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〇年，還在母腹中的汪康年就為避太平軍之亂而開始其難民生涯；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在武昌首義的大動蕩中，汪康年懷著對國家前景的憂慮及個人理想的幻滅悄然病逝。——生於憂患死於憂患，這位從戊戌到辛亥期間傑出的報人和維新活動家的一生本該是多麼令人興味盎然的研究對象！
然而，在有關近代維新的大量研究中，學者們最喜歡問津的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三巨頭，汪康年更多是作為他們的陪襯才得以露麵，有時甚至完全成了反麵人物。廖梅的《汪康年：從民權論到文化保守主義》（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下文引用該書時僅標出頁碼）一書，篳路藍縷，完整地再現了汪康年一生的維新誌業並對其思想作了分析性評論，填補了近代思想文化研究的一個空白。此書寫作曆十年之久，在搜輯材料、重建史實及知人論世、公允評價方麵基本上難以挑剔。但作為一部高質量的人物研究，廖著較少就汪康年對曆史現實及個人遭際的感受作出必要的發掘，較少對汪康年主觀心理的洞察和描述。曆史人物研究不是文學傳記，但人物的完整性必賴其心理活動的支撐，而我們對社會行為的理解也不能繞過對行為者主觀動機的領會。
憂患的時代也可以是激動人心、人才輩出的時代。在同時代人中，汪康年的舊學新學都不突出，但他能敏感於時代的要求，以民間報人的角色參與曆史，這是他成為曆史人物的關鍵。汪康年一生的英雄期是一八九六年八月到一八九八年八月的《時務報》時期。在熱烈的製度改革論中，他在《時務報》上發表十五篇文章，提出了中國改革的兩套方案：一是自上而下地進行政體、官製、行政製度的改革，開議會，張民權；二是自下而上的民間維新，即先在民間和中下層官員中推行教育、經濟、軍事等各方麵的局部改革，為政治改革準備人才與經濟基礎。“上”、“下”都隻是起點，最終都是要上下會通，改革現代政治體製，讓人民參政。兩套方案隻是在施行程序而不是在目標宗旨上有別，務實冷靜的汪康年並不固執某一方案，而是根據不斷變化的形勢，適時調整重心。其實，晚清時代，在中央政府的“上”和民間社會的“下”之間，還有一個源於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等中興名臣，在維新時代以東南督撫為代表的地方大員的“中”層，他們主政一方且眼界開闊，具有向中央集權提出嚴重挑戰的權威並因此部分承擔著中國現代化的命運。因而，汪康年的維新活動實際上有三種訴求對象和依靠力量，其上下移動的行動曆程，也就與整個中國的政治社會息息相關。
這是一個負載著曆史的人物。保留下來的三千餘封書信證明汪康年當年在知識界和政治界的活躍程度。廖著突出的成績是把曆史環境與個人行為統一起來，既從時代需要和環境壓力方麵追溯其維新活動的起源與目的，又特別注意強調汪康年作為“實幹家”在維新大業中的特殊貢獻和獨特地位，這就同時分析了他與康、梁等人既相互配合又難以合作的原因。當汪康年的維新活動無可挽回地失敗時，近代中國的困境也因此部分地凝聚到他的身世命運之中。
維新改良在西方近代史上就是“開明專製”，若想成功，既需由最高統治者來策劃推動，也要有必要的社會重心以為平衡。但這在皇權專製根深蒂固、傳統的社會秩序瀕於瓦解的中國，是不大行得通的。所以即使是眼睛向“上”的康梁在其變法實踐中也沒有放棄與底層民間的聯絡。然而，沒有“自上而下”的第一套方案，維新就不可能具有呼喚改革的政治運動的特征和聲勢。《時務報》創辦伊始，汪康年就主張興民權、開議院，還為中央政府設計了政治體製改革和行政製度改革的具體方案。一九〇〇年庚子事變後，一方麵中央政府沒有徹底癱瘓，另一方強敵臨門亡國在即，汪康年再次回到自上而下的方案，言論重心落在政府應如何行事上，強調中央集權和改革的循序而進。在革命浪潮波動的一九〇三年，他還與革命派論戰，認為革命不適合於中國，特別指出革命的兩個危險後果：一是革命黨的過激行為使政府不敢改革，二是革命暴力分散了政府實行新政的注意力。所以盡管他也認為維新與革命一樣，幾乎無可希望，但即使不維新，中國一下子也亡不了，而革命卻可能立致亡國。兩害相較取其輕，一九〇七年，汪康年離開標誌其民間立場的上海遷居到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主持編輯《京報》。配合當時的“新政”，《京報》的言論表達了對立憲的熱烈擁護。由於“丁未政潮”中改革派主將瞿鴻機罷相，汪康年隨之失去保護，《京報》於一九〇七年八月被勒令關閉。他一生中第三次“自上而下”的努力終至失敗。
不過，汪康年有備在先。“自上而下”的改革論提出不過半年，他就注意到國家政治錯綜複雜，牽一發而動全身。他也懷疑政府是否有勇氣、有能力進行快刀斬亂麻的改革。而且民智未開，國民不足以自治，因此有“自下而上”方案的提出。一八九八年，當康、梁等赴京趕考並把希望寄托於光緒皇帝之時，汪康年卻留在上海辦報，對百日新政持冷淡態度，這不是因為他站在政府或張之洞的一邊，而是因為他在內心根本就對政府投了不信任票。與康、梁相比較，汪康年更為冷靜務實。此時他的大部分言論和行為，都是在積極從事各種民間維新活動，不但提出了一係列包括育人才、興商業、講武備的活動方案，而且身體力行，領導或參與創辦包括《時務日報》在內的多種言論陣地、組建各種學會團體、興辦各種學校、譯印銷售時務書刊，還親自辦理實業，其活動範圍幾乎事囊括了滬上新事的一半。因為汪康年沒有參與康、梁活動，戊戌政變後這些成就得以保留，成為中國近代化的最早建樹，也是汪康年對維新事業的獨特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