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農民革命”的本義不是指農民長期處於戰爭狀態，不是要農民轉變社會身份，而是指農民的一小部分由“先鋒隊”組織起來以農民的名義進行革命。
五、幼稚
革命者曾經是幼稚的。但幼稚是雙方的，反革命也有幼稚性。1927年，方誌敏準備在弋陽發動秋收暴動。正在聚議之中，白軍就來進攻了：
白軍進攻的第二天，就到我村放火燒屋。我村家家都放了火，但放火後即開走了；群眾躲在山上，看到白軍開走了，馬上一擁下來救火。還算救得快，救起了一小半，八十餘家中，就有五十餘家被燒個幹淨！被燒了屋的群眾走回家來，不見房屋，隻見一片斷牆碎瓦，那能不傷心！女人們都大哭起來，邊哭邊罵；男人都咬牙切齒，指手頓腳的罵劣紳，咒白軍，要與他們拚命。由此，可見用殺人燒屋的手段鎮壓群眾的革命，不但無效，反而更激起群眾深刻的仇恨，而使鬥爭加劇起來！
……
因為群眾被燒了房屋，一方無所掛慮，另一方想起來就心痛，所以更加拚命鬥爭了。（《方誌敏文集》，第三六～三七頁）
紅軍長征後，國民黨軍隊在江西抓捕“共匪”。“被捕的群眾從切身的體驗中知道：在敵人的淫威下，硬是頂住不講。也許還可活；如熬刑不過，講了，講一個就會追十個，一牽一大串，最後是自己死得更慘。因此就是被敵人打斷手，打斷腳，打得死去活來，也是不吐半句真情。”（陳丕顯：《贛南三年遊擊戰爭》，第七六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執政黨考慮的問題要比革命者複雜一些，顧慮也多一些，但它在鼓動民心、組織群眾方麵肯定不如革命者，它過於傳統化的意識形態也不足以召喚動蕩時代的激情和理想。
其間的道理，不隻是壓迫越深反抗越烈，古今中外都有壓迫很深卻無反抗的群眾。真正的問題是，要群眾不反抗，就得讓群眾能活得下去，不管生活得怎樣，這就是魯迅講的“做穩了奴隸”的時代。贛東北是個貧困地區，很多農民的全部財產就是幾間歪歪扭扭、聊遮風雨的破房，燒光了房屋，他就隻能參加革命。何況國民黨又遭遇了有西方理念鼓舞、有蘇聯實力支持的最具革命性的對手，白軍的鎮壓客觀上是在進行革命動員。“我可以肯定地說，殺了一個共產黨員，還有幾十幾百幾千幾萬個新黨員湧現出來，越殺越多，越殺越頑強地幹！曆史注定了你們反革命的一定要死滅，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後的勝利。”（《方誌敏文集》，第四〇頁）
這個道理反革命不懂，革命者也不全懂。中央代表曾洪易主持贛東北肅反時，不但大量殺害地方革命領袖，“一些群眾吹口哨、敲扁擔、紮褲腳、留扣子、扔石頭，也被懷疑是‘AB團’、‘改組派’用以進行聯絡的暗號，而被關押或殺害。甚至一些在白區工作的幹部和交通也被調到了蘇區，加以殺害。餘幹縣保安大隊羅英，連人帶槍一百七十餘人，攜帶妻室兒女投奔革命，還有其他嘩變過來的士兵，也都被認為是反革命派來的，一概殺掉”（《方誌敏傳》，第二一一頁）。這種行動的思想基礎之一，是對農民做了過高的估計，一旦實際遇到的農民不符合革命先鋒的理論，就認為他們是反革命，就要殺掉。南方如此，北方也有這樣的認識。陝甘邊根據地領導張秀山曾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理由之一是他不相信群眾。他的解釋是：“南梁群眾很多是鴉片煙杆子，太白川有些群眾說：你們要禁止種鴉片，我們就要搬走了，搬出蘇區，搬到國民黨住的地方都可以種大煙，就可以抽大煙。他們如果真的搬走了，軍隊來了之後，連做飯的鍋都沒有，連飯也吃不上。因之，便對那裏的農民讓步，說今年、明年不禁止，過兩年之後再禁。”（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第三九一頁，中共黨史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
把農民理想化，有時會鬧出笑話。一九五一年批判電影《武訓傳》後，江青主導組織了一個高水準的創作隊伍（編輯陳白塵、導演鄭君裏、主演崔嵬）於一九五五年攝製反映農民革命領袖的電影《宋景詩》。但宋景詩投降過清廷，鎮壓過其他農民起義，最後因反複無常而被清廷撲殺，這個英雄其實是很難樹立起來的，所以公映後反應平平，遠未達到江青的預期。
六、“必然”
現實的苦難召喚著革命，現實的壓力也阻礙著革命。贛東北的暴動從抗捐開始，在方誌敏等人的有力推動下，迅速轉化為與政府的對抗。握有國家機器力量的國民黨有強大的力量鎮壓革命、殺死革命者。革命必須有一套主義和信仰浸透革命者的身心，使每個革命者都能藐視強敵、頑強革命。
在《死》中，方誌敏記述了一個副處長對他的勸降過程。這個瘦瘦的、三角臉、老鼠眼的劊子手，卻又是相當圓滑且有一定見解的人。比如，他把共產黨分為“信仰頑固”的和“盲從”的，就不全是誣蔑，任何一個人數眾多的政治組織，通常都是由少數精英和多數跟從者組成的。
勸降是在似乎抽象的關於“主義”和“人生觀”的爭論中進行的。副處長深諳人性人情：
你們的主義，是不得成功的，就是要成功，恐怕也還得五百年。……總之，不能在我們這一代實現，那是一定的了。我們為什麼要做傻子，去為幾百年後的事拚命呢？……主義並沒有絕對的好壞，總得看看是否適合於今日。譬如說我們國方的主義，也有許多人說壞話，但說的盡說。現在總是我們國民黨統治中國；我在國民黨裏，總有事做，總有生活，這種主義已經就值得我們相信了。人生在世，公私兩麵都要顧到，有私才有公，有公也才有私。一心為公，完全忘了私，忘了個人，我看那不能算是聰明人吧。我常常這樣想，萬一共產主義會成了功，那誰能料定我會不一轉身兒，這是我的實心話。（《方誌敏文集》，第一四九頁）
這裏有兩個方麵。一是主義要適合於現實，二是公私兼顧的人生觀。在常識的意義上，都不能算錯，世紀末反省革命的思潮中，就有這位副處長的回音。
但革命與常識無關。如果一切以現實利害為標準，革命就根本不會產生；如果革命者不一心為公，革命就難有成功之日。為革命而獻身是要有條件的，除現實因素（總有人不可能在現有秩序中生存發展）外，重要的是有一個相對封閉的生活環境，一個可以委身於它的理想觀念，一個可以（至少在理論上）相互依賴的“家庭”式的群體。如果隻看現實，那麼革命者是不可能在幾乎是不可能的條件下創造出奇跡的。方誌敏一語道破了中國革命的奧秘：
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篤誠的信仰者，大革命雖然遭受失敗，但我毫無悲觀失望的情。……這次的失敗，隻能是暫時的，中國革命的複興，某個新的高潮，必然要很快到來的。“資本主義的社會，必然要覆滅，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共產主義；反革命必然要失敗，革命一定得到最後的勝利。”這是絕對的真理，同時，這也是我的基本信仰。好吧！錯誤是錯誤過去了，失敗是失敗過去了，算了吧！重起爐灶，再來幹吧！（《方誌敏文集》，第三三頁）
努力的幹！忘餐廢寢地幹，不怕不成功的！（《方誌敏文集》，第九三頁）
馬克思多次指出，不能把他的曆史圖式（從奴隸製到社會主義）普遍化為一般發展道路的曆史哲學，以為“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曆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被馬克思主義所鼓舞的中國革命既沒有實現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基礎，也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的物質前提，而卒能成功，原因之一，恰恰是把馬克思的曆史圖式絕對化、先驗化，以此來激發參與者不容懷疑動搖的獻身精神。“必然”的邏輯與“絕對”的信仰，是革命的真正動力。“必然”意味著勢所固然，終將如此；“絕對”意味著沒有任何可以與它相提並論的東西，對“絕對”的體認內化為人生的“信仰”，不但是個人的一切無法與之相對，就是革命遇到挫折、失敗，也不會喪失信心，因為它是絕對的。如果出了誤差，那是因為具體條件的限製或主觀努力不夠，那是因為偶然性幹擾，所以方誌敏才在獄中反複檢討皖南行動在策略上的錯誤。“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方誌敏文集》，第一三五頁）堅毅的革命者一定是堅定的“絕對”的理想主義者，而現實主義的相對論者則很可能是叛徒。一九三三年，團中央幹部黃藥眠被捕後，已經背叛的原中央上海局書記盛忠亮就這樣勸其投降：“共產黨的這些做法，都是理想主義、幻想主義，是不實際的。馬克思當年說：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打倒資本主義，這也不過是長遠的理想罷了。能夠作為我們直接奮鬥的目標嗎？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夢囈。”另一個叛徒也這樣勸降：“我從莫斯科回來以後，也做過地下工作的，而且做過共產黨江蘇省委書記。你當然知道，這個職務在共產黨裏也不算低了。……馬克思是百多年前的人了，列寧是俄國人，也許他知道俄國人的思想，至於咱們中國人民，生活情況、思想文化、風俗習慣，他們能夠知道嗎？唉，共產主義，隔得我們多遠呀！多麼渺茫呀！這不過是純粹的理想、幻想罷了。”“就是講共產主義吧，我們中國有多少大工業？所謂產業工人，勉強算起來也不過二百萬，而且技術落後，文盲多，能夠喚起他們來革命嗎？能夠讓他們來掌握政權專政嗎？空想的社會主義，還是科學的社會主義，我看馬克思就是空想的社會主義。沒有無產階級，也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列寧硬想出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來，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黃藥眠：《動蕩：我所經曆的半個世紀》，第二六〇、二七四～二七五頁，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前仆後繼，愈挫愈勇，這就是絕對信仰的力量，這就是革命成功之本。國民黨失敗的原因甚多，但其成員沒有或較少“絕對”和“信仰”是一個重要原因。像副處長這樣一旦時移境遷就“一轉身兒”的國民黨人不在少數，怎麼能指望他為“黨國”獻身？而且國民黨人還善於區分公共角色和私人關係，喜歡講人情，不因公廢私。抗戰開始後李一氓到四川做統戰工作，首先去拜訪那些已經做了大官的同學，其中之一是國民黨四川省黨部書記長李琢仁，他對李一氓說：“你這次回來，盡管放心，我們好朋友還是好朋友。有什麼事情要我幫忙，盡管說。”（《李一氓回憶錄》，第二四四頁，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省級主要領導都不講原則，“黨國”不亡才怪。
七、“極端”
方誌敏在總結贛東北革命經驗時，屢屢憤怒地呐喊：“右傾保守主義是我們最凶惡的敵人！”（《方誌敏文集》，第六九頁）他認為，贛東北的右傾錯誤，主要表現為沒有猛烈擴大紅軍、不敢在白區進行大的戰爭、沒有拚命向外發展，總的看就是“極端不夠”。（《方誌敏文集》，第六九～七〇頁）因此在形勢比較順利的一九三一、一九三二、一九三三這三年中，贛東北不但沒有發展，反而縮小了一部分。
革命當然是極端行為。在二十世紀初發生的種種有關革命的爭論中，要點之一是鑒於革命會帶來的流血犧牲和社會震蕩，中國的進步是否要采取這一形式？經過兩代革命者的呼號推動，革命終於發生。革命者麵臨的新問題是，盡管中國有革命的需要和前提，但幾乎沒有什麼客觀條件可以保證革命成功。完全實事求是，按常態考慮問題等等都不可能把革命進行下去。這也就是何以紅軍特別重視政治工作的原因：
特別是在白區長期作戰過程中，戰鬥員的疲乏與個別的悲觀失望是不可免的，必須有刻苦的耐勞的政治工作，以提高其勇氣及勝利信心。（《方誌敏文集》，第一〇四頁）
革命起源於改造世界的理想主義衝動，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鼓舞理想、提高信心以喚醒“極端”。但是在具體的革命過程中，僅僅“極端”有時仍然會遭遇失敗。一九三四年七月初，為掩護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中央決定以紅一軍團第七軍為主，加上一些新兵組成六千多人的紅七軍團以“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名義向閩浙皖贛進軍，執行牽製任務。先遣隊從瑞金突圍於十月到達贛東北，聯合在那裏的紅十軍編為紅十軍團（方誌敏任軍政委員會書記，原閩浙贛軍區司令員劉疇西任軍團長，尋淮洲任主力十九師師長，樂少華任軍團政委兼二十師政委，劉英任軍團政治部主任兼十九師政治部主任，粟裕任軍團參謀長），再轉戰於浙皖邊、皖贛邊和皖南。十二月，先遣隊在安徽太平譚家橋遭重兵包圍，戰鬥失利，主力十九師師長尋淮洲犧牲，撤出的軍隊又被敵人包圍。“我軍經過長途行軍作戰，本已十分疲勞，陷入重圍之後，彈盡糧絕，傷亡不斷增加，又遇到天氣驟變，雨雪交加，許多指戰員幾天粒米未進，以草根樹皮充饑。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們仍頑強戰鬥，不斷殺傷敵人。我十九、二十兩師在懷玉山東南的山地和北部的冷水坑、玉峰、馬山等地，二十一師在王龍山北部，同敵軍反複血戰。敵軍向懷玉山圍攻時，我軍占據山頂製高點，堅決抗擊敵人。在敵軍不停頓的‘搜剿’和圍攻下，我軍被分割，被衝散，但仍然堅持各自為戰，表現了革命戰士無比堅定、無限忠誠和誓死與敵血戰到底的大無畏精神。敵人極端野蠻殘忍，見人就殺，見房子就燒，把能搜出來的糧食全部燒掉。因為山高林密，不便搜索，敵人就放火燒山，我軍走不動的傷病員，有些就被燒死了。被圍的部隊隻有少數同誌跑 回閩浙贛蘇區。另有一小部分同誌向北突圍到皖南去了。軍團主要領導人劉疇西、方誌敏同誌隱蔽在隴首封鎖線附近的山裏，至一月二十七日，先後不幸被敵軍搜捕。”（《粟裕回憶錄》，第一〇三頁）戰士們是勇敢的、“極端”的，但無法改變失敗的結局，根源在上麵。就軍團本身來說，曾洪易、樂少華的無知和專橫隻能給部隊帶來災難。軍團長尋淮洲是優秀將領，卻沒有多大權力，到贛東北組成紅十軍團時，還把他降職為師長（紅七軍團改編為十九師，贛東北的紅十軍改編為二十師）。領導不行，一般官兵再“極端”又能如何？軍團領導上麵還有中央領導。粟裕後來說：“在當時整個紅軍作戰嚴重失利的情況下，中央蘇區老根據地八萬主力紅軍都呆不住了，卻要求紅七軍團這支六千人的部隊（其中還有一半是新戰士，僅僅一千多條槍），深入到蔣介石國民黨的閩浙贛皖腹心地區去‘最高度地發展濟南戰爭’、‘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更是完全脫離實際的想法。”（《粟裕回憶錄》，第一〇五頁）以偏師無後援而進攻敵人的心髒地區，失敗是必然的。
所以革命不但需要極端，同樣也需要客觀冷靜。方誌敏的“極端”隻是激烈地開展革命，在策略上，他還是謹慎的。一九三〇年下半年，贛東北紅軍兩次奉立三中央之命去打九江，方誌敏都堅決反對，他認為：“紅軍去打波陽（執行攻九江的命令），是送紅軍去死的！這樣猛烈的發展要坍台！”（《方誌敏文集》，第三八九頁）一九三一年，方誌敏主持的省工農政府通過決議取消各圩鎮的趕集活動，這顯然破壞了農民的日常生活。方誌敏下鄉後發現了這個問題，迅速撤銷原來的決定。贛東北的土地法與中央根據地的土地法是不一樣，在中央根據地，是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贛東北在沒收地主土地後，地主仍然可分得一份人口田，富農與其他農民一樣分田。顯然，贛東北的政策對穩定地主、富農情緒，鞏固根據地起了積極的作用，而中央根據地的政策則會引起地主、富農起來反革命。在得知中央根據地的政策後，方誌敏依然堅持原來的政策，理由是：“我們原來的土地法，既然這麼多年沒有出問題，那就說明在我們這裏是正確的，就可以實行下去。”（《回首當年——方誌純革命回憶錄》，第五〇一頁）以至於曾洪易到贛東北後，給方誌敏加了一頂“富農路線”的帽子，強令修改土地法。
方誌敏的經驗說明，“極端”的革命理念並不一定導致極端的革命實踐，甚至唯其“極端”，所以更要小心翼翼，務求有效。隻要是革命，就離不了“極端”。當然開國大典之後，革命已不再是中國社會的內在需要，繼續“極端”政策就隻是人為的了。
八、矛盾
方誌敏是中國革命的聖徒。他對上級抱有最大的忠誠和熱情。共產黨“有完整的革命理論、革命政綱和最高尚的理想，它有嚴密的黨的組織與鐵的紀律，它有正確的戰略和策略，它有廣大的經過篩選而忠誠於革命事業的黨員群眾；並且它還有得到全黨誠心愛戴的領袖；它與無產階級和一般勞苦群眾，保持親密的領導關係；它對於階級以及全人類的解放事業的努力、奮鬥和犧牲精神，隻要不是一匹瘋狗，都會對它表示敬意”（《方誌敏文集》，第二三頁）。這些頌詞是每個革命者都應當背誦的。不過他不是背宣傳材料，而是表達一種已全部浸入其骨髓的真誠信念；而且，方誌敏不是一個盲目的信仰者，他對黨內非理想的方麵是真切了解的。比如，一九二七年，“共產黨的中央，被陳獨秀腐朽的機會主義所統治，離開階級立場，背叛階級利益”；“黨沒有正確的領導”。（《方誌敏文集》，第二六頁）但在革命實踐中，方誌敏有三個方麵的嚴重苦惱。
首先是根據地初建時期與上級組織的矛盾。信江地區弋陽、橫峰等縣一九二七年年底發動革命暴動，一九二八年分別成立黨的縣委，受（贛）東北特委領導。而東北特委卻是如此：
山高皇帝遠，好久沒有一個指示，間或有指示我們，又無法用以解決我們實際上的困難！派交通去，往往挨罵而歸，同時總是要我們解款子。有些時候，我們沒有解款去，就把我們的交通路費扣留。（《方誌敏文集》，第二三六頁）
東北的黨，是省委最稱許的，但是與我們為鄰，我們在頂吃緊的時候，他們從來不予我們以幫助。（《方誌敏文集》，第二三九頁）
隻想向下級要錢，卻從未給下級幫助！下級當然不願意，幹脆聯合起來成立信江特委，直接歸省指揮。但也不行，信江特委要開成立大會，送信的交通員經過東北特委時，路費被拿去了，交通員隻能半途而返，大會因此開不成。後來好不容易與省委聯係上了，省委卻和東北特委一樣對信江懷有成見和誤解，從來不肯派人到信江視察工作，對信江方麵的報告又不肯相信，甚至要取消信江特委。黨不是抽象的，陳獨秀是黨，贛東北特委也是黨，但他們與方誌敏信仰的黨似乎有較大距離。顯然，抽象的黨和具體的黨不一樣，革命者的本領之一，就是理論上堅決相信黨的正確，而在實際工作又要掌握與具體的組織、具體的領導人打交道的藝術。沒有前者，就不會有革命的堅定性；沒有後者，就不能在革命隊伍中生存。
其次是根據地發展起來後與中央的矛盾。革命必須集中力量，中央必須對各根據地擁有絕對的指揮權。所以每次中央發生領導人更換或政策轉變，都要派出“欽差大臣”到各個山頭督促。贛東北的唐在剛、萬永誠、倪寶樹、曾洪易等人，都充當了這種角色，他們先後與贛東北根據地及紅十軍的創始人方誌敏、邵式平、黃道、吳先民等發生衝突。曾洪易下車伊始就斷定：“贛東北黨的組織大多數不是從鬥爭中發展起來的，而是由征服、拉扶、親族和感情關係相互介紹建立起來的。”（《回首當年——方誌純革命回憶錄》，第九九頁）因此要嚴厲肅反。“吳先民是贛東北黨的創始人之一，為革命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是一個堅強的共產黨員。可是，曾洪易隻憑一個所謂‘AB’團嫌疑犯的口供，就確定吳先民同誌是‘AB’團，是‘改組派’，要將吳先民殺害。”（《回首當年——方誌純革命回憶錄》，第五〇二頁）還把他的頭割下來示眾三天。方誌敏原來也是肅反的熱心參加者，“本來我的痔瘡是刻不容緩的要割了……醫生把開刀的手續都辦好了，並送了瀉濟給我喝。我想在肅反鬥爭緊張的時候，我個人卻睡到醫院裏去割痔瘡，心裏怎樣會平安下去，乃回複醫生暫不割，等有暇時再來，瀉濟也退還醫院了。我也常到保衛局審問捉來的反動派。大審問中，我感覺到當時的肅反工作，有些地方是錯誤的，極不滿意”（《方誌敏文集》，第七三頁）。肅反的錯誤表現在：一，“肅反”中心論，埋頭對內殺戮，忽略對外戰爭；二，擴大化，到處疑神疑鬼，引起“人人自危”；三，簡單化，隻憑口供殺人，牽連無辜。僅弋陽一縣就設有監獄十七處，關有“AB團”犯人一千一百多人，被殺的達三百多人，全縣九個區委書記殺得隻剩下一個。“我現在肯定地說，贛東北和閩北的肅反工作，是有錯誤的。”
放走一個反革命派，固然是革命的損失，錯辦了一個革命同誌，又何嚐不是革命的損失！（《方誌敏文集》，第七四頁）
錯放一個反革命與錯處分一個革命同誌，其損害黨和革命利益是同樣的。（《方誌敏文集》，第一〇六頁）
這些都是常識，但擴大的“肅反”在繼續。贛東北的“打AB團”運動一直進行到長征以後。“更令人痛心的是，在外部敵人不停地對我們進行越來越瘋狂的‘清剿’時，我們內部還繼續在不停地搞什麼‘肅反’鬥爭。”方誌敏的弟弟方誌純就被關了起來，多次吊打，隻是在幾乎被殺的關頭，項英一封電報救了他（項英一九三一年就糾正過毛澤東的第一次“打AB團”）。“當時關我、審訊、打我的人，都是在一個部隊朝夕相處，生死與共的戰友、同誌，相互之間非常了解，怎麼至於昨天是革命的，是同誌；而今天就以革命，成了敵人？”（《回首當年——方誌純革命回憶錄》，第一六二頁）道理很簡單，方誌純在個別場合以不同的方式向領導提過意見，反對上級當然就是反對黨，就是“AB團”。賦予此一內殘行為以一種理性的解釋：僅僅抽象的政治理念還收拾不住人心，還需要肉體消滅的配合。
為了保證曾洪易等人在贛東北的權威，一九三三年，中央把贛東北的紅十軍調到中央根據地。方誌純回顧說：“方誌敏孤零零地被留在贛東北，沒有隨軍行動，紅十軍軍長周建屏，名義上是將他調去學習，實際上是根本不信任；政委邵式平調離部隊，到地方工作，當然不信任。我，吳克華、黃開湘等同誌也均被調出，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當時，紅十軍營以上的幹部，幾乎全部被調離，換上另外一批幹部。”（《回首當年——方誌純革命回憶錄》，第一八六頁）這樣做當然可以保證中央對這支地方武裝的絕對領導。但紅十軍幹部戰士都是贛東北人，把他們調離家鄉，再全麵調整他們的領導，極大削弱了這支部隊領導力量和戰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