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寫詩與製藥，哪個更值？
在翻譯莎士比亞、歌德、裏爾克、瓦雷裏，介紹象征主義和評論屈原方麵，梁宗岱是最出色的，他的譯文迄今還是同類譯文中最為優美的。好的總是少的，問題是梁宗岱後期基本沒有著述，以至於他在中山大學的鄰居都為之著急：“梁教授怎麼老在外邊溜達？他很有才能，應該多寫點東西呀！”
不寫東西的原因之一，是詩人投筆製藥去了。一九四四年，梁宗岱辭去複旦大學的教職回廣西百色定居，從此遠離文學達十多年。此一重大轉折的原因，一是他必須回去料理“梁全鋪”，那是一份很大的家業，依靠它的支持，梁宗岱才可以從容遊學、任教而從不必為生計而寫作。更重要的是，他在重慶的生活世界是他與沉櫻兩人共同擁有的，與甘少蘇同居後，他實際上成了那個世界不歡迎的人。他怎麼受得了這份委屈？回百色與甘少蘇“白橋凝佇”、“夕陽攜手”不是更好嗎？
正如他難以忍耐“從一而終”的婚姻一樣，具有“浮士德性格”的梁宗岱本來就不會以一生而殉一業。梁家有製藥施醫的傳統，百色又盛產藥草。在鄉居的日子裏，梁宗岱翻山越嶺采集原料，不計報酬地治病救人，對“活神農”的生涯甚感愜意。他曾對甘少蘇說：“對我來說，你比沉櫻適合些，沉櫻是個讀書人，許多事情都不會做，不會做生意，研製中藥也幫不了忙，而你在這些方麵都是我的好幫手，為我頂起了半個家。”其時青黴素和磺胺劑剛剛問世，梁宗岱立意要發明出能與它們媲美的中藥。這似乎是個玩笑：除了因家庭影響而從小就有的興趣外，他有什麼條件和根據發明新藥？但梁宗岱就是聰明，幾年後真的配製了兩種療效頗大的中成藥“草精油”和“綠素町”，一九五〇年還創辦“太和化工社”批量生產。如果不是後來的變故，他很可能成為百色地區最重要的中藥生產商。
“轉業”其實也不完全是主動的選擇。因為一九五六年到中山大學任教後，除了一些翻譯，教授座上的梁宗岱竟沒有一本論著問世，倒是地下室的煉藥爐火焰熊熊。這是沒有報酬的苦差事，配齊藥方要跑好幾個藥店，爐邊九個日夜的煎熬也很難耐，最忙時一個月要製三次。即使在他生命的晚年，環境已給他承諾了再振雄風的條件，他確也曾用兩個月的時間重譯了被毀的《浮士德》上卷，並計劃重譯蒙田、撰寫自傳，但用補發的工資建起來的藥爐始終熊熊不熄。一九七七年他在給卞之琳的信中還說：“我的工作當然還是完成學院的任務，但主要似乎已轉製藥、施醫……”這在全國教授中可能是唯一的。熟悉梁宗岱的彭燕郊這樣解釋：“在那些動蕩的歲月中他似乎有過某種預感，他開始不想再寫作、研究、辦學而想去從事工業，甚至認為當初不該學文而應該學工。他更加熱衷於製藥，想通過創造活人濟世的良藥來填補讀書人使命感的落空。”
那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時代，文學寫作常常被卷入無休無止的“運動”之中；那也是一個不容個性伸張的時代，自負倔強的梁宗岱不可能以一己之心力抗禦總體性的壓力。製藥施醫是他既可以滿足自己興趣也可以造福於人間的唯一方式。然而，雖然他確實治好了許多人的病，胡喬木在一九七九年也向他要過一些“綠素町”，但似乎不能說他是一代名醫，“綠素町”也一直未經正式鑒定，沒有得到醫藥界的認可。一個享有盛名的詩人，耗費了無數心血來從事身後很難證明其價值的製藥，令人有千古詩人未盡才之感。梁宗岱喜歡羅曼·羅蘭的名言：“我活著是為了完成我的律法，受苦，死，然而做我要做的——一個人。”梁宗岱的“律法”究竟是吟詠的詩人還是行善的醫者，他自己也許並不清晰。
但是，比起當代詩人幾乎完全一致的生活方式，遠離詩的梁宗岱其實更像一個詩人，因為他發揮了那個時代所能擁有的個人的選擇權，做了自己願意而又能夠做的事。梁宗岱喜愛法國詩人蘭波，這位在十五到十九歲短短四年中成為法國詩壇的一顆彗星和一種神秘的詩人，因一八七三年與魏爾倫的悲劇性分手而“對於詩懷著那麼強烈的厭惡，以至他竟毫無惋惜地和它絕緣了”。蘭波可以去當水手去行商，在冒險與流浪中了卻一生，梁宗岱當然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有誰能說，詩人就一定要寫詩搞文學？我們讀過的無數頌詩讚歌，難道就一定比“綠素町”更值得詩人傾心？寫詩與製藥，哪個更值得，沒有誰能辯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