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前些年寫作的有關文化人物的文章選集。我原來學中文，後來轉向更大的文化範圍，偏重在曆史與理論，對個性鮮明、貢獻各異的中外文化人物始終興味盎然。這要追溯到一九七九年秋，那時我在揚州師範學院讀中文，一次在揚州汽車站等公共汽車回家時，遇到兩位在師範專科學校讀書的同鄉，他們正對著一本當代文學史教材談論一些作家的生平事跡，我至今記得是李準、王汶石、杜鵬程、茹誌鵑這些人。兩位同鄉入學前就是中學語文老師，雖成績甚好，卻因年齡較大而隻能讀大專，但他們對文學、作家、當代中國的了解卻非常豐富，他們所說的這些作家的人生經曆、成名及後來的狀況等，我覺得非常新鮮。從此，不管研究什麼問題，我總是對這個領域的人抱有最大的興趣。現在想來，我個人的成長，多得益於那些年長的同學。我是七八級學生中年齡較小的，同學大多為一九五〇年代出生，他們一些不經意的閑談，對我很有啟發。記得一九七八年秋入學不久，我就從同宿舍的同學中知道了一些“右派”的名字，然後我便到圖書館借來他們的作品。剛剛讀完，這些人就平反了，很快成為一九八〇年前後中國作家中的主力。我此前的閱讀恰逢其時，而當年的閱讀經驗至今仍是我的思想資源之一。
前年秋天，我和我的同事、人文學院院長王傑教授一起到香港，回來時在機場停留，在書店看到一些有關“文革”人物的書。王傑說他當時在武漢大學讀書時，一位北京來的同學就說過“××是冤案”之類的話，這是當時大多數中國人所不敢想象的，我也是多年以後才有所認識。王傑隻是隨口一說，卻使我想到，如果我當年就知道或聽說過這些，可能會節約許多閱讀理解的工夫，可以在文化、曆史研究方麵有更好的成果。可惜其時我所在的是地方性學校，同學多來自蘇北鄉村，見聞總體有限。此時我再回想此事，也就更加明白了為什麼年輕學生都喜歡到重點大學、中心城市學習。一九七〇年代末的幾年，是思想解放、撥亂反正的時刻，某些信息、觀點、政策等可能會對一本教材、一個學科產生顛覆性的影響。因此對一個學生來說，在哪個學校學習、和什麼人在一起學習就很重要，小地方和大地方、鄉間少年和權貴子弟，在學習資源和知識起點上畢竟是有明顯差別的。幸運的是，我覺得這種情況現在有了很大的改觀。至少對文科來說，資料、信息等都很容易獲得，學生對環境的依賴要小得多。至於有些人希望利用各種學習的名目上下其手、拓展人脈資源等，那是另一個問題了。
說到人物問題上來，我們現在處於一個發展文化產業的時代，一個落實公民文化權利的時代，文化生產、傳播和消費都不再隻是傳統所謂“知識人”、“文化人”的專利，政策、機製、企業可能更為重要。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說，個別的人物似乎也不如整體性的民族傳統、敘事方式、符號結構、風尚潮流等受到更多的關注。但我始終認為，即使在今天的文化形勢下，文化創造依舊需要傑出的個體，他們的品位、能力、經驗仍然是我們研究文化所不能回避的。在文化上，不能搞一人一票，總是有少數人更有發言權。這也是本書文章寫作的動機。
初冬的江南天朗氣清，我懷念溫暖的南國，也特別感謝廣東人民出版社還記著我這個曾在廣東工作的人。
單世聯
2014年11月20日，在上海交通大學