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冤獄：偶然還是必然？
從自由思想到科學精神、從內在修養到身體鍛煉，梁宗岱是現代中國少有的企求全麵發展的人。文友們傳誦他行走如飛、臂力過人的故事，學生們則把他當體育老師。“人生豈局促？與子且浩歌。浩然一曲衝破，地網與天羅。”這是他前半生的春風得意。
然而，“地網天羅”就是專為任性率真的人而設的。梁宗岱是“名人”，四十年代拒絕過蔣介石的招攬和“立法委員”、中將軍銜的誘惑，從未把“大人物”放在心上。但時過境遷之後，已是百色富商的梁宗岱卻未意識到“資產階級”是要被消滅的對象，仍然口無遮攔，多嘴多舌地向地區主要領導提意見，直到這位領導向他要藥治療“風流病”時，梁宗岱才明白過來：“這是閻王票！這個人陰險，無論治不治得好他的病，他都要滅口的！”一九五一年九月，這位領導以“通匪濟匪”等四百八十多個罪名將他送進大獄。詩人李又然在京聞訊後反映給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胡發電要求把梁宗岱送中央處理，百色地區卻置之不理，進而準備對梁宗岱進行“公審”判決。隻是因為其他領導的反對，他才保住了性命。一九五三年五月，梁宗岱在獄中寫信給毛澤東。一個月後，重見天日。此案轟動全國並波及海外，梁宗岱生前的遺憾之一，就是一直未能寫出《獄中記》。
給毛澤東的信是甘少蘇用雙掛號寄出的，她同時抄了兩份寄給梁宗岱的老朋友馮至和朱光潛，“但一直沒有得到回信，不知他們收到沒有”。此時，朱光潛剛剛結束自貶自辱的檢討，不能也不敢為這位曾經“顧盼自豪”的老朋友說話；馮至處境很好，一九五一年出任北大西語係主任，一九五二年六月，他的新作《我的感謝》傳誦一時：“你讓祖國的山川/變得這樣美麗、清新，/你讓每個人都恢複了青春，/你讓我，一個知識分子/又有了良知。/……/你是我們再生的父母，/你是我們永久的恩人。”他怎麼會為朋友而向“父母”提出要求。
知識分子在五十年代初的主要任務是懺悔和改造，但像梁宗岱這樣因一個地方“小官僚”的誣陷而入獄畢竟是偶然事件。假如他還在北大，假如他在一九五〇年接受省主席張雲逸的邀請到南寧工作，冤獄很可能無由構成。事後分析，客觀原因是在曆史大變動之際，僻居一隅的知識分子更易遭到“少數另有用心的人”的暗算；主觀原因是梁宗岱的個性使他易招是非。主客觀統一，冤獄就是必然的。
三年的不自由部分地馴化了梁宗岱，“反右”時拒絕給領導提意見；“大躍進”時對種種胡鬧表示理解：“共產黨從收拾舊攤子過來的，要做到十全十美不可能，免不了要出點錯，隻要大方向正確就行了。”盡管如此，固執自負的梁宗岱在其環境中仍然是個異類，一次次思想整肅並未把他的腦子洗幹淨。不但對成績不好的工農學生不予“寬容”、在“文革”中為劉少奇辯護，而且還相當樂觀自負，組織上曾派幾個女學生“幫助”他的思想，事後他竟對人說：“她們的聲音像鳥一樣，很好聽。”甘少蘇說他在“文革”中也坦然得很，能吃能睡還能自解自嘲。卞之琳一九七九年最後一次見梁宗岱時，還驚訝於他的奕奕精神，認為他在否絕的逆境中也能興高采烈從不認輸。隻是天真的個性畢竟應付不了複雜的世界，他五十年代末嗜酒成癖；一九六八年遭到毒打後，由一個人文主義者變為了信仰上帝者。彭燕郊因此認為他經曆著一場幻滅：“當你把自己的過去說得一無是處，你就有了大的空虛，你必須填補這個空虛，否則你就無法生存，即使是強者，這時也將不得不采取那最不足取的辦法：麻醉自己。忍受已經到了極限，尋求解脫就成為找到歸宿的最自然的途徑了。”
據梁宗岱的同事戴鎦齡說，在彌留之際，他“不作呻吟，而是發出雷鳴般的巨吼，震動整座樓房。這位才人臨死依然變成豪邁粗獷異常。他不怕死，但在死前竟留下一堆未完成的工作，他不得不用連續的巨吼代替天鵝絕命的長鳴，以發泄他的無限悲憤”。
詩是生命的歌。盡管詩人之為詩人在其寫詩，但偉大的詩人常常還把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刻意塑造成一首詩，比如德國詩人歌德，其一生就是一首和諧中節、圓融豐富的詩。梁宗岱是歌德的翻譯者和崇拜者，也是現代中國詩人中最具詩人才華氣質的一位，但其一生不但未能實現其文藝複興式的“全麵發展”的理想，還終於陷入“從不認輸”與“無限悲憤”的悲劇性衝突之中。更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已無法看到這出戲，因為後期梁宗岱不再寫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