到上海尋找上級組織。
曾洪易在上海一直未能找到上級黨組織。經濟發生困難時寫信向家裏要錢，他哥哥寄來的二十元大洋使他暫時解決了食宿。其間，碰到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失敗後逃到上海的原紅十軍政委塗振農。塗振農告訴他原紅十軍團政治委員樂少華也到了上海，他們都在尋找上級黨組織而未找著。曾洪易因為不知道塗振農是否自首變節，不敢與其詳談就分開了。不久，曾洪易又遇見萬安同鄉、同學王立生。王立生也曾是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擔任過共青團南昌地委書記等職務，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捕後叛變當了特務。王立生一開始勸曾洪易回家，還給了他一些錢。曾洪易想到自己在共產黨內擔任過重要領導職務，回家會很危險，但僅靠王立生的接濟又不能維持在上海的生活。為難之際，王立生勸他到南京去自首，並保證他的人身安全。一九三五年五月左右，曾洪易在王立生的陪同下到了南京，辦理了自首手續，每月領取大洋二十元。一九三六年以後，擔任過軍事政治教官、江蘇省政府視察員等職，抗戰期間又在國民黨軍政係統擔任俄文翻譯。一九四六年他攜其在四川結婚的妻子劉紓予回到家鄉萬安，做過短期的中學教員，大多數時間在家賦閑。期間因生活困難，妻子離他而去。一九四九年八月，解放軍到達萬安前，他受地方人士之請出麵維持秩序，迎接解放軍。解放軍入城後，他也做了一些配合性的工作。
應當說，曾洪易的叛變有無可奈何的因素，投靠國民黨後也未窮凶極惡地“反共”，但他畢竟是叛徒。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吉安地委奉命誘捕曾洪易，押送到南昌省公安廳。曾洪易對此並不以為意，到省後還提出恢複黨籍、回萬安分配工作、由地方政府幫助行醫等要求。一九五〇年二月，省公安廳將他和從別處捕獲的塗振農、繆壯林等人押送到武漢關押，數日後又被押送到北京中央公安部德勝門監獄關押。曾洪易雖曾做過黨的高級幹部並主持過“肅反”，但在政治上似乎又很幼稚。在北京接受公安部預審期間，他不認為自己有多麼嚴重的罪行，以為組織上遲早會把他的問題弄清楚，因此還提出了一些十分天真的請求，比如當中國駐蘇聯的領事、會見中央負責同誌、出版其所翻譯的《世界名詩人譯詩選》等。一九五一年三月，公安部預審處對曾洪易提出了初步判刑意見：判處徒刑十五年。公安部副長楊奇清批示：“判徒刑後留在執行處做翻譯工作（可將功折罪）。”一九五一年四月五日，曾洪易案被移送北京市軍事管製委員會軍法處繼續審查，同年六月二十五日轉押北京市公安局。直到此時，他才感到出獄無望。一九五一年鎮壓反革命運動深入開展，十月二十四日，北京市軍事管製委員會軍法處以“曾洪易叛黨投敵，積極從事反革命活動，嚴重地破壞了人民解放事業”的罪名，將他“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在請求上級批示同意時，軍法處還特別寫明：“該犯肺病已入三期，相當嚴重，請提前批判。”行刑報告批複還未下達，曾洪易已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病死獄中。（陳立明：《曾洪易其人》，《中共黨史資料》總第七十四輯，中共黨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
方誌敏能文，曾洪易會詩。在公安部預審期間，他留下一些詩作。其中有：“一年浪跡又春光，桃李翻飛心惆悵，肢體糜爛頭破裂，那能割肉再補瘡。”“數年蔬菜飯，我骨如柴瘦，妻兒風雲散，飲泣望高樓。”（《曾洪易其人》）客觀地說，曾洪易對革命犯下的罪惡，主要不在其背叛之後，因為他實在沒有在國民黨的“反共”上出過多少力、幫過多少忙，而是在贛東北期間主持“肅反”殘殺革命者。然而，在一九五〇年代，“左”的“肅反”不是罪，哪怕殺了許多人，投降敵人才是真正的罪惡，即使他並沒有幹多少壞事。在監中“飲泣望高樓”時，曾洪易是否想到了當年的風光？
十二、死
方誌敏的獄中書簡都是瀕死之言，他直接寫到死的有三篇：《我們臨死以前的話》《死》《記胡海、婁夢俠、謝名仁三同誌的死》。第一篇是政治交代，第三篇是實事敘寫。第二篇是一篇一萬多字的“共產主義殉道者的記述”。革命者的死亡觀，以夏明翰的“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最為光明浩大，方誌敏也寫下“敵人隻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的壯語，堅信主義比生命更為重要。在獄中，“死，是無疑的了。什麼時候死，不知道”。問題隻是如何死？選擇革命實際上就選擇了死亡，生死不隔，死亡也是革命的行為之一：“我們必須準備口號，臨刑時，要高聲的呼，用勁的呼，以表示我們的不屈！”（《方誌敏文集》，第一三六、一三九頁）生之鬥爭召喚著死，從容就義也是一種革命行為。革命之於革命者，可以賦予他們的生死以一種超越自然的意義。
但在監獄中，革命者麵臨一個特殊的問題：活著，但不可能從事革命工作。在“優待號”中，午飯有三葷兩素一湯，三個革命者吃得很香。這就有了疑問，革命者吃著敵人的飯，最終不免一死，這算怎麼回事？“同誌！我們在這吃飯，我有點懷疑到底是為誰吃的。”“好像我們吃飯，不是為著自己吃的，是為著劊子手的槍彈或刀吃的。吃胖了一點，讓它們嚐點油味兒。”方誌敏找不到死刑犯吃飯的意義。另兩位難友的回答分別是：“不管它，生一天就得吃一天。”“吃吧，不要講死了就不吃。”（《方誌敏文集》，第一三八頁）
“生一天就得吃一天”，這是自然的回答，活著就要吃飯。“不要講死了就不吃”，這是樂觀的回答。確實，即使不是死刑犯，每個人也都會有死的一天，他們不每天都在吃飯嗎？吃飯與死無關。
有一次報紙上登載了有關蘇聯人口的新聞，三個革命者就在獄中談開了中國人口究竟是增加還是減少的問題。方誌敏認為，無論是增加還是減少，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肯定不利於生命的存在：
中國是一個死神統治一切的國家，誰也不知他什麼時候會死。（《方誌敏文集》，第一四三頁）
另兩位也分別說：“中國人的命，不值一個錢，死個人像死一條狗一樣！”“中國人的生命，真像一個蟻子，一棵草兒，一天到晚，不知要糟蹋多少？”（《方誌敏文集》，第一四五頁）生命是卑賤的，因而每個個體就更加珍重自己的生命，好死不如賴活是中國人固有信念之一，明哲保身是中國智者的教訓之一。其結果，正像外國記者韋爾斯說的：“中國曆史上有近千年受著異族的統治，原因就在於此。然而曆來的事實卻是：臨陣逃脫者苟且偷生，挺身作戰者慘遭殺害；溫順者在社會上生存下來。於是年複一年，代複一代，最完美最勇敢的人被殺死了，民族的精英被除去了。”（尼姆·韋爾斯：《紅色中國內幕》，第四四頁，華文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如此則社會政治狀況越來越糟，人命越來越沒有價值，苟且偷生者其實也很難善終。
因此就出現了與苟偷者相反的另一種選擇：逼上梁山，鋌而走險。與其像豬狗一樣地死去，不如在革命中犧牲。革命不愁找不到不怕死者，窮的可怕和死的威脅把無數人逼上革命之路，革命至少啟示著生的可能。對於這些人來說，革命與否並不是什麼政治問題，而是生死選擇。一旦我們理解了他們內心湧動的掙紮和希望，我們就能理解中國革命的發生，部分即是基於“無知暴民”的求生本能。然而，共產主義革命不同於曆史上的農民造反，它有一套絕對理想主義。韋爾斯已經注意到，在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區域內，“他們已經賦予‘死’以新的意義和目的，他們已經消除‘死’的痛苦，他們已經使每一座墳墓都成了勝利的標誌。見到紅軍以後，我斷定：每一個紅軍戰士都樂於戰死，因為他相信，他的死將使他的革命事業朝最後的勝利更進一步。我想，除了教人為什麼活著外，最重要的事就是教人為什麼而犧牲吧”（《紅色中國內幕》，第四七頁）？這一“斷定”並不準確，紅軍中也有逃兵和叛徒。既然生命可貴，怕死就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但革命理想和革命性倒確實把死亡納入到一個意義結構之中，使個體樂於為革命而死。
問題隻在於：以人的生命與社會財富為代價的革命，在成功之後如何建立起非壓迫性的社會機製，讓時刻受到死亡威脅的人過上幸福生活。死是為了生，否則，死也就沒有任何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